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时突然打断他并冲上台的几位中年男女，还有不停往家里打骚扰电话威胁他的陌生者。
然而一旦不谈经济回到生活里，他就有些无所适从。这位老当益壮的经济学家在生活领域形同“白痴”，就连飞机上简单的选餐也得依赖妻子。“要虐待他真的太容易了。”妻子赵燕玲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与女神谈恋爱
茅于轼出身南京名门世家，父亲是铁道专家茅以新，伯父是桥梁专家茅以升，但在东北开火车的他依然要为单身发愁。
某次舅妈的儿子偷偷给他看了一张女孩子的照片。那是他和赵燕玲的第一次“相遇”，一见即钟情。1953年6月，24岁的茅于轼走进苏州狮林寺巷63号，终于看到渴慕已久的女神：穿着蓝花点白短衫和一条时髦灰裤，19岁的富商小姐赵燕玲眼含情，眉带笑，素雅灵动。赵燕玲同样被茅于轼的气质吸引。跟成天围着自己转的老师同学不同，这个年轻人沉稳而淡定。
回到齐齐哈尔后，茅于轼每周都给赵燕玲写信，一封封皆石沉大海。他急得咬牙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给赵燕玲发了一封电报——这成为当时最奢侈的情书。
这封质问她为何不回信的电报，成了他们走到一起的催化剂——赵燕玲的追求者拦得住那些信，但拦不住本人签收的电报。
一封封信件往来，他的才气和理想被赵燕玲看在眼里。从护校毕业后，赵燕玲只身来到齐齐哈尔，两人开始进一步交往。
齐齐哈尔的生活环境远不及苏州。第一次吃饭，看着碗里黄澄澄的小米饭，赵燕玲误以为是喜欢的蛋炒饭，细嚼后立马变脸。茅于轼注意到她不习惯， 再吃饭时，赵燕玲碗里每次都盛满白花花的大米饭。他不懂浪漫，只知道怎么做才对她好。那时每人每月只有十碗大米，茅于轼总设法调剂给她吃；赵燕玲喜欢拍照，茅于轼陪着她转遍齐齐哈尔的每个角落，用四处租借来的相机为她留影。
赵燕玲出众的外形条件很快惊动了这座美女稀缺的城市。东北“狼多肉少”，垂涎赵燕玲美色的人往来不绝。更有人眼红茅于轼，想法设法给赵燕玲打小报告：听说茅于轼和前女友复合了。
外界的流言蜚语从未让两人产生过猜忌。茅于轼包容赵燕玲因美貌惹出的流言，赵燕玲则根本不屑于那些无中生有的绯闻。
苦难历程
1955年，两人顺利成婚。两年后，茅于轼被召回北京，成为铁道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想大展宏图，噩运却接踵而至。
1958年5月，儿子茅为星刚刚出生，茅于轼便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山东藤县劳改。他的离开让觊觎赵燕玲美貌的人蠢蠢欲动。一天夜里，她刚哄儿子睡下，突然听到有人在敲窗玻璃，跟着传来隔壁某位局长的声音。赵燕玲婉言相劝，对方却死缠烂打。更有居心叵测者打着组织的旗号威胁她和茅于轼离婚。赵燕玲从不动摇：“如果他真的反党反社会，不用你说，我早就离开他了……他有什么不好？只是说了一些真话。”
她不认为自己被丈夫连累了。因为不和茅于轼“划清界限”，赵燕玲被红卫兵抓去剃了“阴阳头”，爱美的她为能出门，偷偷到亲戚家“借”了头发，自己做好假发再出去买菜。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几乎在一夜间就适应了事事亲为的贤妻良母角色。最苦的时候，积蓄、嫁妆全部都充了公，茅家人的衣服全是赵燕玲一针一线，用最廉价布料做成；她还要照顾全家人的吃穿、为亲戚谋职、带孩子。
要顾及的人事太多，赵燕玲只能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结婚前就患上的胃溃疡，因为丈夫下放后的巨大精神压力和贫乏的物质条件屡屡复发。她常常突然腹痛难忍，每当此时，赵燕玲总是躲到僻静处，把被血染红的纸巾悄悄扔得远远的。
