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是不需要理由的。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刻，你都会为之触景生情。
也许那是你拈起一根草、看到一棵树的时候，也许那是你打开一本书、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只要你心里惦记着他，世间的任一物件，都可能是他的影子，都可能勾起你的联想和思念。
清明节前的一天，我走进母校延安大学，绕过校园，避开熟人，悄悄到文汇山拜谒了那里一个平凡的坟墓。
坟墓里安葬着一个不朽的灵魂——路遥。我来到这里，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想法，只是突然间有了一个念头，好想看一看这个人。文汇山在延安大学的后面。穿过校园，从有名的“东南亚”——延大师生对一条小山沟的戏称——绕过去，沿一条崎岖的小路上山，拐几个急弯陡坡，就是路遥的墓地。路遥的墓地不大，墓前黑色的雕像十分凝重，深藏在眼镜后面的那双眸子，直视着前面的校园和延河，依然在深深地沉思。
路遥是三年前去世的，英年早逝，事业未竟，抱憾而去。之后，有些人开始热热闹闹地写纪念文章，好像他们都曾和路遥是莫逆之交。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不愿拿起笔，挤进去凑那个热闹。因为，我朦朦胧胧地觉得这似乎有一种蝇附骥尾的感觉。现在，在那一片喧嚣热闹过后，已经没有人再写什么纪念文章了，我却突然觉得应该到文汇山去，看望那一个寂寞的人——路遥。
山洼里冒出了一片新绿，阳坡的山桃花纵情开放，我顺手折了几枝放在路遥的墓前。然后，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往事便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是１９７４年从黄陵县的农村进入延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深造的。那时候，延大只有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教、外语、医疗等几个系，大多是三年制，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他是中文系７３级，“文革”后招收的第一批学员，读大二；我是７４级，属于第二批学员，读大一；当时全系也就这两个班，都住在靠杨家岭旧址旁被称为一斋的石窑里。教室就在窑洞前教学小楼的第三层，两班的教室紧紧相挨，每每一下课，两班同学就走出来，站在那条开放式的楼道上说话。那时，我们虽然不是同班同学，但由于在一个系里，加之中文系经常在一起开展活动，所以大家相互并不陌生。路遥话语不多，像一个思想家，不善于在系上举办的各项活动中表现自己，但仍然引起了同学们的关注。因为“老虎不吃人名声在外”，据说路遥在延川时曾担任“红卫兵”某派别的“军长”，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气。后来，他急流勇退，潜心文学创作，在省内外发表了不少作品，思想深度和文学艺术造诣很高，使得大家对他刮目相看。有一次，在中文系大二教室开会，我正巧坐在路遥的课桌前，无意间瞥见他抽屉的一沓纸，拿出来看了一眼就被紧紧地吸引住了。那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散文，描写的是一个山村里的一片枣树和一群年轻人。文章只写了一半，还没有完成，但我已被那行云流水般的文笔、深情而优美的意境感染了……这篇散文后来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我又找来重新阅读了一遍。读他的文章，也是读他的人品，读他的思想境界。他陆陆续续发表的作品，在师生中造成了很大影响，不管社会上怎么看，大家反正对他是敬爱有加。
路遥在班上恐怕不能算是好学生，他不拘泥于课程安排，喜欢的课他认真听讲，不喜欢的课他便敷衍了事。他的心思在文学创作上，并不在乎每门课的成绩怎么样。同学们经常会看到路遥去图书馆，然后抱回一摞摞的外国文学名著。那时候，思想禁锢的余悸仍然存在，大多数学生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阅读的同学也不太多，他却比大家早走一步。他因创作经常出去改稿，有时候，很长时间不见他的身影，我们就会问他到哪里去了，这其实是一种深深的惦念。他回来了，我们便会跑去问问创作的情况，问问精彩的外面世界。他黑胖黑胖的，明显地驼着背，走路时吸着烟，低头瞅着地面，走路步子很重，一步一步地往前捣，只怕踏不实了似的。路遥不苟言笑，但待人和蔼亲切，说起话来鼻音很重，和同学们交谈起来，观点常常有奇异之处。有一次，我们说起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用词，他说：“有些词以反常的用法写出来特别生动，譬如‘他们吃得轰轰烈烈’，‘吃得壮烈’等，我看人家就用得很好。中国的词汇非常丰富，它所表现出来的感情、色彩、音响……一流作家可以把它用到极致，而蹩脚的三流作家只能死搬硬套。”谈起外国文学作家，以及对许多名著的评价，绝不随声附和那些“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更是令人感到新奇。他说得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但已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无法想象。他抽香烟很狠，下口很深而长，好像要把烟吞进肚里似的，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曾想，他的许多优美的文章大概就是用烟熏出来的，那些深沉的思想也许飘在那些袅袅上升的烟雾里……
从文汇山往下看去，延安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鳞次栉比，历历在目。操场上，学生们奔来跑去，正在踢足球、打排球。没有一个人朝山上投过来一瞥，也没有一个人发现有人正在注视着他们。
