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过去的扶贫工作经验，提高扶贫工作效率，达到良好的精准扶贫的效果。
国外学者围绕贫困与反贫困、扶贫瞄准、扶贫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蕴含着精准扶贫的思想与理念。20世纪50年代，世界银行及相关学者以发展经济学为研究工具，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他们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贫困产生及持续的原因并试图寻找解脱贫困的路径。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又使学术界开始关注扶贫瞄准问题，西方学者认为有选择性地实施社会政策可以在减少财政负担的同时保护市场竞争。例如Sen.在1985年初步指出，政策扶持要投入到教育培训领域以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Sen.Amartya.Commodities and capacities.Amsterdam：North Holland，1985.，后来又进一步指出即使是再严格的瞄准，在实际中也会遇到信息不对称、受益人口被污名化、不均衡权力结构被固化、扶贫项目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支撑等问题。Lardy（1988）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主要关注扶贫资金投放的领域及方向的问题，认为投入到农业领域比投入到工业领域能够给贫困人口带来更大的收益LARDY NICHOLAS. Agricultural in China’ 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关于扶贫瞄准工作的具体操作实施办法方面，NG Wingfai（2000）等提出有效的扶贫政策应瞄准到乡镇，并且认为实施乡镇瞄准具有低成本的优势，此外在技术方法上，扶贫瞄准主要有个体需求评估法、指标瞄准法、自我瞄准法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瞄准法四种NG WING-FAI.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China，1983—1992.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0.。2001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进一步细化或印证了Sen的观点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2：Making Trade Work for the World’s Poor.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1.。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集中进行对农民贫困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黄序和（1985）分析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户摆脱贫困之间的关系黄序和：《有些农户為什么还不能摆脱贫困——对福州百户农民家庭生活水平的调查分析》，《学习月刊》1985年第2期，第44—45页。汪三贵（2007）通过数据分析，分析了中国农村扶贫计划的村级瞄准效率汪三贵：《中国新时期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第56—64.。近几年在扶贫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应用的相关研究中，总体上看，囊括了资金投入、政策支持力度、扶贫效果等多维度指标。付英（2011）从政策相关性、扶贫效率、扶贫效果、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入手，建立了针对贫困地区的综合性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付英、张艳荣：《兰州市扶贫开发绩效评价及其启示》，《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5—30页。 高波等（2014）认为当前的财政资金绩效考核更多只考虑了当期的财政扶贫形成的增长数量效果，并未考虑增长质量，提出应综合考虑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建立新型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高波、王善平：《财政扶贫资金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86—89页。陈晓丽（2015）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扶贫投入、扶贫效果等四个方面的一级指标模型，对湖北民族地区的扶贫绩效进行了评价陈小丽：《基于多层次分析法的湖北民族地区扶贫绩效评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76—80页。焦克源等（2015）将《中国农村扶贫纲要》实施的2001-2011年十年作为研究区间，从贫困基础、人文发展和生产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少数民族贫困县扶贫开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扶贫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焦克源、徐彦平：《少数民族贫困县扶贫开发绩效评价的实证研究—基于时序主成分分析法的应用》，《西北人口》2015年第1期，第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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