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和郭永怀之间的交往堪称伯牙子期之交，在当代中国科学界被视为典范，传为佳话。2013年6月6日，我们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采访了郭永怀遗孀李佩先生，就钱学森和郭永怀在美国的结识、科研、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创建力学研究所、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诸问题进行了口述访谈。
李佩，祖籍江苏镇江，1918年出生于北京，193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41年从西南联大毕业。1947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次年与郭永怀结婚。1956年随郭永怀回国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英文，1978年组织创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钱学森是郭永怀的“小导师”
1939年，郭永怀通过中英庚款留学生考试，前往英国学习应用数学专业，后来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改到英属国家加拿大留学。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求学，师从该校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格，1941年完成硕士论文《可压缩黏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后，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开始在冯·卡门指导下读博。
此时，钱学森已经博士毕业并且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被聘为学校的助理教授，正在研究力学界和航空界的前沿问题——上临界马赫数和下临界马赫数的问题。1941年郭永怀到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后，冯·卡门也让郭永怀研究这个问题。所以钱学森有时候会指导郭永怀，也就成了“小导师”。1945年郭永怀完成《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钱学森当时评价说：“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钱学森和郭永怀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还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关系很好。
1946年秋，郭永怀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到康奈尔大学工作，因为正好冯·卡门的另一个大弟子西亚斯在康奈尔大学主持航空研究院，这是一个理工结合的学院。郭永怀被聘请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做西亚斯的助手，历任副教授、教授。而这一年，钱学森也从加州理工学院转到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两个学校都在美国东部。于是钱学森就开着车，带着郭永怀“自驾游”3000多公里，先是送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然后自己再开车到麻省理工学院。
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是在1947年2月。那时我刚刚到康奈尔大学劳工与国际关系学院进修，中国同学会邀请郭永怀给他们讲“火箭技术”，郭永怀在报告中谈了宇航事业，介绍了他的“小导师”钱学森在这方面的研究。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钱学森这人非常聪明，对力学问题非常清楚，所以非常佩服。因为我从中学毕业到上大学，整个过程都是在抗战时期，对日本人恨透了，要有能够搞军事科学的人回国，就不怕他们了。不久，郭永怀告诉我，钱学森要到康奈尔大学参加学术活动，让我帮忙接待。中午，郭永怀陪着两位好友进门向我介绍：“这位是钱学森，这位是林家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林家翘，都是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
回国前的日常与科研生活
那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做研究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比如周培源、林家翘、傅承义、孟昭英、毕德显、钱伟长等等。我们这些年轻人经常到周培源家里聚餐，因为周培源当时已经成家。每次聚餐大家都带来蔬菜、鸡、鸭、鱼、肉，钱学森、孟昭英和毕德显的厨艺非常不错，所以经常主动承担做饭的任务，其他人就负责饭后洗碗。那时钱学森已经有私人汽车，他就经常开车载着我们这几个人找最好的中国饭馆请客吃饭，或者到郊外野餐或游泳。好几次，我们在钱学森家吃饭，都是钱学森亲自下厨，厨艺真不错。
这段时光真是令人很怀念的，可是好景不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中国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钱学森也想回国却被美国拘禁，因为当时美国的一个海军司令认为钱学森对美国的事情知道太多，放走了一个钱学森等于放走了五个师。而且和钱学森一起参加火箭小组的马林纳已被证实为共产党员身份，钱学森于是也有“通共”嫌疑。
钱学森被拘禁之后，关在科米诺岛。蒋英去探望钱学森回来后，跟我说钱学森一下子瘦了好多。钱学森出狱后又打官司，又去移民局听证会，而且美国安排人员整天在他们家外面，怕他们逃跑了。有一次，蒋英跟移民局说：“我又不是搞军事的，是搞音乐的，你是否能把钢琴还给我。”后来钢琴就还给蒋英，蒋英说有了钢琴在家里可以弹弹琴，消遣一下，脑子轻松一点。钱学森也曾跟我说：“我有的时候，脑子在考虑一个问题，一听她弹琴，问题就想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合作非常好。”
1953年，钱学森被禁止回国期间，邀请郭永怀到加州理工学院一起做科研。因为按照美国大学的规定，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已经7年时间，可以带薪休假半年去国外讲学或旅游。郭永怀原来应英国力学界大师赖特希尔邀请到英国讲学，但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允许中国人离境。所以钱学森就邀请郭永怀到帕萨迪纳，一起做研究。于是我们搭乘了横穿美国的火车到了帕萨迪纳，在钱学森家附近租房子安顿下来，钱学森和郭永怀一起做科研，讨论高超生黏性流动以及奇异摄动理法等问题。
