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中国早在1950年代末就致力于人造地球卫星的理论探索和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就积极倡导开展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1958年5月17日，正值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之际，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地球卫星。受此鼓舞，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荣臻随即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和王诤，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人造卫星的发展规划。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中国科学院581组”，“581”就是把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之代号。这是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协调及研究机构设置，等工作。
但是由于受到“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中国提出了要研制高能运载火箭、放重型卫星等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1959年1月中国科学院根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现在发射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的意见，提出了“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的发展步骤。1960年2月29日，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设计的小型液体火箭T-7M发射成功，9月13日该院研制的第一种实用型液体气象火箭T-7又发射成功，此后中国利用探空火箭进行高空环境参数探测和高空生物试验工作，获得了有价值的资料，为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打下必要的技术基础。
从已解密的美国国家情报分析报告来看，美国情报部门最早关注中国的航天事业始于1958年8月。显然他们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讲话，认为中国可能正在制订一项人造地球卫星计划。但是并不认为中国可独立完成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苏联的帮助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在1959年的国家情报评估中，他们继续关注苏联的影响，估计通过使用苏联的发射装备，并且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可能会在计划实施的一至两年内成功发射一颗可能由其自行设计并制造的人造地球卫星。但是在中国境内，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开发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计划。他们认定中国的任何。发射都是在苏联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而且任何决定都是基于政治因素。此后1960年的国家情报评估基本维持1959年的判断，不同的是更加强调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给中国带来的政治与宣传上的价值。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情报分析人员对苏联能够在航天事业上给予中国实质性的帮助表示怀疑，他们预测“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太空发射系统的开发将是极其困难的，并且要花费许多年”。因此他们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中国仅仅可能将制造和发射高空大气探空火箭”。
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早期航天事业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就是运载火箭问题。虽然中国在1960年发射了T-7M探空火箭，但那是一个极其原始的火箭，根本不足以把卫星发射升空。即使1960年9月13日成功发射的T-7液体气象卫星，也是非常初级的，以至于在T-7发动机热试车前，钱学森鼓励其负责人，“你们这样搞法，方法是对头的，我们在美国搞火箭喷气推进，初始阶段，也是这样干的，所以中国不要自卑。”整体而言，从1961年至1963年，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进展缓慢。
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关键在于运载火箭。美国情报人员预测，“中国很可能会合理地利用中程弹道导弹，增加一级或多级，把卫星发射到轨道上。”但是由于1962年3月21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弹道试验失败，导致人造地球卫星计划再次被推迟。直到“东风二号”全弹地面热试车后，钱学森心中才有一了点底，于1964年3月致函周恩来，建议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周恩来遂指示罗瑞卿找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进行研究，并起草了《关于人造卫星方案报告》。6月29日中国成功试射改进后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进程。1965年初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和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吕强联名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研制卫星的建议。同时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钱学森也向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提出了将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并及早开展研制工作的建议。聂荣臻赞同这两个建议，并委托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研究。3月国防科委召开发展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现在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统一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会议最后提交了《关于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依照这次会谈的核心内容，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提出在1970年至1971年发射重量为100公斤左右的人造卫星的设想。
