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个好战的种族，人类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战争，因为女人、因为球赛、因为对盟国的责任，或者，因为领土。但也有的战争，因为纤细的毛发而起。这种毛发产自寒冷地区的山羊身上，粗细只有十几微米。
为了争夺山羊用于御寒的这团绒毛，配着毛瑟枪、盾牌、剑和小型火炮的士兵们曾在高达4千多米的极寒高原相遇，杀死对方。
在17至19世纪，这样的战事时有发生。人们在战争中死去，政权在战争后更迭，长在山羊身上的那层绒毛却一直存在。它不断地长出，又不断脱落。于是，总会有新的战争到来。
人类变得更为文明的时代，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张志还见过另外一些战争，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上演。她也参与其中，耗费精神。这一次的战争，与百十年前的目的大为不同。当初的政治家们用钢枪火炮推动贸易，现在的企业家们，则希望建立新的秩序，让市场的消费者更好地了解羊绒，避开那一个又一个的陷阱。
一根羊绒的旅程
每到春夏之交的五六月份，眼看山羊身上的绒毛变得蓬松，鄂尔多斯的牧民们便知道，时候到了。
天气好的早晨，牧民们吃饱喝足，拿着绳子、剪刀和笊子，到羊圈里去了。他们抓住羊的后蹄，猛一用力，将其扳倒，用绳子把三条腿绑在一起，在山羊焦虑的咩咩声中，把它身上的长毛剪去，贴着肉皮的底绒便露了出来。
笊子随之派上用场。那是一只用钢丝做成的工具，像耙子一样。牧民一手拿着笊子，一手抓着没绑住的羊腿，将那层细软的绒毛抓下来。抓完一边，一抬腿，翻过身来，抓另一边。
张志曾见过无数次笊羊，对这个流程烂熟于心。对羊绒来说，漫长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收回的羊绒要手选”，张志说，这是因为山羊的不同部位，羊绒的质量也不同，机器无法甄别。“背上的绒好一点，腿上的绒差一点，把这些绒分开来，好的归好的，坏的归坏的，只有手工分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一些杂色的毛，也要分出来。
分完之后要打土，把掺杂在其中的粪便、杂枝、草丝打掉。再洗毛、烘干，之后是又一次手选。“原料比较脏，有异色毛看得不太清楚，洗完以后若有杂色就很明显了。”坚持做复选这道工序的企业更少，但鄂尔多斯羊绒集团还在做，“加工成成品再发现杂色绒，一根一根挑就很麻烦，所以宁愿前面加一个复选。如果品质要求不高的话，有几根黑毛没有关系，就不管了。”
复选之后，依然还是毛、绒结合物，便需要分梳程序，把毛、绒分离。再加工、纺纱、制作成品。“我讲的是大工序”，张志说，中间的小工序更为繁杂。从山羊身上的绒毛到消费者购买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围巾等羊绒制品，中间需要一百二十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鄂尔多斯羊绒集团都有一道质检环节。
每道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人，确保最终消费者手上的是一件完全合格的商品。据张志介绍，“鄂尔多斯的东西都是可以追溯的，比如说这件羊绒衫出了问题，我能追溯到用的哪个批号的原料，这个原料是哪个地区分梳出来的。有问题就要追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次都防范不了。这很重要。”
这一方面是为了遇到问题能够更好地纠正，更重要的，也是对消费者的责任。“我随便举一个细小的例子，羊绒衫缝好后要放在灯上照，看上面有没有漏缝的，有没有掉针的，织造过程中纱上有没有疙瘩，都要检查。哪怕有一个小漏洞，对消费者来说，他买回的衣服就是不合格的。”这样的事情不能做。
枪炮战争 羊绒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羊绒产地。有数据统计，全世界70%的羊绒产自中国，但对羊绒的使用，却并不是从中国开始流行的。“羊绒的使用实际上是从欧洲宫廷贵族，像拿破仑，开始流行起来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彭燕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披肩应该是从喜马拉雅地区流过去的。18世纪的喜马拉雅地区，局势复杂。西藏地方政权、达拉克、克什米尔、莫卧尔帝国、阿富汗等一系列政治力量在这一地区此消彼长。而在这些政权所处的崇山峻岭间，存在着一条“羊绒之路”，产自中国和中亚地区的羊绒，通过西藏，穿过急流、山口，抵达达拉克，并在那里转口到克什米尔，制成披肩，远销欧美。