茅于轼不止一次谈到：“我这一生中最值得写的人就是赵燕玲。”这是并不浪漫的他对妻子最由衷的赞叹，亦是发自内心的愧疚。
半路出家的经济学家
1978年，茅于轼正式平反，回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开始经济学研究，并提出“择优经济学原理”。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经济思想为他进入经济学界打响了头炮。那时，他已年近五十。
赵燕玲第一次“抱怨”茅于轼：“你这么辛苦，半路出家图什么？别折腾了！”茅于轼笑道：“国家需要这个，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1985年，茅于轼调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次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家庭的重担又一次落在了赵燕玲身上。
父亲茅以新患了老年痴呆，身体每况愈下，煤球都会拿来吃。照顾他是赵燕玲的头等大事。她总是匆匆出门又匆匆赶回，匆匆放下菜篮就奔到公公床前，和声细语哄孩子般给他喂药。等老人睡下，保姆又来投诉婆婆的任性——晚年罹患恐惧症的婆婆凡事只信任儿媳妇。
过度劳累加上糖尿病、胃溃疡，赵燕玲多次拎着菜篮子晕倒在回家的路上。但她不想让丈夫分心，只要把家人照顾好，茅于轼就能专注研究。
在她心里，他早该获得这些荣誉：出版改变一代人的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用新锐的观点和犀利的态度赢得“经济学界的鲁迅”称号，入选“美国Marquis1993～1995年度世界名人”。
两个人的“黄金时代”
最苦的时光已经熬过去了。公婆相继去世，儿子和女儿先后成家立业去了国外。剩下夫妻俩把曾经的苦难当做松弛的回忆，相依相守。
早上6点起床，到书房开电脑，收邮件发微博，浏览新闻阐述观点。这块14英寸的屏幕既是他与外界联系的窗口，也是他没有硝烟的战场。
书房里，茅于轼“笔墨横飞”；客厅外，赵燕玲忙着一日三餐、家务，并客串茅于轼的前台：接电话、复印文件、发传真、寄信……在个人生活上，赵燕玲是这个家的“独裁者”。
“你想吃什么？”她问。“你烧什么我吃什么。”他答。他习惯了由妻子为自己做选择。即便在飞机上选餐，“牛肉的、鱼肉的还是鸡肉的？”他的回答依旧：“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事业上是他独裁，他做的事情，基本上我都支持。”2012年茅于轼给天则所捐了100多万元，包括弗里德曼奖的奖金，赵燕玲没半点劝阻。但她会为一些“原则”问题跟茅于轼撒气。一些网友通过邮件问他怎样才能致富或是向他借钱。如果夫人不知道，茅于轼就会偷偷给陌生人寄钱。赵燕玲不知为这样的事数落过他多少次。她担心的不是钱，而是害怕丈夫被利用，他的心太善。
茅于轼雇佣打字员将家里笔记本上记录的联系地址、电话等输入电脑，说好250元一天，打字员工作了5个多小时就完成。就薪酬问题，夫妻俩又有分歧：赵燕玲觉得一天是8个小时，不同意按一天算，但茅于轼觉得“对方是社会底层人士”，应该多给一点儿。
“我说你不能破坏市场啊，市场有价有市，都照你这样还不乱了。”赵燕玲义正言辞地用他的经济理论辩护。茅于轼在一旁只能点点头，哭笑不得。
只要在北京，茅于轼再忙也会每天挽着太太的手到附近公园里散步，有时候两人也会跑到电影院去看大片。周围小年轻一片欢乐，两个八旬老人坐在电影院里既不吭声也不出气：茅于轼老年耳朵不好使，赵燕玲则是眼花看不清。
对于两人而言，这种弥补的心情，更像是为了追回年轻时失去的美好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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