内容提要 五四启蒙思想家对时间观念，对时间之轴上的古与今或古代、近世、现代、未来等时段概念进行了阐释，并从时间之维展开，讨论个体意义上的青年与老年，讨论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与老大帝国，讴歌青春活力，呼唤青春中华;他们还有旷远的空间意识，认真思考着中国以外的亚洲、世界、宇宙，思考着中华文化以外的东方文化、西方文明、人类文明，主张广泛吸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希望中国再次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可从外宇宙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内宇宙的心灵世界三个维度切入，去探寻五四启蒙思想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涵，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启蒙为指向的思想文化运动，展现了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世界发展、唤起国民觉悟的姿态。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启蒙思想家 现代意识 世界意识 新文化运动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4页。“五四”在纵横交错、变化莫测的时空之轴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深印痕，它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发生现代转向的“思想母港”，是中国人命运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联系的关键节点。作为那一场爱国政治运动、那一场思想文化运动、那一场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主角，五四启蒙思想家有着深邃的、旷远的时空意识，有着强烈的现代观念与宽阔的世界视野，致力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致力于追寻世界进步潮流，致力于建构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与张扬个性的中国新文化。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推动中国价值体系现代性转型中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因而成了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象征符号。五四启蒙思想家对时间流转、时代变迁，对时间之轴上的古与今或古代、近世、现代、未来等时段与所处20世纪的历史方位，有着清醒的自觉认知，也有着强烈的现代取向。他们还从时间之维展开，讨论个体意义上的青年与老年，讨论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与老大帝国，讴歌青春活力，呼唤青春中华，展望中华民族再现生机与活力的民族复兴前景。
时间是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续不断的系统。中華文化有着关注时间、关注时代的传统，哲人们围绕着“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进行持续不断的“古今之辩”，史家们以记叙时代变迁为职责、以“通古今之变”为追求，诗人们留下了“秦时明月汉时关”“江月何年初照人”等诸多千古名句。进入近代以后，士大夫们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对古今之变、对时代变迁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随后迎来的晚清世纪之交中，其时间意识、时代观念进一步增强并频频在其时论中使用了“世纪”“现代”等概念，如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称“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 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页。到了民国初年，中外历史上发生了从帝国到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划时代事件，且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取代帝制年号、干支纪年，这一切使得“五四一代”对时间、时代、时局、古今、现代这些概念变得格外的敏感，也显得分外的钟情。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着强烈的时间观、时代感与现代意识，尤为注重所处的当下即“现在”。他在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即以时间开宗明义：“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立足于“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的生存处境，表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4～75页。他在1916年初发表了《一九一六年》一文，要求青年认清处在“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的历史方位，认清“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他认为从世界的角度，“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预言1916年也将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时刻，“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01～103页。
蔡元培从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之维阐释文化教育，他要求教育以“担负将来之文化”为高尚理想，“教育为播种之业，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后，决不得以保存固有之文化为的，而当为更进一步之理想。中国古代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其例也。”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1页。他认为人类对时间流转、过往历史要有着自觉意识，“人类之进化所以远速于他种动物者，以其有历史。历史者，能缩若干人、若干时之记忆为一组，因得以是为基础，而更求进步”，历史时期的划分可长可短，长者“得画数百年或千年为一时期，如历史学家所谓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是也”。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他还于1922年为萧子昇（萧瑜）的《时间经济法》一书作序时批评了国人不爱惜时间，他说：“‘时哉勿可再失’、‘时乎时乎不再来’，吾国爱时之格言如此类者，不胜偻举矣;而吾国人乃特以不爱时著名于世界，应酬也、消遣也，耗时间于无用之地者，不知几何人，其或朝夕力行，每日在八时以上且无所谓休息日者，宜若可以纠浪费时间者之失;而核其效率，乃远不及他国人八时以下之工作。” 萧瑜：《时间经济法》，“序言”，商务印书馆，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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