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学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空前绝后的深入研究，其中有大量著述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了地理问题，为了解决诸多繁难问题，清人运用了各种考据手段辨方证地，这些手段大致可分为排比文献法、援经证地法、斟酌史事法以及立足地学法等四种，体现出了清儒精湛的辨析思路和卓越的考证水准，从而将地理考据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键词：清代地理学史；地理考据；研究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人地理考据文献集成与研究”（14CTQ040）
中图分类号：K9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4-0121-06
清人常谓义理、考据、辞章为学者必备之资①，而考据一事正为其标榜求真徵实之根本依托，传世文献涉及地理问题者比比皆是，故清人纷纷致力于此，辨方正位、考古释地，对大量地理疑窦进行了深入研究，所考既博，所辨复深，故其所得可谓亦巨。具体而言，清人地理考据的主要对象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山岭水体等地理实体的名称、区域、走势等问题，后者则涉及古邑故国等历史遗迹的命名、位置、沿革等问题，而尤以后者为重。然清人于其地理考据手法绝少谈及，遑论专篇详述，近代以来学者对清人考据方法虽有所研究，但多属举其大要、泛泛而谈，而具体到地理考辨则多不著一辞，实为清代地理学史研究之一大缺憾②。清人地理考据整体成绩和学术价值需通过深入研究具体实例方能明了，而分析实例又必须将落脚点立于归纳抽绎其具体的考据方法，非如此则有失沉实，颇有流于空乏之虞。故本文拟从清人著述所见地理考据方法入手，条分缕析，以类相从，藉实例以展现清人治经辨地之全貌。
一、排比文献法
清人进行地理考据的最基本方法是排比文献。所谓排比文献，是将可信材料中所记载和提及的相关地理信息罗列出来，若是所记没有差异，则视之为定谳；若所记有两组和多组不同说法，则再进行反复比对、考辨甄别，最后选定其中一种作为结论。这是清人考辨古地最为常用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今天进行地理考据理应首先采用的办法，其间水准高下之分在于对文献记载的钩辑与互证，在讨论地理问题时，清人最常使用的地理文献是《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春秋经传集解》三部，次者则为《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乃至宋元方志、《大清一统志》，其他史籍亦有广泛征引。其著例，如沈钦韩辨焦瑕，《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卷5“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条：“《续志》：河东解县有瑕城，刘昭引前年入瑕《传》，又于猗氏县下引此年詹嘉处瑕《传》，云在县东北③。皆非也。《水经注》：河水又东菑水注之，西北迳曲沃县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处此以备秦，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为积古之传。按：僖三十年《传》：许君焦、瑕，杜预亦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史记·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围我焦、曲沃；《汲郡纪年》：惠王后六年，秦归我焦、曲沃。《传》以焦、瑕孪称，而后此以焦、曲沃孪称，则曲沃即瑕之变名，皆在弘农陕县，于晋为河外，而解与猗氏之瑕，非秦所侵及詹嘉所处，明矣。”④ 沈氏极为精当的将《水经注》、《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连缀排比，以证河外曲沃有瑕地之名，文简而义明，堪称精彩。焦、瑕之辨由来已久，顾炎武以为胡、瑕音通，則瑕在河外弘农湖县⑤；江永则以为焦在河外，瑕在河内，许君焦、瑕，包举大河内外之地⑥；杨守敬亦以为：瑕在河内，杜注见改窜，原文当为“（焦瑕）河内外之二邑”⑦；均不如沈说透彻，刘昭注及所引《地道记》皆误，当以瑕地在河外为宜。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亦据《战国策》以陕州西南二十里之曲沃城为故瑕，以为《晋地道记》所谓猗氏之瑕乃《左传》成公六年珣瑕之瑕，旧说误混二瑕为一地⑧，是也。
