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
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影响并不大。因为社会安定繁荣，普通百姓对宗教的需求不大。但是到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开始大乱，老百姓民不聊生。而且这一乱就没完没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整整四百年乱世，从皇室到民间，人人都深感世事无常。于是宣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佛教逐渐大行其道，信者如云，全国各地都大修佛寺，广渡僧尼。然而到了公元445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一次平叛的过程中，发现长安的寺院中存有大量武器，感到佛教势力已经成了一种巨大的威胁，于是开始毁释灭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灭佛行动。数年之后，太武帝身染恶疾暴毙，其孙文成帝即位，他认为祖父之死是灭佛的后果，于是再兴佛法。
僧人昙曜是文成帝的帝师，也是当时北魏的僧团领袖。他少时居于凉州，见过西来的石窟寺庙，在太武帝灭佛之时，他死里逃生，亲眼目睹了大量寺院佛像的毁灭，于是在复佛之后，他便开始构思修建石窟，目的是让佛像能长久流传，不会因为一时的政治迫害而彻底荡然无存。公元460年，昙曜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北魏皇室最尊崇的武州山上开凿五座石窟，每窟里立一主佛，象征北魏自道武帝到文成帝的五朝天子，号称昙曜五窟。其中连灭佛的太武帝也有一窟，是第十八窟，佛像伸手抚胸，似在扪心自问，袈裟上细密地雕满了大量佛像，非常精美，号称千佛袈裟。这在云冈是唯一的一例，大概是因为他灭佛过度，于是昙曜故意用大量佛像将其缠绕起来，使其不得脱身。
现在云冈石窟最出名的露天大佛，就是昙曜五窟中的第一窟，编号第二十窟，面容是仿照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而雕凿的。这个大佛很有特点，佛像肩宽体壮，短粗身材，袈裟浅密贴体，深目高鼻，留八字须，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的风气，是北魏初年鲜卑人的真实写照。鲜卑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所谓西伯利亚，其实就是鲜卑利亚。佛像为坐像，高13.7米，原本在石窟内部，但是由于当时的技术不行，洞顶坍塌，佛像就露在外面了，但这样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反而更大，对欣赏是十分有利的，唯一不利的是原来石窟前面总有运煤大车过往，大量的煤灰粉尘沁入石像，形成了一道道黑斑。
这尊佛像很有历史价值，因为它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帝王写实雕像。中国古代的帝王崇尚秘密政治，居禁宫，处九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形象如何。秦皇汉武威震天下，非但没有雕像，连一幅画像都没留下来。直到昙曜开凿五窟，才因为政治需要，把帝王的形象神化后雕刻在岩石之上，流传后世。这开了一个传统，此后的中国帝王依旧没有留塑像习惯，但是每当需要神化自身权威的时候，都会去把自己的面容做成神佛的样子，让百姓供奉参拜。
说远一点，其实佛教最早也是没有佛像的，在印度阿育王时代的桑吉佛塔上，佛祖的形象都用菩提树或者脚印来表现。直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把起源于古埃及的人像雕刻技术带了过来，才开始有了犍陀罗的佛像。所以，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石窟造像艺术其实是源于地中海地区。
公元471年，魏孝文帝冲龄即位，云冈石窟迎来了鼎盛阶段。当时主持朝政的是文明皇太后冯氏，她推行汉法改革，让国家稳定兴盛。但她是汉人女子，所以格外需要依靠神佛之力来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于是在冯太后的授意之下，云冈雕凿了大量华丽的石窟。
这个时期佛像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艺术特点和昙曜五窟大相径庭，显示北魏的艺术已经高度趋于汉化。此时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大量的“对坐佛”，就是一个佛龛供奉并列的两尊佛。我们都知道，佛寺的主佛一般是一个或者三个，一个是如来佛释迦牟尼，三个是横三世（东方药师佛、中央如来佛、西方阿弥陀佛）或者竖三世（过去燃灯佛，现在如来佛，未来弥勒佛），基本上不会有两个佛祖成一对的情况出现。然而当时政治形势需要，必须把皇帝和太后列为“二圣”，于是僧人们绞尽脑汁，从《法华经》里找出如来佛和多宝佛对坐说法的场景，然后大加颂扬。