每个政权都希望能将羊绒贸易的流通渠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战火便因此而起。在羊绒产品稀缺的时代，谁来买克什米尔的披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附加在羊绒上的丰厚利润。
最先是莫卧尔帝国，通过三次战役，控制了整个羊绒之路。但随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进入这一地区，并逐渐替代了莫卧尔人的影响力。而野心勃勃的锡克国首相，古拉伯·辛格，趁着莫卧尔帝国的瓦解，武力征服了克什米尔。但辛格很快发现，传统的贸易秩序已经被英国打破，羊绒都流向了英印领地，瓜分羊绒的市场份额。他决定继续发动战争，控制西藏，恢复被英国搅乱的羊绒贸易通道。
1841年12月12日，已有准备的中国军队与锡克的士兵在海拔4572米的地方相遇了，随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高原的冬季极冷，大风起，刮人的脸，双方的士兵们都没有羊绒披肩保暖，就那么迎着冰冷的空气，喝喊、厮杀，阵阵枪声、伤者的呻吟声在雪域高原上响起。
这样的战斗发生了多次，但双方都无取胜的希望，和谈签约就成了最好的结局。根据条约，传统边界线得到确认，大清帝国的尊严得到维护。而同时，辛格也变相控制了这一地区的羊绒贸易，对傲慢仍存的清廷来说，西部边远地区的这点生意并没有那么重要。
英国人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条约，打破了英国垄断羊绒贸易的企图。1845年，英国趁着锡克国内政局动乱，发动了第一次英锡战争，用轻炮轰开了锡克的大门。辛格背叛了自己的国王，与英国缔结条约，成立克什米尔自由邦，成为英国的附属国。由此，辛格与英国之间的羊绒战争宣告结束，而英国则继承了锡克在羊绒上的控制权。
混乱年代 无力而战
当中亚诸国以及英国在为羊绒贸易频起战火时，中国政府却并没有对这一珍贵资源给予足够重视，主要原因是技术问题。
“中国在清末时就有了毛纺工业，但羊绒加工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在中国出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彭燕丽解释道。“60年代末，中国研发了第一代羊绒分梳设备。此前，这个设备只有英国等国能够制造。”
当时羊绒出口都是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彭燕丽说，“1985年的时候，国家放开羊绒的经营，进入自由市场时代。”但是，开放初期，并未形成竞争有序的羊绒原料市场，受到高额利润驱动，大量投机的人来做羊绒生意。这就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掺假现象，原料质量下降严重。
1988年的羊绒大战，就在这个背景下上演。张志至今对那场战争印象深刻。羊绒的价格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开而上涨，“最高一吨无毛绒上到120万”。张志说，“越涨掺假的就越多，农牧民掺沙子，掺盐，掺重金属……本来绒是很轻的，拿过来一把，沉甸甸的。”
市场整个乱掉了。质量大幅下滑，价格也紧跟着下跌，张志记得当时“中国毛绒的出口价迅速从120万降到30多万”。
正是在这段时期，张志所在的伊盟羊绒衫厂更名为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开始了转型扩张步伐。“当时王总（现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说，羊绒30多万，还是大量收购，有了附加值后，肯定不只这个价值。结果买完以后，到1991、1992年又涨到90万，我们囤积了好多绒，30多万买的，涨到90万，效益一下子就上来了，这过程中经营决策的作用很重要。”
价格的回升与政府的整治密切相关。据彭燕丽介绍，1991年开始，中国有关部门针对出口无序的情况，进行了出口许可证管理，并且设立最低出口价格，彭燕丽说，“1995年以后还采取过公开竞投方式，拍卖当年的无毛绒许可证。采取这些措施以后，羊绒出口慢慢趋于稳定。”
挑战国际秩序 战中崛起
1812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兽医穆尔克罗夫“在为大英帝国获得最好羊毛纤维的呼声下”前往西藏考察并购买了25对藏山羊，准备运送回国。只是最终都死了。之后一百多年里，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据《政协经济论坛》记载，1966～1967年期间，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趁中国文化大革命边防疏漏，从西藏边境盗运中国优秀绒山羊近万头。
