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国后，政府为迅速改变我国乡村地区饮水卫生落后的状况和预防血吸虫病，全面开展了以打井为中心的改水运动。新修志书常常将打井作为血防、饮水改良的一项重要成就，笔者通过档案等资料发现，打井并没起到多大的饮水改良效果，对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防治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关键词]打井；饮水改良；江南；血吸虫病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96-06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多样而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疫病流行就是其一，在建国初期具有“病种多”、“流行范围广”、“危害大”三大特征。①就江南乡村地区而言，由于“地理环境有利于病原体的生存”和“民众并不注意环境卫生”，造成了“传染病的存在和盛行”。②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各种疫病的流行和所谓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展开了一系列的卫生防疫工作，如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防治（血防），饮水改良则是重要内容，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中开挖土井活动。
诸多新修方志等资料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陆续开挖了数量惊人的水井，基本都认为打井有效的改善了饮水条件，并将之作为血防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史学界，鲜见对建国后饮水改良中的挖井活动的具体论述，仅在一些非史学研究中稍有提及，也大多认为建国后的挖井起到了一定的饮水改良作用。
笔者通过档案等资料发现，1952至1978年之间，虽然江南地区各县开挖水井基本都有数万口之多，但是所挖土井大多是“弃而不用”，灶边井也是水质欠佳，打井并没起到饮水改良的效果，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所谓的改水成就基本只是一组组数据。因而，十分有必要对饮水改良与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的关系进行一番系统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饮水并非感染血吸虫病的主要途径
翻阅新修的县志、卫生志、血防志等志书，无不将“改水”或“管水”作为卫生防疫的主要内容加以重点叙述，如在《上海消灭血吸虫病的回顾》一书中，“安全用水”被当作成功预防血吸虫的重要措施与经验：
为了使流行区农民防止血吸虫尾蚴的侵袭，早在血防工作开展初期，本市就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多种安全用水方法。本市开展这项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即60年代以大打公用的大口砖瓦井为主；70年代改挖独家使用的小口井为主……随着四十多万口小口井（灶边井）的砌建，以及自来水厂越来越多地建立，使农村饮水卫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能避免血吸虫尾蚴的感染，以巩固血防成果，而且对整个农村卫生工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①
同样，在《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史》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至1979年，据海盐、海宁等35个流行县（市）统计，共建各类水井139452口……虽然井的质量及水质不够好，但对当时预防和减少感染起了重要作用。②
打井活动到底起到了多大“重要作用”，没有人详细说明。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建国后江南农村地区诸如打井之类的饮水改良活动对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起到的作用应该十分有限。
就血吸虫病而言，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饮用水并不是感染血吸虫病的主要途径。根据我国著名医学寄生虫学家毛守白先生的研究，人体成染血吸虫的方式大致可分为“生活下水”和“生产下水”，在平原水网区，居民感染血吸虫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接触河水则是主要的感染方式”，在流行地区，成年人“大多皆有因生活下水和生产下水而感染血吸虫的机会”。③
在当时上海市青浦县的血防宣传资料中，也明确指出喝生水感染血吸虫的机率很低：
喝生水是一种不卫生的习惯。喝了有血吸虫尾幼的生水，尾蚴可以从嘴里或食管钻进人的身体，使人生血吸虫病。但是得血吸虫病的主要途径，是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接触有尾蚴的水，尾蚴钻进身体而得病的。④
综上所述，饮水并非江南居民感染血吸虫病的主要途径。至于，新修志书将饮水改良作为血防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饮水与感染血吸虫病还是有一丝联系，再加上解放后江南地区的确开展了大规模、长时间的饮水改良活动，就没有对饮水改良进行具体分析。
二、打井工艺：因陋就简