除了特殊的对坐佛，此时期雕凿佛像的数量和精美程度也是其他时期不能比的。特别是第六窟，用33幅浮雕把佛祖一生的故事全部雕在了上面，是云岗石窟的精华，人称“佛传洞”。这是中世纪宗教传播的标准方式，因为当时书籍难得，识字的人更少，用图像传播最为简单，欧洲也是如此，就像法国亚眠大教堂的墙上雕满了圣经故事，因此被称为“亚眠圣经”。另外这个时期雕刻的大量供养菩萨、伎乐飞天和佛教宫殿也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证据。因为南北朝时期的文物留存极少，无论建筑还是绘画都几乎无从考证，只有从云冈的石雕上，还能看出当时服饰和乐器的样子，还有建筑斗拱的做法，堪称是考古的活化石。
云冈的第五窟里，有一尊高约17米的佛像，这是云冈最大的佛像了，据说是按照魏孝文帝的样子雕的。魏孝文帝是南北朝最著名的皇帝，他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摇身一变成了汉人皇帝。迁都之后，地靠故都平城京（今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就成了无本之木，再没了大规模为皇室开窟的景象，只有民间还在陆续开凿一些小窟，而这个时候中国石窟的主要舞台，也随着皇帝去了河图洛书之地，那就是著名的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定鼎嵩洛。在迁都的前一年，孝文帝的堂兄沙门慧成已经开始在伊阙的龙门山上凿石窟了，之后云冈的工匠随着皇室南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凿工作。
然而当时人没想到的是，龙门的环境和云冈有很大不同，云冈的砂石比较松软，容易雕凿出巨大的佛像和石窟，而龙门地区山石坚硬，开凿难度很大，所以龙门石窟的规模其实是三大石窟里最小的一个，而且洛阳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千年以来的战乱和毁佛运动不断，所以龙门石窟也是保留情况最差的一个。
宾阳中洞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北魏宣武帝为了颂扬孝文帝的功德而建的，开工于公元500年，前后凿了24年，用工高达802366个，耗费钱粮无数，却只开出一个高不到10米，宽深各11米的中等石窟，里面的佛像只有8.4米高，还不及云岗第五窟中孝文帝佛像的一半，可谓是选址失败的“最佳范例”了。更可惜的是，洞中前壁本来雕有多层浮雕，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文物贩子凿下，卖到国外，现在成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了。
说实话，文物被盗运出国固然可惜，但毕竟是留下来了，今天还能看得到。真正可惜的是那些被无端破坏，让后人再也看不到的文物。龙门石窟被破坏的佛像居然占到了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几乎每个洞窟里都有没头没脸的佛像。这其中固然有小一部分是被民国的文物贩子凿下去卖了，但更多的还是毁于灭佛运动。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灭法，全国的佛寺几乎被扫荡一空，龙门石窟紧挨着东都洛阳，受损颇为严重。幸运的是，龙门石窟在文革中没有遭受破坏，当时红卫兵们已经在所有的大型佛像上用粉笔写了“砸”字，准备把龙门石窟从地球上抹去，但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洛阳市委紧急召来了另一拨红卫兵与之对抗，才让龙门免于更大的劫难。
龙门石窟受损虽重，但它能闻名于世，说明留下的东西依然很有价值。比如最早由慧成开凿的古阳洞，其规模虽不能和云冈那些大窟相比，但石雕题记很多，魏碑书法中的极品《龙门二十品》，几乎全在这一个洞里，其书体在隶书和楷书之间，刚健质朴，是历代书家必修课。
龙门石窟在北魏开凿的只占一小部分 ，更多的是盛唐时期的作品。龙门石窟最经典的大窟叫奉先寺，宽36米，主佛高达17米，耗时21年开凿而成，规模宏大，雕刻精美，为各窟所不能比，甚至连云冈诸窟都略逊半筹，几乎所有关于龙门的宣传照片都出于这一个窟。按照唐人的记载，此窟是由天皇李治所建，天后武则天为此专门捐助了脂粉钱两万贯。考古界目前基本认定，奉先寺主佛卢舍那佛的面容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做的。大佛面容圆润丰满，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武则天当时已经快50岁了，她捐出两年的脂粉钱，从人性上说，也是想把自己好看的样子留在人间。当然，武则天后来践祚称尊，也一直用自己是佛陀转世这点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盛唐留下的东西总是很好的，但是在此之后，龙门石窟也停止了发展。因为国家开始动乱，中原成了战场，皇帝们纷纷“幸蜀”，去四川逃难。于是石窟的舞台也来到了四川，而且也不再是皇室的宣传工具了，变成了民间的艺术杰作，这个时期的杰作就是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