古往今来之学者，于古史文献记载抵牾之处，往往纠结于认定某家，争论于孰是孰非，而清人却颇能深析地理情势，寻绎歧说成因，化解所谓矛盾，从而得出令人较为信服的结论。如胡渭辨“大陆”所在，其云：“《汉志》钜鹿县：《禹贡》大陆泽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赵州昭庆县，隋为大陆县，有大陆泽；深州陆泽县，有《禹贡》大陆泽，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钜鹿县，大陆泽一名钜鹿泽，在县西北，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芦、菱莲、鱼蟹之类充牣其中，泽畔又有咸泉，煮而成盐，百姓资之；赵州昭庆县，广阿泽在县东二十五里，即大陆别名；深州鹿城县，大陆澤在县南十里；又陆泽县南三里，即大陆之泽是也……愚窃谓唐钜鹿县东境，亦汉钜鹿县地，泽在西北，接昭庆界。盖一泽跨二县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钜鹿县北’，孙炎所云‘今钜鹿县广河泽’者也。而志家唯以平乡为古钜鹿，求此泽而不得，遂言今尽为丘陇，岂知《元和志》独详于钜鹿，原不在平乡界邪。”⑨ 文献所载大陆所在各不尽同，至唐又歧为四县，胡渭详度地势，精辟的指出大陆虽名为一泽，然泛滥蔓延，实跨数县之地，志书分县各述，遂至疑义。这样的考辨思路为解释文献记载中有关先秦地理之分歧矛盾，提供了一把甚为有效的钥匙。此法对后世学者更加合理地考证经学地理，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清人既娴于排比文献、罗列众例，复能由辨方释地反证文献讹误，可谓圆融通贯，互相发明。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左传校勘记》卷9“小榖”条曰：“‘春，城小榖，为管仲也’，顾炎武《日知录》据范宁《榖梁解》以小榖为鲁邑，而疑《左氏》之误，孙志祖云：《春秋》之言榖者，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孙归父会齐侯于榖；襄十九年，晋士匄侵齐至榖；又成十七年《传》：齐国杀庆克以榖叛；则齐地之名榖而不名小榖，灼然矣。小榖应属鲁邑，《左氏》不应谬误若此，后读《公羊疏》云：二《传》作小榖，与《左氏》异。始悟《左氏》经本作‘城榖’，此与申无宇所言齐桓公城榖而寘管仲焉语正合，故杜注以为齐邑，又引济北榖城县中有管仲井以实之，今《经》、《传》及注俱作‘小榖’者，乃后人据二《传》之文而误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无从是正。”⑩ 今检《春秋》庄公三十二年云：“春，城小穀”，杜注：“小穀，齐邑，济北穀城县城中有管仲。大都以名通者，则不系国。”杜注云云，乃据《传》文而言，本年《传》文云：“春，城小穀，为管仲也”，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1“城小穀为管仲也”条：“小榖不系齐，疑《左氏》误。范宁解《榖梁传》曰：小榖，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榖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榖城当即此地。杜解以此小榖为齐邑，济北榖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11、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榖’不言‘小’者：庄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榖；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榖，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榖；成五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榖；四书榖，而一书小榖，别于榖也。又昭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榖及管仲所封在济北榖城，而此之小榖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12 顾氏认为《经》书小榖不系齐，故疑《左氏》误，其基本依据是范宁《春秋穀梁注》以及孙复《春秋发微》。此外，顾氏更从《春秋》本经出发，详细梳理了穀与小穀在全经出现的情况，得出《春秋》“四书榖，而一书小榖，别于榖也”，“《春秋》四书之榖及管仲所封在济北榖城，而此之小榖自为鲁邑尔”的结论，从文献的角度证明了穀与小穀确实有别，当各属齐鲁，是也。阮氏则引孙志祖语以补顾氏所列《春秋》诸穀之不足，又从《公羊注疏》所言逆推唐时《左氏》作“穀”而非“小穀”，从而匡正传本之误，甚是。由此达彼，复自彼返此，如是逆而用之之法，非仅见于此，援经证地、斟酌史事亦然，可见清人已将考据之学化为一片，信手拈来，无往而不至矣，古人曰举一隅而反三，清人当之无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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