中央专委分别在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三次会议上，批准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开展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决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并明确工程技术抓总和卫星、运载火箭、测量、跟踪、遥测设备的研制，以及整个工程的组织协调等各项任务的分工；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卫星发展规划纲要，并同意第一颗卫星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11月20日至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即著名的“651”会议。经过42天的研究论证，会议初步确定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并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定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我国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提取必要的设计数据。总的要求，即“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预计1966年完成技术方案论证，建成地面测量系统；1969年完成正式样品的试制。至此，中国人造卫星计划正式列为国家工程开展起来。
令人困惑的发射时间
由于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情报部门判断中国的运载能力是从弹道导弹的分析开始的，所以在中国成功试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之前，并没有特别关注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美国情报部门再一次关注是在1966年，由于中程弹道导弹的成功开发，他们认为中国在运载系统上已经具备条件。1966年末，他们又发现中国正在开发一种更大、更复杂的导弹系统，他们判定这是一种洲际弹道导弹，但不排除用于发射卫星。然而他们并不能确定中国何时发射，直到从狂热的“文革”宣传中发现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蛛丝马迹，并预测“中国可能会尽快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关于运载工具，他们判断中国可能使用“增加级数或加大有效荷载的中程弹道导弹，也可能使用洲际弹道导弹的早期试验工具”。随着中国导弹技术的提高，他们愈加认为中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迫在眉睫，特别是在196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以及中共九大的召开，把人造地球卫星作为献礼工程是中国在特殊年代的惯例。此外考虑到中国尚未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助推器飞行试验，他们基本认为中国可能会使用经改装的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太空助推器。
除了人造地球卫星和运载火箭以外，美国情报部门也对航天器发射场进行了评估，但却误判不断。实际上中国的卫星发射中心建设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工程于1967年4月竣工，建成了包括技术测试、发射、跟踪测量和特种燃料贮存、加注等50多项发射试验配套设施，以适应发射低轨道小型卫星的需要。1967年7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建设，以满足发射重型卫星的需要。然而美国情报部门最初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建设卫星发射中心，而是误认为中国正在开发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他们把这个巨大的新型发射设施命名为“双城子导弹试验靶场的综合发射场B”，其目的可能是试验射程约6000海里以上的导弹系统。他们甚至把这个卫星发射中心的飞行试验准备，作为评估中国即将在1970年代初，很可能在1970-1971年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依据。从卫星照片来看，他们发现自1967年7月以来，中国在综合发射场B周围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建设，包括建设大型发射塔架所需的新建筑和为开凿铁路而进行大型路基的挖掘。但是所为何用，却有争议。他们也意识到中同可能正在为建设第一个卫星发射基地做准备，但是却以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最多六个月）在开发他们第一枚大型助推器系统前实施如此重大的步骤为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当然更多的解释还是围绕在洲际弹道导弹上，他们认为中国可能已经改变了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甚至认为也许是综合发射场本身计划过于草率和不完善、或者导弹系统不令人满意，而开始为新型或改进后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建造不同的发射场。随着卫星照片的不断更新，他们对该基地的了解也越来越详细，但还是坚信中国正在为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计划而准备。他们甚至把卫星发射中心一期工程以发射台B-1为标识，卫星发射中心二期工程则为发射台B-2。美国情报部门直到1969年10月份才开始意识到发射台B-2可能是为了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而准备，他们发现中国在发射台B-2所建造的设施远比洲际弹道导弹所需求的更大、更复杂，这显示了中国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与此同时，他们也预测发射台B-1可发射一枚两级的、全长约100英尺的可贮存液体推进剂系统和直径约10英尺的助推火箭，这种火箭可将4000-5500磅的重返工具运载到约6500海里以外的地区。
但让美国情报人员最感到不解的是，从运载能力来看中国在1967年5月26日成功发射了中程地对地导弹，其卫星发射中心也基本准备就绪，此时已具备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条件，但是直到1969年10月中国仍然没有进行发射。他们不知道是何原因，只是从技术上的角度认为中国可能等待太空助推器（CSS-2的改型）成功研制再进行发射。事实上，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受到了“文革”的严重影响，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拖延了整个工程的进度，使本来有可能在1968年底发射卫星的设想未能实现，这是美国情报部门所没有料到的。此外中国在试验运载火箭方面在技术上也遇到了一些挫折，1969年11月16日，由于指令系统发生故障，致使第二级未能点火，两级未分离，导致试验失败。直到1970年1月30日经过改进，试验才最终成功，但也不可避免地耽搁了一段时间。
1970年4月14日，周恩来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批准星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并要求卫星发射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但所使用的运载火箭并不是美国情报部门所猜测的中程地对地导弹的改型，而是一个串连式三级火箭。第一级和第二级采用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使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第三级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整个火箭起飞质量为81.5吨，起飞推力为104吨力，全长29.46米，最大直径2.25米，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300千克，这也就是长征一号火箭。而东方红一号卫星，由结构、热控、电源、《东方红》音乐装置和短波遥测、跟踪、无线电等7个系统以及姿态测量部件组成，总质量173千克，外形为近似圆球的72面体，直径1米，采用自旋稳定方法在空间运行。
美国情报部门实际上低估了中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他们认为中国是在综合发射场台B-1进行发射的，但中国在成功发射并宣布卫星的高椭圆轨道和有效荷载381磅后，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才排除了他们原先所估计的中程地对地导弹，认为中国“可能选用的运载火箭是一至两级的五寨导弹、带有较小第三级的两级洲际弹道导弹，或为太空目的而紧急开发的运载火箭”。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要比苏联（83.6公斤）、美国（8.2公斤）、法国（38公斤）、日本（9.4公斤）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总和还要重。其卫星的跟踪手段、信号传递形式、星上的温控系统，也超过了其他国家第一颗卫星的水平，这些都是美国情报部门所没有预料到的。