国外对中国山羊的强烈需求是有原因的。“中国羊绒质量是最好的”，张志说，“尤其是从内蒙古这条纬线上，经宁夏、甘肃一直到新疆那边，产的羊绒又细又长，往北走，绒就变粗了，往南走就变短 了。”
《美国羊毛产品标注法》规定的羊绒细度是19微米以下，但鄂尔多斯集团对羊绒的平均细度则严格控制在16微米以下。张志说，从生产依据的标准而言，中国羊绒的标准也是要高于国际标准的。
但中国高质量的羊绒，在国际市场上却一直没有话语权，因为羊绒的标准和检测方法，是由英国等西方国家制定。这样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羊绒竞争，还是价格上，都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人以几盒火柴钱的价格就能买走我们一斤羊绒，可是到了外国稍加整理成了无毛绒后，竟卖十几万美元一吨。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不感到心疼吗？ ”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林祥说，“羊绒是中国的国宝。可多少年来我们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口，外国人既赚大钱又出名，以至于今天很多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还认为最好的羊绒制品产自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等国家。其实这些国家产绒很少。”
心有不甘的鄂尔多斯打算反击，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局面。“王总常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搞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张志说，王林祥给她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要她把全球最好的羊绒研究所的研究员请到鄂尔多斯来，了解一下中国羊毛的现状，沟通标准的问题。
做标准没那么容易。鄂尔多斯羊绒产业集团发现国际上对羊绒起球的检测方法非常混乱，张志带领团队决定开始做一种最适合检测羊绒起球的标准。
阻力很大。“当时澳大利亚还是有点看不起中國人，总觉得中国人做事比较毛躁，说张总这是很艰巨的事，会很多很多年完不成。”张志说，其实澳大利亚人就是担心这个标准会影响到他们的出口。而且，要国际承认这个标准就得做循环实验——全球十几个标准实验室按照这个标准做一次，都通过才可以。
循环实验返回的数据很差，没通过。他们找原因，发现做实验的箱子不是一个地方生产的，实验过程中存在误差。于是公司拨款定做统一的箱子。再做实验，又发现用以做摩擦的胶管规格也不一样，又修改……每一次实验后，都会组织专家开会研讨，查找问题，修改实验方法。等一轮又一轮的循环实验做完，《羊绒、羊毛针织品起球测试方法》终于全部通过正式发布时，已经是2011年了。这一场重获国际市场话语权的努力，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些努力，不仅为中国羊绒争得了更多话语权，鄂尔多斯集团也因此受到国际羊绒组织的尊重，成为其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代表。
现在，鄂尔多斯集团是CCMI（国际羊绒驼绒制造商协会）唯一的中国企业成员。CCMI是国际羊绒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爱马仕、劳罗皮亚都是它的成员。“是他们邀请我们参加的，”张志说，“他们的主席对我们非常熟悉，说如果中国想加入这个组织，第一家必须是鄂尔多斯。他知道鄂尔多斯在中国的影响，所以他写信给王总，邀请我们参加。”
据鄂尔多斯羊绒产业集团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该集团技术中心主持制定的国际标准完成了1项，正在制定2项，准备申报2项，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14项，企业标准39项，申请国家专利228项，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
有了标准，一方面可以让竞争秩序更规范，同时，也能令消费者对这个市场看得更清楚。“就像买钻石一样，碎钻就不值钱，一个几克拉的钻石就价值连城了。标准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消费者明白买的商品是什么水平的。”张志说，“这是为了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交代。”
