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干预”与“自由”
凯恩斯自认为是标准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指出政府干预只是为了保证需求水平与充分就业的一致性。哈耶克也不赞同自己是“自由放任”的代表，表示市场经济必须被嵌入法治之中才能运行。
哈耶克：您关于经济管理的理论推断本身没有问题，但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您假设那些经济管理者都是一些无所不能、纯正廉洁、不用考虑选票的人，相信他们能够把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起来，而不会偏离合理的路线。您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设想由一批相互联系的精英分子来管理国内的经济组织，权利的分散和下放只到精英这一层即可。
我在1945年12月《个人主义：真与伪》演讲中强调指出：“只要社会受到控制或指导，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控制或指导它的个人心智力量的限制。”如果现代心智妄自尊大，不尊重不受个人理性控制的任何事物，而且也不知道在哪里止步，那么，一如埃德蒙·柏克告诫我们的那样，“我们的视域及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将不断地萎缩，直至把我们的所思所虑最终限制在我们的心智所及的范围之内。”
危机发生后政府救市虽有短期效果，但最好办法是市场自身调整。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经济衰退是对政府信用扩张和央行超发货币所导致的资源错配和生产结构扭曲的一种“逆转”。它是一种天然的疗伤药和清肠剂。如果人为阻止萧条的到来，延长繁荣时间，则将来萧条的时间会更长。阻止萧条的时间是在繁荣期，而在繁荣期我的话谁也听不进去。
凯恩斯：回视1926年出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这确实是一部有缺陷的作品。我批评了“自由放任”的不现实假设，结论是不能用抽象的方法来确定个人和国家行为领域的合理界限，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对国家和个人各自应该做什么事做出明确的区分。要克服由“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带来的弊病，就必须“以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贷加以控制，这个机构同时还应当对经济活动的事实进行搜集和传播。”总的说，这本书写得太仓促，内容厚度不足以支撑起所立观点。
哈耶克：现在甚至许多一流学者都把我们分别视作“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的代表，这是不准确的。本人一向反对“自由放任”的提法，因为“自由放任”没有提供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的标准，与放任自流的意思一样。市场经济必须被嵌入法治之中才能运行，因为法治明确了允许和禁止政府做的事情，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凯恩斯：从伊顿求学开始，我就阅读大量的经济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著作，是一个标准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只不过认为政府的政治纲领需要一定程度的改革。1910年3月，我与友人一起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度假期间，认真研读了斯密的《国富论》，感叹这是一本奇书！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讲要“回归斯密，告别凯恩斯”，显然不知道这段往事。我与斯密还在6月5日同一天出生呢。
因此，希特勒两年时间内使300万人得到再就业的奇迹，对我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不否认经济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有序的并能进行自我调节，政府干预最终只是为了保证需求水平与充分就业的一致性。我也不支持国有化，确保个人获得最大可能的自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明确指出：“除了要实现对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不断调整的中央控制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更多的理由来使经济生活社会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因为我对回到19世纪的自由放任经济一直持怀疑态度。历史条件变了，充斥着不确定性，而人类的有限理性又远远不能掌控这些不确定性。更糟糕的是还不得不在其中进行决策，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困境。
《致命的自负》中提到：“凯恩斯相信，和遵守传统的抽象规则形成的世界相比，他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后果，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一批评是不准确的，甚至歪曲了我的哲学思想。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逻辑学和统计理论。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其思想本质在于阐述一种真实的不确定性理论及人类理性的局限，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供哲学基础。与传统的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不同，自己眼中的概率是不可数量化的。发展逻辑概率理论的目的，旨在为人们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和“动物精神”两句话为我带来了太多的非议，其实只要理解了不确定性和不完备知识的哲学原则，就不会误解了。这一哲学原则导出的重要结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把行为目标锁定在近期而不是长远要更加理性，因为近期目标实现的概率更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世界中，企业家采取行动的标准不是理性的计算，而是自发地行动。“动物精神”从来不是指“无所事事的冲动”。卡恩反对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化为“曲线图和代数碎片”，认为“一直强调预期心理的绝对重要性，其受风险和不确定性影响巨大，这是他（凯恩斯）的最大贡献”。明斯基虽然没有对《概率论》作过深入研究，但却是能够通过《概率论》来认识、考察和研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少数学者之一。他说过：“在解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凯恩斯首先还是《概率论》的作者。”您把“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大帽子扣在我头上，显然找错了对象。
