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3日，在辽阔的南海西沙海域，“探索一号”科考船在万顷波涛中轻轻晃动，船上所有人都在静静等待。下午5点多，“深海勇士”号深潜器浮出了海面。只见82岁的汪品先纵身一跃，稳稳地跨上最后一级阶梯，走出了深潜器。
“我们中国人也能下潜了！2010年之前，世界上只有日本、美国、法国、俄罗斯4个国家拥有载人深潜器。”记者见到汪品先时，老人朗声笑道。汪品先是我国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他探索大洋近40年，从没想到，在过了退休年龄20年后，迎来了科研事业上的重大突破。
一生与海洋结缘
耄耋之年潜到海底，这在此前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汪品先2017年被查出前列腺癌，登船时还随身携带着治疗用的针剂。工作人员和学生纷纷劝阻，可汪品先很坚决，这是他“蓄谋已久”的挑战：“喊了半辈子进军深海，总得进到海底有个亲身经历。”
“深海勇士”号在海底航行了四五公里，观察采样逾8个小时。当汪品先神采奕奕地走出深潜器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汪品先第一时间给远在上海的妻子孙湘君发了封邮件报平安。
汪品先与海洋有着特殊的缘分。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与海洋有关的大事：一是从事深海科考研究；二是创办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现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汪品先出生在上海南京路上一个普通的家庭。8个月大时，父亲去世，母亲抚养他长大。1955年，高中毕业的汪品先前往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回国后被分到华东师范大学。他回国那年，华东师大正筹建海洋地质系，然而当时连条舢板船都没有，海洋科研无从谈起。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上海“62722工程”筹备组，任务是筹备海洋石油钻探工作。为响应中央培养海洋地质人才的号召，汪品先和同事建议华东师范大学招收学习海洋地质的学生，得到批准。
同年，华东师大成立海洋地质专业，十几位工农兵学员入学，成为第一批新生，汪品先回到华东师大任教。1972年，这支“海洋地质连队”的师生从华东师大开进了同济大学，3年后，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系正式成立。
新系建立之初，物资、师资力量缺乏，也没有合理的管理体系。单身老师的宿舍是消过毒的原肝炎病房，实验室是废旧车间，而一台对不上焦的显微镜，就是当时的全部实验设备。但时代的发展变化惊人，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一切都不一样了。1978年，汪品先受石油科学代表团邀请，去美国、法国访问两个月，成为改革开放后同济大学访问西方第一人。
在美国访问时的一个晚宴上，汪品先结识了大名鼎鼎的美国海洋科学家洛勃里克。在交谈中，汪品先知道了“深海找油”这个概念。两个人越聊越投机，只觉相见恨晚。通过洛勃里克的讲述，汪品先第一次知道原来人也可以下潜到海底去。他如痴如醉地听洛勃里克描述着奇幻的海底世界，心向往之。
回国后，汪品先依然与洛勃里克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时常通过书信交流。1981年，在洛勃里克和时任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的推荐下，汪品先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以45岁“高龄”负笈德国，在基尔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基尔曾经是德国海军基地，后来成为德国海洋科学的中心。在这里，汪品先触摸到了国际海洋科学的前沿，受到了震动。“自古以来，所谓的海洋开发都是从外部利用海洋。而当代的趋势，却是进入海洋内部，深入海底去开发。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1982年回国后，汪品先正式主持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工作。在他的努力下，1985年，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中唯一的海洋地质学博士点。
汪品先认为，海洋开发的重心正在下移：“现在全世界开采的石油1/3以上来自海底，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要追上发达国家，我们必须搞清楚海底是什么样的。”1985年，他的《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学》在德国和中国联合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包括世界上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科学》在内的十几家杂志纷纷评论。法国杂志评论说：“中国海洋研究崛起了。”
在研究过程中，汪品先把眼光瞄向了南海。汪品先和南海结缘已久，1977年，他就在南海进行了第一次科考—南海第一口探井“莺一井”在莺歌海镇开钻，他在岸边进行岩芯分析。
1997年，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以每年50万美金会费成为“参与成员国”。大洋钻探的航次根据各国科学家的竞争安排—每个耗资逾700万美元的钻探航次由国际专家组根据成员国科学家提供的建议书投票产生。这一年，汪品先提交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建议书，得票最高，一举拿下ODP184航次。
两年后，ODP184航次在南海实施，年过6旬的汪品先担任首席科学家，登上了美国科考船“决心”号，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在南沙海域，当第一口井开钻时，美国船长下令升起中国国旗。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汪品先的心中似乎也涌出了鲜红的热血。
2005年，汪品先又促成了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的“马可·波罗”航海科考，继续担任首席科学家。这一次，他乘坐的是法国船。
“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科考船。”回顾30多年的大洋科考生涯，汪品先感慨万千。那么多年里，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很多个夜晚，他在实验室里通过显微镜观察微生物，投入到忘了一切，直到半夜要回家，站起来时才发现两条腿都是麻的，要在原地站很久很久，才能移动脚步。而如今，老人积累的知识全都派上了用场：“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时机。”
30年分離，“我们终于有了家”
因为对海洋事业的卓越贡献，1991年，汪品先当选中科院院士。说起评选院士的这段经历，汪品先很淡然：“我们那个年代没人关注这个，当不当选无所谓。”后来，有人推荐他的夫人、植物学家孙湘君参选中科院院士时，汪品先还站出来反对，不希望夫人参与评选。
汪品先和孙湘君在莫斯科大学同一专业留学，他们从同学成为知己，最后发展为恋人。回国后，孙湘君被分配到北京科学植物研究所，二人两地分居长达30余年。直到 2000年，孙湘君退休后来到上海，两人才得以团聚。
“汪品先是世界上最好、最优秀的男人。”说起丈夫，已白发苍苍的孙湘君眼睛里闪着光，毫不掩饰对丈夫的倾慕之情。“在莫斯科大学，他是系里指定的班长，他的俄文在我们当中是最好的。那时候听课，教授用俄文讲，我们坐在下面很难听懂，但汪品先能把教授讲的内容全记下来。每逢考试，不仅中国学生向他借阅笔记，就连苏联同学也去借阅。他写的俄文作文，老师看了以后直夸文笔好，还在校广播台播送。”
回国后，汪品先和孙湘君在同济大学的礼堂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在此后的30年中，两个人多次商量团聚。汪品先想调到北京来，但同济大学怎么也不肯放人，科学植物研究所也不愿意放孙湘君去上海。就这样，两个人分居在两地，只能鸿雁传情。每年，汪品先利用10天的探亲假，从上海坐火车硬座到北京探望妻子。孙湘君住在植物研究所的单身宿舍里，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只能摆放一张双层床。汪品先去时，看到妻子趴在下铺的床头上写论文，顿时鼻子一酸。“那时候条件不好，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这么多年，真是难为她了。”
现在孙湘君来到上海，汪品先也有人管了。“他一工作起来，一整天都不知道喝水，我就泡了茶，监督他喝；他以前工作到深夜才回家，现在我规定他晚上10点必须回来。”同济大学原本给孙湘君安排了办公室，但她不愿意去，她把汪品先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当成了自己的办公室。“她就想和我一起办公。”汪品先的脸上漾起甜蜜的笑。
30多年的分离，从青丝到白发，让两个人格外珍惜现在朝朝暮暮的时光。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因为办公室停电，汪品先只好回到家中办公。“我看到他坐在书房的书桌前伏案工作，就觉得这才是个家。30多年过去，我们终于有了家。”说着，孙湘君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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