打假之战 第二战场
2014年11月，国家质检总局的工作人员以消费者的身份，对部分电商出售的羊绒衫进行了抽查，结果发现，全不合格。无良的商家把羊毛、棉纶、粘纤、兔毛等物质填充到原料里，纺纱针织，最后在吊牌印上100%山羊绒的标识，但其实羊绒含量极低，甚至100%没有羊绒。
这让在中国毛纺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彭燕丽又想起了1980年代的羊绒大战。“像当年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个初期”，彭燕丽说，市场又一次跑在了规则前面，政府层面的管理出现了滞后情况。“以前我们的监管是对传统的生产企业，或者经销商，这个都是能控制的。但电商时代商家就变得非常多了，不能保证每一个网上销售的产品都是经过严格质量控制的产品。这时候，大家的诚信观念和道德准则往往会在经济利益影响下变得淡漠。”
无良的商家在钻一切漏洞造假、售假，攫取高额利润。鄂尔多斯羊绒产业集团对此感触更深。自从伊克昭盟2001年更名鄂尔多斯市后，许多造假者就看到了蒙骗公众的方法：以鄂尔多斯市的名字来混淆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产品名字。“写鄂尔多斯市羊绒衫，市字写得很小，甚至连市都没有了”，张志说，他们每年为打假和品牌管理的文件都厚厚一沓，甚至引入了人民币防伪技术做标牌。
“我们的吊牌有一个水印，水印就写的鄂尔多斯。这些吊牌是在四川的钱币厂做的。”张志介绍说，“要在那儿加工东西，都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合同跟中国人民银行签的。”
对羊绒厂商来说，打假是一场投入巨大的战争。如果说国际标准之战是为了捍卫中国技术和中国羊绒的荣誉，恢复中国在羊绒市场上的地位，那么与无良商户的战争，就是一场正与邪的交手。只是，这场战争比之前的要更为艰难。有次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发现沈阳一个大市场里售假，赶去打假，“人家工商说，你们吃肉，不给人家喝口汤，他们卖一点假货也不影响你们”。
但打假，却并非仅仅是为了自己吃肉。如果只是羊绒含量不实，倒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许多羊绒衫品质低劣，一位业内人士比喻道：“比如回收的二道绒或劣质绒，像地沟油一样，可能会对直接接触的皮肤产生伤害”，而消费者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羊绒的来源，而一旦出现问题，想维权都难以找到途径。
有专家举PH值的例子，消费者购买羊绒衫时，很少会注意这个数值，也很少意识到这个数值不达标的危害：纺织品PH值过高或过低，不仅会对皮肤产生刺激，而且还可能使皮肤受到病菌感染。
这些羊绒衫，大都走低价路线。“100元怎么可能买到羊绒衫”，一位经营羊绒衫多年的店主说。据业内人士估算，一件最普通的羊绒衫，光山羊绒的成本就要300元以上，再加上编织、人工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等，总体成本至少在500元以上。
“好的山羊身上，一年也才能产不到100克绒。”张志解释道，织一件好的羊绒衫，得需要6只羊。“羊绒和金子一样计价”，也因此，大家提到羊绒，会称它“软黄金”或者“钻石纤维”，珍贵无比。网上有100%羊绒大衣，标价七八百，“怎么可能。千儿八百块钱买羊绒大衣不可能，一打开网页里面是羊毛”，而同样数量的羊毛成本连羊绒成本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消费者不懂得这些，买回来就吃亏，可能既不保暖，还问题重重。
在电商渠道没有得到更好的规范前，张志建议消费者去正规商场或品牌专卖店购买羊绒衫。作为CCMI唯一一家中国企业会员，鄂尔多斯羊绒集团也承担着监督羊绒市场情况的职责。张志每年都会到各个地方购买羊绒制品，抽查看是否存在假货问题。一旦出现假货，CCMI将予以通报。但根据她的经验，最近几年，正规的商场中所购买的羊绒制品，基本没出现过假货。
中国纤维检验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赞同这种方式，专业人士可以通过观色、手摸等方式来鉴别真假，但消费者并不具备这种经验，“到大商场里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阻击搅局者 捍卫之战
另一种假，却令山羊绒从业者猝不及防。在羊绒行业干了一辈子的张志没有想到，“什么是羊绒”也会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在河北邢台市清河县，提出了绵羊绒的概念。
