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为谁爱谁更多一点而互不服气；现在结果出来了，你输了，因为你没有陪我到老！”谷迎宾将这句话“狠狠”地写在微信上。丈夫张国春去世至今已整整半年了，她仍无法释怀。4月14日下午，在国防大学的兵棋大厦里，谷迎宾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回忆起丈夫当年的点点滴滴，忍不住就红了眼圈：“他选择了兵棋，我选择了他。”
报告和想定数据查询3个分系统的设计开发。这3项攻关极为关键，直接决定着兵棋系统是否能紧贴实战、反映实战。怎么把战争和指挥员的指挥意识展现出来，系统真不真，数据是基础。一次，当实验数据加载到模型之后，一组某型飞机的侦察距离数据在运行中暴露出问题。张国春严肃地对助手说：“飞机的侦察距离到底是多少？是300公里，还是320公里？这可不能弄错！这是关系到谁先发现谁、谁先击中谁的致命问题。”
在那个由海量数字构成的世界里，张国春和战友们将信息化战争所涵盖的全部内容，以数据模型的方式导入计算机，用一个个抽象的数据，演绎了一场场可视的战争态势，还原了战场的实景，为部队指挥员了解和适应未来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研工作者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谷迎宾说：“他们常年在封闭的实验室里工作，科研任务艰巨，工作环境恶劣，电磁辐射严重。但无论年轻年长，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铆着劲地干工作。”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总工程师司光亚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团队，已经整整8年没休过暑假，7年没休过完整的寒假。周一至周六，每晚九点半之前都属于正常上班时间。”
2011年，中央军委在国防大学组织了一场评审会，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国防大学研制的大型兵棋推演系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原始创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至此，我国在兵棋系统发展上，由望尘莫及，一跃而与外军强手并驾齐驱。
打响0.99场战争
2011年6月，华北某演兵场上，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诸兵种联合作战演习进入白热化阶段。在各参演部队的“中军帐”里，一场运用兵棋系统的战略战役对抗演习也箭在弦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张国春和他的战友们坐在电脑前各自遣将布阵，与外面部队同步展开作业。图文声并茂的危机情况显示在眼前，让人仿佛置身于激战正酣的立体化战场。
为了使兵棋系统更贴近部队、贴近实战，真正成为0.99场战争（接近实战），张国春和战友们带着研发的系统，多次从实验室走上“演兵场”。
2013年7月上旬的一天，一场重大演习在北京及某地同时展开。就在演习开始前不久的系统检查中，张国春发现系统运行的个别参数设置出现错误，而这些参数直接关系到演习的真实性。为保证演习质量，他和战友几宿没合眼，经过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结症：原来在海量的数据流中，有两个相近的参数颠倒了。最终，问题排除，演习顺利进行。
演习结束后，张国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才知道岳父因突发脑出血刚刚去世。他立刻赶往天津，可没等料理完丧事，便又被派往某地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执行任务期间，张国春发现自己老是头晕看不清东西，但他依旧挑灯夜战，直到完成演习保障任务。
这是张国春生前最后一次出征。回到北京后，他再也挺不住，到医院做了检查，并被诊断为脑部胶质母细胞瘤，恶性程度为最高的4级。
“来生有机会再报答你”
听说丈夫得了如此重病，谷迎宾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她向记者回忆：“我带着他跑遍了北京和外地在神经外科方面比较有名的医院，所有医生都说，必须手术。”
2013年9月5日，张国春接受了第一次开颅手术。手术前，他拉着妻子的手说：“迎宾，今后你一个人将会吃更多的苦，这些年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来生有机会再报答你。”谷迎宾强忍住泪水，紧紧地抱住丈夫的头，不住地安慰他。但当夜幕降临，她一个人跑到医院的开水间里哭得昏天黑地。
那次手术后，张国春还能与人进行简单的对话。12月6日，谷迎宾带他去复查。她比划着告诉记者，丈夫颅内原本只有鸡蛋大小的脑瘤变成了3个那么大。20天后，张国春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那之后，张国春的记忆丢失得更多。曾经最亲的妻子、最宝贝的女儿，变成了“陌生人”。胡晓峰带着获奖证书去医院看他，他连证书上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了。但他仍记得兵棋。他带的研究生打电话说要去外地演习，不能来看他了，他还含含糊糊地反复念叨：“大家都去演习了，本来我也要去的，可我去不了了……”
2014年9月，张国春病情加重，住进了309医院。谷迎宾也辞去幼儿园教师的工作，专心陪护他。她每天都祈祷，盼望奇迹会发生在丈夫身上，可只维持到了10月15日，张国春还是走了。
张国春病逝后，单位粗略地替他算了一笔账——从事教学科研的这些年，他加班的时间相当于又多干了两年；而按照国际通行的编写一行代码价钱为17美元的标准，共编写程序、代码量两万余行的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张国春用自己的生命，为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大计的课题做了最详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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