当然东方红一号卫星带有“文革”时期的强烈烙印，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其本身，但是它却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美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中国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情报收集。1970年夏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其侦查卫星发现双城子导弹试验靶场“发射台B-2的工程也取得快速的进展，它装配了一个约150英尺高的勤务塔，比发射台B-1的勤务塔高约30英尺”。他们判断“发射台B-2的规模和复杂性表明它是为发射大型太空飞行器而设计的，这也表明中国拥有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细节并不了解，但是通过对发射场的观察，判断中国可能会尽快再次发射。
1971年3月3日，中国成功发射实践一号卫星，其总体方案，沿用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成果和经验，仍采用自旋稳定方法，其外形与第一颗人造卫星相似。不过比较起来，其科学目的性是东方红一号卫星无法比拟的，其主要目的是测量高空磁场、X射线、宇宙射线、外热流等空间环境参数，进行长寿命应用卫星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试验等，为此后研制应用卫星、通讯卫星摸索经验创造了条件。
从航天发展的角度来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将会最大地利用其相对有限的资源，并按照美国和苏联的导弹与太空计划的常规模式进行。通过对中国已进行的两次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分析，他们判断其运载工具“是同一型号的运载火箭”。这种火箭与中国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有着极为相近的关联，可能就是这种导弹的改装。他们通过“对两颗入轨卫星的小型、已耗尽燃料的助推火箭进行观察”，认为“中国的第一枚运载火箭是三级系统”。此外，根据前两次发射，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全部地利用运载火箭最大的能力”，因为“这种系统可以把有效荷载约1300磅的物体发射到100海里的低地球轨道”，甚至“把约2000磅的物体发射到低地区轨道”。他们预测中国未来会继续使用这种系统，因为其还具有某些实用任务的潜力，包括进行科学发展试验以及通过顶部多级的结合来增强其能力。事实上，这一点也是错误的，中国用长征一号火箭只进行了两次试验，此后被长征二号火箭所取代。
毋庸置疑，与其他国家的航天事业一样，中国早期航天事业也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其运载火箭是以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为跳板的，发射场也是在双城子导弹试验靶场，因此美国情报部门在预测未来中国的航天事业时，大肆强调其军事性。“尽管未来几年航天事业的某些方面具有一些纯科学利用的功能，但是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军事需求仍占据支配地位。一是支持战略导弹部队瞄准和测量数据。另一个是基于情报目的进行侦察。我们认为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可能在这些领域获得这些能力”。基于上述分析，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前两次的卫星发射仅仅是未来十年间中国进行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的开始”，“他们将会继续发射更大、更重，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目标和测量数据的紧急军事需求的卫星”。
美方首次评估中国载人航天
值得指出的是，在1971年的国家情报评估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第一次对中国的载人航天进行了评估。众所周知，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美苏太空争霸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是1969年7月20日美国的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把太空争霸战推上了一个高潮。因此美国情报部门在预测未来中国航天事业的走向时，不可避免地提及到中国的载人航天。他们发现，“自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建立航空宇宙医学研究所以来，中国已经开始了对高性能飞机和太空飞行的生物医学方面产生兴趣，与此同时低压舱实验室也建立起来。1960年或1961年北京军事医学院还成立了一个太空生物物理学研究所。”但是，“尚未发现支持载人航天计划的太空医学计划的存在。”此外，他们认为，“中国已具备技术能力准备和监控轨道飞船的生物试验，但是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中国具备载人航天的能力，不过我们认为他们能够制订这样的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在已解密的国家情报评估中，第一份有关中国载人航天的评估，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这是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载人航天关注的开端。
为发射返回式遥感卫星，中国从1970年开始研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了洲际弹道导弹与运载火箭的关联，他们在分析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上，认为中国“继续陷入技术上的闲境”，发现“到目前为止四个发射装置，仅有一个——在1971年9月——似乎完全地成功”。“但是考虑到中国试图使用该系统发射卫星的事实，表明当前CSS-X-4计划的优先性是作为大型太空助推器而使用的，在太空角色中该系统的发射显然也可以提供给作为洲际弹道导弹潜在性能的许多重要数据。”此外他们发现中国对收集战略目标数据的侦察卫星以及军民两用通讯卫星方面越来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声明、最近几年空间跟踪网的建造以及25个国内通信卫星地面站的建设。
美国情报部门所估计的并没有错，中国确实在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号）的基础上研制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不过起初并不顺利。1974年11月5日中国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发射试验型返回式遥感卫星，由于技术问题，未获成功，此后中国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75年11月26日再次进行发射，成功地把试验型返回式遥感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976年末，美国情报部门对这一时期的CSS-X-4发射再次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在最近10次使用该系统中，有7次是用作太空助推器”，因此他们进一步判定“当前中国把CSS-X-4主要用在太空开发而非导弹发射”。
情报网无处不在