“所谓的绵羊绒全是假的，绵羊只产毛不产绒。”张志颇有些无奈地说，羊绒只是在部分地区的山羊身上才有，“就像那个鸡只有鸡毛，鸭子和鹅才有绒，我们杀鸡杀完把毛一摘除就很干净了，但是鸭子摘完毛之后还有很多的小绒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消费者原本是想买羽绒服，结果却买到了“鸡毛服”，经济受损失，穿着也不舒服。
“被称为绵羊绒的土种毛的质量，无论是色泽、物理性，还是手感上，肯定不如山羊绒。”彭燕丽也坚决反对“绵羊绒”这种叫法。“山羊绒产量是非常少，可能全世界每年也就不到两万吨，加上它又很贵”，于是有些人就动了邪念，想把产自绵羊身上的一种土种毛当成羊绒来卖。“国家层面上，一般反对叫绵羊绒，我们说你可以叫土种细羊毛，千万不能叫绵羊绒。因为中国人很多会说简称，我们以前就把山羊绒称为羊绒，叫绵羊绒以后，消费者可能也不知道，特别容易混淆。”彭燕丽说，“这也很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有原料优势的山羊绒资源产生冲击和破坏。”
河北当地曾一直想把绵羊绒的叫法变成国家标准，遭到了毛纺工业部门和传统羊绒企业的坚决反对。张志还记得有一次特别危险，清河通过河北的相关机构，终于把绵羊绒的标准起草工作推进到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也立项了，这意味着，这个标准将要进行国家层面的讨论。“为这个事我着急得不行，顶不住，国标委已经立项了，后来我们找到内蒙古政府，由政府出面，给国标委写了一封信，然后才把这个事制止住。”
但由邢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清河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起草的绵羊绒标准，最终在河北通过，成为了一项地方标准。张志对此也颇为无奈，只好在提到羊绒时，不断地强调“山羊绒”以作区分。据报道，宁夏等山羊绒重要产地，也曾明确要求当地的生产企业“决不允许出现‘绵羊绒’产品名称”。
对这些企业和产地来说，这不仅是名字之争，更是维护传统羊绒市场秩序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7世纪对贸易主导权的控制，到1980年代的羊绒大战，再到现在打击电商售假、抵制绵羊绒乱局，一直没有停歇。在被称为“软黄金”的羊绒高额利润的诱导之下，不断有新的搅局者出现，希望能从其中趁乱分一杯羹。
羊绒行业和羊绒企业，不断与这种乱象做斗争。从牧民，到生产商家，每一个环节都在通过严格的质检、标准化的生产以及规范的销售渠道，来保护市场秩序的良好运转。不过，如同他们所意识到的，市场永远要比政策和制度领先一步。在新的秩序建立前，他们也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孤身应战。这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存、消费者的权益，更关系到羊绒传统能否更好地从文化上、技术上继承并传承，关系到刚刚繁荣起来的市场能否持续发展，关系到张志他们这代人甚至未来几代人，能否继续保持并加强中国羊绒行业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国羊绒市场，由此也逐渐迎来一个更好的时代。被国际巨头垄断的市场，已经逐渐打破，羊绒文化西风东渐，以往单纯注重穿衣保暖的消费者，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当初，英国不远万里也要夺去“羊绒之路”的控制权，就是因为西方消费者对羊绒这种更贴近自然、更纯正的物质的狂热。而现在，国内也有了这样一群特定的发烧友，他们把那洁白纤细的羊绒称为“软黄金”，并视此为一种新的，更高品质的生活象征。
所以，对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来说，推进标准化制定的工作，更加不会止步，为了自己和消费者的利益共赢，也为了维系這个行业的发展。就在《羊绒、羊毛针织品起球测试方法》发布的2011年，张志又和她的同事们在ISO的框架内主导起草了一个山羊绒鉴别标准。这个标准完成后，先是成为了国家标准，国际上许多企业和实验室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它还没完全通过国际认定。但张志颇为有把握地说道：“这标准还剩最后一道投票程序，如果通过，今年8月份，最晚今年年底就能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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