四川能成为中国石窟最后的繁盛之地，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让唐王朝陷入了几乎覆灭的境地，北方经济崩溃，皇室和衣冠之族纷纷入蜀避难，而四川的经济状况很好，百货云集，市面繁荣。大量的僧尼和石匠随着皇室入蜀避难，让四川的佛教石窟有了极大发展，也获得了当地官员和民众的支持，这为四川成为石窟文化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石窟和北方不同，它们依托的不是皇室的意愿，而是老百姓和官员们的买单捐助，所以有更多的市场化色彩。如果说北魏和盛唐的北方石窟主要重视宗教性的神圣，那么唐末到南宋的四川石窟则有更多的世俗情味。
四川的石窟有很多，其中最经典的是今天属于重庆市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的名字其实起错了，应该叫“大足石窟”，它是大足境内五处石窟的总称。民国史学家杨家骆在1945年发现了这里，一开始他只是根据县志判断这里有古物，便组织了“大足石刻考察团”。等亲眼看到了才发现这是国宝石窟，惊呼“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但名字已经传出去了，于是将错就错，再没改过。
大足石刻这个世界遗产有很强的地域性，它主要有五处，分别是：北山石窟、宝顶山石窟、南山石窟、石门山石窟、石篆山石窟。这些地方打包申遗的唯一原因是它们都在大足境内，其实旁边一县之隔的四川安岳也是石窟之乡，其中颇有几处经典之窟，只是地理原因没选上。实际上，世界遗产的评定也有很强的地域因素，就像韩国庆州的石窟庵，只有一窟，佛像高才3米多，居然也成了世界遗产，要是放在中国，怕是几百年也轮不上申报了。
大足石刻中年代最早的是北山石窟，肇始于唐景福元年（892年），是由当地刺史韦君靖所开。历经五代至南宋，前后共雕了250多年，留下290个石窟，犹如蜂房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在长500米的岩壁上。由于是当地官员和士绅所开，所以论单窟的规模是不能和云冈、龙门相比的，但精美度相当之高。例如唐末的“无量寿佛经变相”，在一片岩壁上雕出了西方极乐世界，宫阙连绵，人物多达500余个，是同类石窟中的极品。
北山石窟最经典的，是里面大量精彩的观音造像，从千手观音到不空绢索观音，门类齐全，被誉为是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石雕进入宋代以后，诸佛菩萨彻底完成了汉化，衣冠华丽，体态优雅，极尽装饰之美。北宋的“转轮经藏窟”， 里面有六尊菩萨像，衣饰华贵，全呈女像，是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经典之作。
宋代大足石刻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佛教以外的石窟。大足石刻是当地人修的，买单者总是说了算的，有什么信徒，就会出现什么石窟。宋代道教盛行，于是出现了很多道教石窟，南山的三清洞和石门山的三皇洞是其中的代表作，工艺非常精良，明显是开凿佛教石窟的工匠做的。此外还出现了孔子的神像，等于是儒释道三教都成了石窟的题材。
大足石刻的巅峰，也是中国石窟最后的大绚烂，是南宋的宝顶山石窟。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1174—1252），密宗大阿黎赵智凤用了70年时间，集川中能工巧匠，在这里开凿了大片石窟群，用于宣传汉传密宗柳本尊教派。宝顶山石窟规模宏大，由于是一人主持所开，所以题材无一重复，从六趣唯心开始，到柳本尊正觉成佛为止，系统地用图画展现了一个大宗派的思想体系，是中国雕像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成就。
宝顶山有几处作品堪称奇观，包括六道轮回图、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以及巨大的卧佛等，都是丝毫不次于云冈、龙门等皇家石窟的大成就。特别是千手观音，一般千手观音像只有40只手，而这个居然有830只手，雕满了整整一面墙，细密繁复，堪称绝世奇观。还有卧佛涅磐像，长达31米，周围环绕诸天菩萨，前面设九曲黄河，令人难忘。宝顶山还有一个特点，是把佛经故事里大量关于生活起居的情景近乎完美的雕了出来，精确地展现了南宋时期四川民间的生活状态，这是北方石窟所没有的，其中“养鸡女”等几幅作品现在已经成了大足的名片。
宝顶山最后的一组雕像，是密宗的十大明王像。但是没有雕完，斧凿痕印，斑斑可见。现在估计雕刻中断的最大原因是蒙古入侵，大军所过之处生灵涂炭，“环千里荆榛矣”，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再继续石窟的创作了。
宋亡之后，密宗消失了，大规模的佛教造像也再没了延续，中国艺术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就此随着大足石刻的戛然而止，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但是前人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岩石难雕，同样也难以破坏，这些惊世的艺术品，跨越了时光的洗礼和战乱的纷争，一直留到了今天，成了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世界遗产，想来那些希望自己思想永传后世的古人，也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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