此后一直到回国之前，是他们两人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两人一起合作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但两人也各有偏重点，郭永怀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黏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钱学森重点在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方面，后来都出了书。另外，郭永怀在这个阶段发展了Poincare，Lightill的变形参数与变形坐标法，它可解决边界层前缘的奇异性，1956年钱学森在《Advances in Applied Mechanics》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其中K就代表郭永怀。
回国后共创科学与教育事业
在帕萨迪纳的时候，我们两家人住的地方很近。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钱学森和郭永怀大多数时间在谈论一旦将来能够回国，有哪些亟待解决的工作要做。郭永怀曾经说过，等到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形势才能转机，我们才能回国。幸运的是，我们没有等到1960年的总统大选就看到了希望，于1955年和1956年先后回到了祖国。
我记得蒋英跟我说过，她去买菜回来，看着空篮子下面有张画报，上面有毛主席与陈叔通的合影。后来钱学森就写了一封信给陈叔通，先是寄给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再次买菜的时候投到商店的信箱里面寄出去了。蒋华收到信之后赶快寄到国内，才有了后来大使级会议点名要钱学森回国的事情。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给郭永怀写过邀约回国的信。那个时候郭永怀和康奈尔大学的合同还有一年时间才能到期，就回复钱学森说：“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课没上完，而且还有一个科研项目要到明年完成，我们要比你们晚一年。”后来，郭永怀给钱学森写过好几封信，表达了即将回国的心情。而钱学森也已经把郭永怀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希望郭永怀回国后到力学所工作，做气动力学方面的工作。
1956年2月2日，钱学森给我们写过一封信，让我们回来的时候带计算机，如果要纳税，力学所可以代办，并且还关切我们也可以带电冰箱，因为北京夏天还是要冰箱的。同时在信中强调要：“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请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另纸书名，请兄转大理石（即Prof. Frank. E. Marble， 著名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退休教授）托他买，我改日再和他通信。”
1956年9月11日，在我们踏上祖国的时候，钱学森本来是要到深圳罗湖口岸去迎接我们的，后来因为有事而未能成行，于是委托何祚庥转带了一封信。钱学森在信中说，已经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为郭永怀准备了“办公室”，是一间在二层楼的朝南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时一排松树；同时也已经安排好住房，离办公室只需五分钟的步行。并且希望郭永怀在填写志愿的时候“只写力学所”，因为中科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颇能说明钱学森对郭永怀的信任。1957年，当组织上问钱学森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钱学森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
钱学森和郭永怀回国之后不久，都感觉中国的科技事业不能光靠回国的几个人，一定要通过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年轻科技人员，于是就想到办“宇航学院”。后来力学所党委书记觉得办宇航学院，不是力学所就能办得起来的，因为还涉及教育部和财政部。于是他们就将这个想法汇报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那里去，郭沫若也说他一个人决定不了，而且发现中科院很多研究所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都想通过专门的学校培养年轻科技人员。于是郭沫若找到各个研究所的领导商量，经过讨论后一致认为不能只靠回国的几个科学家，最后就决定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以说钱学森和郭永怀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始人，后来我们说钱学森回国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但是起初是中国宇航学院。
我和郭永怀回国后住在中关村北区13号楼，钱学森他们一家住在14号楼，两家人挨很近。当时蒋百里夫人蒋左梅女士也和钱学森他们住在一起，年龄比较大了，我经常去钱学森家跟蒋左梅女士聊天，她的中文讲得特别好。钱学森和郭永怀去力学所上班的时候，每天都一起走过去，也就十分钟的路程。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力学所的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1968年10月中旬，郭永怀从西北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在北京机场飞机着地时失事，不幸遇难，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钱学森晚年的时候很少写回忆文章，但是1980年1月16日，在编辑《郭永怀文集》的时候，钱学森写了一篇怀念郭永怀的文章：《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钱学森在文章中回顾了他和郭永怀近30载的交往，称郭永怀和他“最相知”，表达他对郭永怀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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