两年的同学生活很快便结束了。１９７６年夏天，路遥毕业了，分配到省上的《延河》杂志（《陕西文艺》后来恢复为《延河》）编辑部；第二年的夏天，我也毕业了，分配到了《延安报》编辑部。从此以后，见面就很少了。有一年，我写了一篇记述少年文学梦想的散文《土台寻梦》和记述儿时乡村生活的散文《猎獾》，寄给了远在省城西安的路遥。不久，路遥来信说稿子收到了，他看了感觉不错，已交给散文诗歌组的组长晓蕾老师了，晓蕾看了也认为可发，估计可能安排在下期《延河》上。晓蕾和李天芳夫妇是从延安中学走出去的诗人和散文家，在全省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文学爱好者的尊重，能够得到他们的首肯是不容易的。果然，过了不长一段时间，《猎獾》和《土台寻梦》就先后在《延河》上发表了。这两篇散文的发表，无形中激励了我的创作热情，使我在一段时间里激情迸发，陆陆续续写了许多散文。慵懒是我最大的毛病，干什么都不能持久。时间一长，加之工作太忙，这一点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在琐事的无情磨砺中慢慢地消失了。虽然路遥几乎每年都要来陕北体验生活，我们都能在延安见上面，听他关于文学的独到见解和宏论。但是，我的文学梦已经像肥皂泡一样烟飞灰灭了。
新闻工作是琐碎而忙碌的，从单纯新闻业务到业务管理，好像使人未老先衰了。有一天，老朋友李志武从西安打来一个电话，说他准备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改编成大型连环画，问我愿意不愿意与他合作。我听了有些犹豫，路遥现在是国内外有名的作家，这部获茅盾文学奖的巨著，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名著，改编成连环画他能满意吗？几天后，又接到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的一封信，说是李志武在西安专门到省文联找了路遥，希望能够改编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展现在青少年读者面前，路遥当即应允，并点名让我改编脚本。天乐曾经在延安报社工作过，宿舍就是我的办公室，经常是我上班了他还没有起床，他就睡着跟我说起了话，是我的好朋友。志武当时在市保险公司搞宣传，能照、会写、擅画，人品好，与我交往十余年，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两个人都说了话，路遥也点了我的名，他们这样的看重我，我还犹豫什么呢？不久，志武从西安回来了，带来了路遥同意将《平凡的世界》改编成大型连环画的委托书。当他兴致勃勃地将委托书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却是愁眉锁得正紧之际。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耗时数载，呕心沥血，用青春和生命凝结而成的一部百万字文学巨著。他还没有写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进行长篇小说连播，她一问世就引得多家刊物竞相刊发，不知道倾倒了多少热心读者和听众，被大家誉为“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人”。在四年一度的全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平凡的世界》经过与７００多部长篇小说激烈角逐，以其“史与诗”的恢宏画卷和炉火纯青的艺术魅力，名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对于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巨著，如何改编确实是一个难题。
这是一个酷热异常的夏天。我住在单位一座五层家属楼的顶层，房子每到晚上就吸足了热量，蒸笼一样闷得人大汗淋漓。晚上，我只穿一件裤头，爬在桌前一边读《平凡的世界》，一边构思改编连环画脚本。每个星期，我都要给志武送去一沓稿子，再由他绘画进行艺术再创作。在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全部６５６幅画面的脚本都完成了，我把它交给了志武。夏末秋初，路遥又一次来到了延安，我们拿了部分已经画好的连环画，到延安宾馆去看望他。路遥翻看着一幅幅摆在床上的画，不断地啧啧称赞，很是高兴。他说：“只有在陕北生活过的人，才能把陕北的山、水、人、物，表现得这么好！关中的画家、美术院校培养出来的画家，绝对画不出这种味来。”
其实，路遥这个时候已经有病了。在延安住了几天后又到榆林去了，他在那里找了一位老中医，一边进行创作一边调理身体。然而，他那个善于艺术思维的大脑，怎么也没有想到，肝癌的细胞已经严重地侵蚀了他的肌体。等我在延安再次见到他时，已经是在市医院的病房里，是严重的肝硬化腹水。不久以后，他便转院到了省城的西京医院。
这年秋天，李志武到西安去开会，并想趁便联系出版社，得知路遥住院后专门去看望他。大概路遥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在病床上写了也许是最后的一封信：
出版社：
由张春生改编、李志武绘画的《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就征得我的同（志）意，现工作已经基本作完，水准不低，本人完全同意出版。
路遥10.11
于西京医院病床上
这是路遥临终前的嘱托。为了这个嘱托，我们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路。那时候，这册６５６页厚的大型连环画，并不受出版社的青睐。我们写了动听感人的推介信，盲目地投到一个个出版社，大都石沉大海，杳如黄鹤。后来，陕西师大出版社终于慧眼识珠，与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平凡的世界》大型连环画虽然出版了，但却遇上了不景气的连环画市场，我们自己不得不包销了一部分，再走一次书生卖书的苦涩之路。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路遥的嘱托。更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平凡的世界》大型连环画在全国第九届美展上终于展示了她的辉煌——荣获绘画铜奖。这也是我们最感欣慰、最能告慰路遥在天之灵的事了！
我站起来，用手把路遥的塑像擦拭了一遍，又掏出手帕擦干净他的眼镜，让他的眼睛更明亮，看得更远。然后，静静地从文汇山上走下来。路遥虽然远离我们而去，其悲也罢，其哀也罢，但最不能让人忘记的是对他的恋念。这种感觉与其说是一种痛苦，倒不如说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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