从1960年代初开始，美同情报部门每年都对中国的尖端武器计划进行评估，形成了国家情报评估或特别国家，情报评估。这些评估报告少则几页，多则数十页，涵盖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导弹计划、核潜艇计划、太空计划等方面。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以如此系统、如此专业化的手段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如此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单纯从中国军事情报来说，大多是由美国的军队情报部门来完成，收集情报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一是侦察卫星和侦察机。美国情报部门在收集中国军事情报时大量依赖于高科技，中央情报局下属科技分局在这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冷战时期科技分局所掌控的‘科罗纳”侦察卫星和U-2侦察机，拍摄了大量关于中国核设施、导弹试验靶场与核潜艇母港的照片，是分析中国尖端武器计划的重要情报来源。如果没有侦察卫星和侦察机的话，在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缺乏交流的平台、中国又把其国防工业作为极其保密的部门的情况下，美国很难了解中国的尖端武器计划。二是监听站。冷战时期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设立了大量的监听站，每天24小时全天候监听中国的情报。这包括设在巴基斯坦和蒙古的机动监听站，设在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大型监听站以及潜艇对深海通信电缆的监听，此外还有设在香港的工作站。三是招募间谍，窃取中国机密文件。在国家情报评估中经常引述来自于中国的高层文件，其来源显然来自于间谍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情报部门在分析中国军事情报时，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的，这种思维贯穿于所有情报评估之始终。—方面他们极尽夸大中国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又站在军事大国的立场，对中国军事力量不屑一顾，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国家情报评估中随处可见。
虽说美国情报部门从全方位基本展示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图景，但是在细节方面的失误堪称俯拾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以钚作为燃料，错误地把包头当作钚生产设施所在地，直到他们通过卫星发现罗布泊核试验场已经准备就绪，仍然固执地认为中国的钚燃料并不充足，判定中国在1964年底以前不可能进行核试验；他们错误地认为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是对苏联SS-4的仿制，并相信中国会尽快部署，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察觉到中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三号）的存在，直到1970年发现华北发射场（五寨），才认识到中国正在开发中程地对地导弹；同样地，他们过于关注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以至于忽视了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东风四号）；他们认为在1970年代末以前中国不可能研制出核动力潜艇，而事实上中国采取“两步走”的方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于1974于8月1日就交付海军使用了；而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使用的运载火箭并不是他们猜测的中程地对地导弹的改型，而是一个串连式三级火箭，第一级和第二级采用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使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第三级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那么造成这些误判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在情报评估中，先入为主是误判的主要原因。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往往习惯于以第一印象或第一感觉做出结论，即使这种结论被后来的许多与之相悖的情报证明是错误的，也很难扭转认识上已形成的偏差。仍以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评估为例，由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使用的是钚。因此他们在评估中国的核装料时，首先认为中国会选择钚作为核装料，即使看到大量铀-235的证据，仍坚持认为铀-235是为生产钚而进行准备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导致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评估中出现重大的误判。此外文化差异也是另外一个因素。例如1960年代初，广州附近4个废弃的军用机场突然建造了许多仓库似的房子，尽管进一步的观察并没有发现军事性的活动，但是中央情报局仍然将这几处作为重点侦察目标，并千方百计寻找答案。最后中国的一本名为《人民公社》的书帮他们解开了疑团，原来这些仓库似的建筑是鸡舍。由于中国内政的极为特殊性，“大跃进”、“文革”对中国军事的影响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难以理解的，那么情报误判在所难免。当然中美关系的敌对导致信息的缺乏是不能忽视的，情报分析人员无法了解中国军事情报的更多细节，大多要靠推测，那么其准确性就大打折扣了。正如美国情报专家苏葆立所说，“早期缺乏铁一般消息来源并不稀奇。美国与中国当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商业制裁将商业来往减少到最低限度，朝鲜战争以后极端的敌视意识形态贯穿着双边关系，台湾方面的信息不被认为准确和可靠，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组织了非常有效的宣传与新闻管制以便严守有关内部政治和政策讨论的机密。”而事实上，通过一些照片和其他不足够的线索对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进行评估，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更何谈对其意图的分析。
终极目标：美国决策者
美国情报部门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真实的军事实力，以便为美国决策者提供参考。在所有这些国家情报评估中，“如果是主要决策者具体要求或者针对正在发生的危机所编写的，则它们很可能被兴致勃勃地阅读，而且成为处理危机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前，美国情报部门向决策者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包括1964年8月26日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尽管该报告在预测中国核装料和进行核试验的时间上面发生了重大的误判，但是并不影响决策者的决断。正是因为情报评估表明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而美国政府曾经考虑的一些应对中国核试验的手段又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才有决策者“不赞成此时无缘无故地针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立场，才有国务院发言人事先宣布中国的核试验“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而“如果这些评估非常专业化和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将被仔细阅读，而且将被纳入长期规划过程中”。从1960年开始的每一份关于中国军事的国家情报评估，都非常系统地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未来发展趋势做一番评估与预测，这些评估报告是决策者判断中国军事力量最重要的依据，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参考。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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