寻找“中间道路”
哈耶克称自由市场为人们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最高效、最廉价的机制，并认为需要在自由与计划之间划分界限。凯恩斯认为哈耶克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现实性，而其一生都在寻求这条理智的道路。
哈耶克：尽管我们两人都强调不确定性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但有很大的不同。在您那里，不确定性和无知是产生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而在我这里恰恰是人类存在的前提条件，即“我们对世界越是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学问越是深入，我们有关自己不知道什么的知识，以及我们有关自己的无知的知识，也就越重要”。
您强调不确定性，是为了解决不确定性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畏惧和不安，担心人类理性无法担当起把人类从不确定性之中解救出来的重任。这是看待不确定性的一种消极方式，也是一种对世界的乐观主义态度。与此相反，我认为正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使得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市场秩序成为一种绝对的必要。这是看待不确定性的一种积极方式，也是一种对世界的悲观主义态度。特别要指出的是，任何降低不确定性的做法都将压缩人类行动的自由空间，完全消除不确定性也就意味着自由的完全丧失。历史表明，自由市场为人们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最高效、最廉价的机制。
凯恩斯：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用在了哲学研究，这对本人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一时被选入“信使会”，碰到了一些世界级的哲学大师。后来，我从哲学研究慢慢转移到经济学研究，结果大家倒并不怎么关注我的哲学研究。而您从经济学研究逐步转向哲学研究，并且由此享有盛誉，经济学研究反而不为人知。我赞誉您是“欧洲最杰出的头脑糊涂的经济学家”，里面的“头脑糊涂”指思想太复杂了。
您曾把自己称作“柏克式的辉格党人”，而我早在伊顿求学时就对柏克感兴趣，我写的论文《埃德蒙·柏克的政治原则》参加过剑桥大学英文写作竞赛并获了奖。长期以来柏克所倡导的保守主义思想，对英美国家的政治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一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柏克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是批判计划体制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但他没有区分自由体制的“中心结构”和“外围工事”，过于强调“谨慎”原则而反对任何理性的社会改革方案。
哈耶克：您秉持“维多利亚式的妥协”，认为必须不惜代价捍卫自由体制的“中心结构”，而“外围工事”有时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一旦放弃一些“外围”，为政府干预提供依据并开创先例，实际上就不存在一个何时刹车的临界点。
到了论战后期，我感到两人之间的分歧在于方法论，没有必要再在技术性问题上耗费时日，便投入到“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研究计划，集中精力写了《通往奴役之路》，告诉人们：“一旦市场的自由运作受阻超过了某个程度，计划者就被迫要扩大控制范围，直至一切都受其掌控。”
凯恩斯：当时我是在乘船赴美国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途中读到了这本书。同事的批评甚烈，但我认为“这是一部宏伟的著作，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说出了很多应该被说出的……在道德和哲学层面上，我几乎同意您的所有观点，不仅是一般的赞同，而且是充满感情地赞同”。但也找出了一个弱点，就是您虽然承认在自由与计划之间划分界限是个问题，但并没有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线，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现实性，结论是“在思考和感觉都正确的社会里，危险的行动也可以是安全的”。这封写给您的信，是自己政治和经济哲学最重要的自白。
纵观一生，我一直在寻求介于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与计划经济原则之间的“中间道路”，认为这才是一条理智的道路。1917年12月，我写信给母亲，担忧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比米塞斯挑起计划经济不可行性论战还早了三年。1925年和1928年，我与夫人莉迪娅两次到访苏联，感到“他们为了试验的成功而不顾及任何实际效果”，“不相信这个国家能够被治理好”，并写了三篇文章发表在《国民周刊》上，后以《俄国掠影》为书名出版，这是本人最富有雄辩力的著作之一。自己对计划经济的评价是：“它全然是机械性的，人们并不知道如何使它变得有生气。”1945年3月，同事建议战时配额供应和管制不但继续下去，而且还要加大力度，并设想用苏联计划经济的方法指导国际贸易。我认为这个方案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带来极大的风险，并使我们暂时从一流大国的地位中退出”。最后一次访美归来回到财政部上班，发现同事将国民收入和支出放在一个预算年度中作为政府收入的预测，感到非常气愤，希望战时计划经济自行死亡。
哈耶克：如果政府的“危险行为”常态化，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对自由的感觉，带来极权主义的危险。“正确的感觉”由于政府的不断干涉而消失殆尽，严重侵损市场经济的力量。
矛盾和迷人的组合
哈耶克认为，除了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其与凯恩斯在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方面的认识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哈耶克称，经济思想史中没有比其与凯恩斯更为“矛盾和迷人的组合”。
哈耶克：我还记得您在1946年2月政治经济学俱乐部聚会上宣读的论文，实际上是“反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明确表明要依赖“长时段的古典经济学的机制”。该年4月，您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后告诉同事的一番话，是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忏悔：“20年前，我试图把‘看不见的手’赶出经济思想，但现在我越来越依靠它的力量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凯恩斯：有很多人讲我经常出尔反尔，思想缺乏一贯性。这主要缘于本人的现实主义态度。我向来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实际问题，注重实际操作。只要事实和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自己愿意退而求其次。同时，思想发展也有一个演变过程。