建国后，政府为防治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改变广大乡村地区饮水极不卫生的状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井运动，从这一出发点来说，政府的行为无疑是值得肯定。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50年代起，战备思想也影响到打井活动，打井成了社会各阶层的一项政治任务，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打井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那个年代可谓不缺人，但物资是一道绕不开的槛，打一口符合卫生与战备要求的水井需要不少水泥、黄沙、砖瓦，甚至钢材等，这些在当时基本都是紧俏物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物资缺乏、财力有限，政府、集体都无力承担所有打井的费用与物资，结果只能依靠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来解决。政府、集体无力承担，广大农民其实也无力承担，结果，为完成打井这一政治任务，广大群众“土法上马”、“因陋就简”，不断简化水井的工艺，降低水井的卫生学要求，以图“省钱”、“省料”，从而创造出“土井（泥井）”、“灶边井”等等众多根本不合卫生要求的水井形式。
在上海，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房屋正常维修所需材料“尚难以解决”，根本无力用到打井工作中。若从经济成本上来计算，打一口“洋井”（砖瓦井），在当时绝对算造价不菲，每眼井得花“200-300元”，①即使打一口符合卫生要求的水井（土井）一般也需要“50、60元”。
这显然超越了当时政府的财力，无法全靠政府。于是，政府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打井变成了广大群众的一项政治任务。
在需要群众自筹经费的情况下，为完成政治任务，广大农民以“勤俭节约”为原则，“以土为主，士洋结合”，不断改进结构，降低造价，如此以来，基本只需要人力的泥井应运而生。
上海金山县，根据本地区的土质情况，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发动群众挖泥井。泥井井深3米，井口0.7米，井壁不用材料砌，就用原泥壁铲光，仅需做吊桶、井台、井栏需材料的经费，只要花“6、7元”，“省钱、省料”。②金山的泥井还做井台、井栏，有些地区进一步发展为更为经济的无井台、井栏的泥井，如同一个水坑。1965年，嘉善的丁栅公社红星大队挖了“不少室外土井，几户用一只”，但是很快井水都“变成死水、脏水”，不久“全部坍掉，损失极大”。井壁不经处理的土井易塌，不能经久，在此情形下，井壁稍作处理的，成本在10元左右的灶边井越来越流行。③
浙江平湖县农村系还平原水网地区，血吸虫病流行严重。当地群众自古以来都是饮用河水，“河水因受粪便污染严重，水质很差”。在从1965年7月开始，政府狠抓挖土井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县已新开土井1552眼”。来看看这些“土井”是如何挖出来的：
这种土井每眼只用一包水泥（约3-4元）和100块砖（拣破旧砖）做井台、井口，一个土井全部成本只是花一包水泥钱，三个人一天可挖一眼。一般2-3户人家挖一眼，有的1户挖一眼。①
在政治任务下，打井工作的确开展的非常快。但由于缺钱、缺物资，广大农民只图“挖掘便当，成本节省”，以期完成任务，从而造就了江南数量惊人的土井。
三、打井实际效果：水质欠佳，使有率极低
从江南地区的水环境角度来讲，浅浅的，不流动的土井的水质往往比不上河水，一般不适合饮用。如上海：
上海地区潜水水质基本可以饮用的，约占全市区的2/3；水质优良，完全适宜饮用的，只占20%左右；其余则水质较差，不适宜饮用，只能作洗涤、冲洗等其他用途；有的甚至水质极差，不能饮用，土井水就属这类水。②
下面，按挖井运动中最主土井（泥井）与灶边井来详细说明井水质与使有情况。
1、土井（泥井）：弃而不用
20世纪50年代开挖的土井（泥井），一般深不过3、4米，井壁、井底基本不做防渗处理，宛如水坑，水质可想而知。因而开挖的土井（泥井），大多弃而不用，很快坍塌。
透过新修志书中的描述，笔者发现建国后江南开挖的水井，农民大都不太喜欢使用。例如，在昆山，1951、1952年，县血防站防治小组在淀西、淀东、巴城等乡村，曾开挖土井20多口，由于“群众没有应用井水的习惯”，“不久即废弃”。1956年，昆山县8个多月时间，在淀东、菉葭、淀西、茜墩、石浦、花桥、城北、城南、陆桥等公社，“新挖了水井3490口”，“由于昆山农村没有用井水习惯，又缺乏管理，至60年代末，60%以上的水井已遭废弃。”③在武进有些地区，群众也因“提水不便，使用不惯”，出现“挖而不用”的状态。④在上海郊县，部分水井由于“农民主要因嫌提取井水不方便而被摒弃不用”。⑤
1965年，江苏常熟在农村推广开挖公井，第二年全县整修旧井8900余口，新挖公井4000余口，但因“汲水不便，乏人管理，大多废置”。⑥同年，金山县有土井3391口，但群众不愿使用，如“刘埝大队原有土井79只”，只有“2只饮用”；后来政府组织“专人整修”，也只有“1734只吃用了起来”，仅只“占51.1%”，其中“廊下公社只有28%，干巷30%，松隐28.6%”。⑦对此，新修的《金山县志》直接指出“没几年土井长期浸浊，坍损淤塞”。⑧在浙江海宁情况也是如此：
有计划的发动群众挖井，是从1965年开始的，到1966年初统计，全县共挖井2286口。当时所谓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所以极大部分为土井，因为没有砖石结构，除土质较硬的黄墒土外，都不能经久即倒塌。⑨
至于众多地区新挖土井出现“挖而不用”的状态，上述诸多新修方志动辄归因于群众嫌“提水不便，使用不惯”。①显然，这只是一个极其次要的原因，土井（泥井）水质欠佳才是根本原因。如嘉定娄塘镇，1968年全镇共有水井162只，其中瓦井47只，泥井69只，污水井46只，②因而嘉定居民“饮用河水现象还相当多”。
2、灶边井：水质欠佳
灶边井虽说井壁用砖瓦或水泥管等进行防渗处理，但毕竟是系浅层地面浸透水，若井址选择不当，或限于环境条件以及土质等问题，“很易受污染，不是长久之计，而只能是临渴掘井。”③