我有幸与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共事或生活。有两位亲戚得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先后与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1972年得主希克斯，以及为瑞典学派作出过贡献的1977年得主俄林、米德成为同事。希克斯发出了“希克斯之问”：“到底谁是对的？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米德发现了“米德关系”：“如果将收入对储蓄的影响加总，就可以发现储蓄增加的值等于第一轮的外生投资增加值。”这与卡恩的“乘数效应”理论成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两个基本理论支点。
此外，史上最伟大女性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是我的学生，她的先生罗宾逊也是听了我《和平的经济后果》演讲后才决定学习经济学。罗宾逊夫人、希克斯等被称为“新剑桥学派”，与美国“凯恩斯主义”代表人汉森的学生——以萨缪尔逊、托宾、索洛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发生过“两个剑桥之争”。他们是“第一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开始发生以卢卡斯、萨金特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以萨默斯、耶伦、伯南克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学派之间的论战，煞是热闹。
而我们俩的理论源头，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赛尔曾指导缪尔达尔学习经济学，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英国，发展了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论证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对消除失业和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缪尔达尔当选为瑞典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及贸易与商业部长，将理论付诸实践。他还与您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他声称对于向经济学这样不科学的领域授予诺贝尔奖是不恰当的，自己接受奖项的唯一原因是诺贝尔委员会在自己没有完全睡醒之前就打来电话。
哈耶克：对缪尔达尔与自己共同分享诺贝尔奖一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缪尔达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转向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分析，尤其是在社会平等问题上投入了极大热情，但其逻辑是不科学的。我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中写道：“尽管机会平等这个说法乍一听来颇具吸引力，但是，一旦这个观念被扩展适用于政府提供的便利条件的以外范围，那么机会平等的主张就会变成一种完全虚幻的理想，而且任何力图切实实现它的努力，都极易酿成一场恶梦。”
凯恩斯：我也希望塑造一个能消灭所有不平等和造成不平等原因的社会，但不想制造一种针对个人的平均标准，对社会政策一贯不感兴趣。在离世前几周，我与您在剑桥见了面。我宽慰地向您解释，自己提出那些观点的时候，时代正迫切需要之。还暗示您不必惊慌：“如果它们变得危险，我会迅速掉转公共舆论方向。”并用手迅速地挥动了一下，示意到底有多快。
哈耶克：过去我们虽然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无法完全说服对方，也无法彼此完全认同，但通过今天的对话，不仅发现两人之间的分歧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共识。
除了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方面的认识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另外，我们两人都拒绝用完全知识、完全竞争假设来构筑经济学理论，都对经济学研究中应用数学有深刻的不信任感，都反对把主观效用的比较作为收入再分配的合法基础。后来有人把奥地利学派称作“关于时间和无知的经济学”，也取自您“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势力”这个说法。您有“一个设计两个构思”，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我也有“一个发现两个发明”，即利用分散知识的方法、货币的非国有化和民主理论。本人的许多文章，在您担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经济思想史中没有比我与您更为“矛盾和迷人的组合”了。就个人而言，我在很多方面对您怀有极高的敬意。
凯恩斯：我们私人友谊也一直不错。我为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附近找了住所，您的儿子拉里也在学院教授生物。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是您的学生，他的父亲当过我小时候的家庭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深夜时我们两人手持铁锹和扫帚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上巡逻，以防德军飞机轰炸这座古老建筑。以前我们见面时基本不谈经济学，只谈哲学、历史和珍本书籍等，讨论经济学主要通过私下通信，今天破了规矩。
最后谈诗吧。当年学院有一位叫施劳斯的同事，以翻译中文诗歌而出名。而与学院结缘最深的中文诗歌应该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了吧。2008年在我钟爱的国王学院后花园，为徐志摩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诗碑。诗碑上刻着《再别康桥》里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哈耶克：我用一句刚才突然想到的诗来应和：“改变不了过去，就改变现在和未来。”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2期。
（作者杜益民系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政协副主席；作者谢建江系宁波永裕进口葡萄酒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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