在上海宝山，1970年在彭浦、大场、庙行、顾村、杨行、月浦、盛桥等7个公社的部分生产队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土井较浅，“约3-4公尺”，“水源不够充分”，“易受到污染”。至1974年，宝山县共有土井8647口，大都“年久失修，水质混浊”。④嘉定的水井“多数细菌指标仍达不到饮用水标准”。⑤1979年，江苏江阴有各类浅水井3万口，“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仅占26.49%”。⑥
1981年，无锡县卫生防疫站劳卫科曾对全县浅水井水质进行了一次卫生学测定，抽样调查了锡东、锡西、锡北三个片59口水井（公井5口、灶边井5口、小口井49口），按国家颁发的生活饮用水标准（1976年）分类为一级水、二级水、三级水、四级水（依次为好、较好、差、不好的水），水井的水质“以二、四级比重较大”，公井水质较好，其次为插管井、小口井、灶边井，河水最差。水质分级“以二级水为多（58.3%），其次为四级水（21.7%），三级水（16.7%），一级水很少（仅3.3%），污染指标、感官指标及部分化学指标均有超标现象”。⑦
1982年初，沙洲县（张家港）抽样调查了992口土井，深度小于5米的有910口，占91.73%；727口无井台，占73.28%；644口无排水沟，占64.92%。如此构造的水井自然“易受到来自地面的污染”，井水混浊252口，占25.40%，井水有颜色213口，占23.29%。⑧
同年，浙江余杭县卫生防疫站也对全县水井水质进行了一次调查。通过在46个乡的水井调查资料中，随机抽查10个乡的总人数、饮用浅井水和自来水人数、痢疾病例数，分别计算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饮用浅井水、河水和自来水人口百分比与痢疾发病率。相关分析表明“饮用浅井水对预防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效果不明显”。后来还进一步调查了九堡乡八堡村等地的水井污染情况，调查浅井139眼，其中133眼井周围30米范围内有厕所、粪池、粪坑等污染源，占96%，井水均长期未作消毒处理。⑨
其实，在推广灶边井之初，灶边井的水质状况，政府是知道的。平湖县防疫站认为灶边井的水质“必须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来决定”，“不能与国家颁发的水质标准规定相比”。为此，平湖县防疫站编制了《挖简易土井参考资料》、《怎样挖土井》等资料，作为典型在浙江省推广。⑩
由于灶边井整体水质欠佳，随着时代的发展，八十年代后灶边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本世纪初新修的《吴江市血防志》指出：
由于公井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利用率不高；灶边井因与猪棚、厕所相距达不到卫生学要求，况且都是用浅表地面水，所以水质不符合卫生学指标而不再推广。①
总之，建国后，江南地区虽然开挖了数量惊人的水井，但是由于水环境的影响，打井条件的限制，水井的水质大都较差，居民的作为饮用水源的使用率也极低。
四、结语
综上所述，建国后，政府为防治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在江南地区全面开展了以打井为中心的饮水改良运动，打井变成一项政治任务。虽然，从理论上讲，井水受污染的可能要比河水、湖水等地表水小，但是由于物资、财力匮乏，广大农民无力承担打一口符合卫生防疫条件的水井，只好“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创造出“土井（泥井）”、“灶边井”等等众多根本不合卫生要求的水井形式。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后果往往并不达到真正的“好”，打井运动成为饮水改良中的“大跃进”。群众创造性的将打井简化成挖了水坑，结果千上万的土井基本是“挖而不用”，很快坍塌，井水也一直没有成为江南居民的要饮用水源。这样的饮水改良对传染病的防治起到的作用自然十分有限。
对于建国后的打井活动的评价，可以借用1981年桐乡县改水工作总结中的报告：
群众在这方面已花了大量的财力和劳力，虽不同程度改善了饮用水条件，但由于生产、生活习惯、居住条件、土质等影响，使用这些水的比例不高，也不持久，而且这几种形式都是分散的，不便管理，广大社员生活饮用水还是以河水塘水浜水为主，卫生状况较差，经我们调查，肠道传染病发病率高的地方都与饮用不卫生的水有密切关系。②
群众花了“大量的财力和劳力”，开挖了大量的水井，但是使有的井水“比例不高，也不持久”，广大社员“生活饮用水还是以河水、塘水、浜水为主”，没有起到预防传染病的作用。这不仅仅是桐乡一个地方的情况，它应该建国后江南打井运动的整体状况。在《上海市卫生志》中也指出上海市打井活动对“抑制肠道传染病发病的效果仍不显著”。③
至于建国后江南地区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防治成功的原因不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不过，可以肯定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流行病学志家袁鸿昌先生指出的，血吸虫病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政府领导下，有关部门互相协作，社会参与，方能奏效。④李玉尚先生则进一步指出传染病被控制在一个相当低的发病率，主要原因是消除传染病赖以生存的环境因素、提高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和对患者的进行治疗。⑤血防成功的原因可能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原因，或许钉螺查杀、“粪管”、耕作方式及医疗条件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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