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酒柜，好长时间没打开了，这两天有点馋，就想着找一瓶有点意思的酒，来安慰一下肚子里的那几只酒虫。酒柜里酒瓶子横七竖八，用手一摸，一巴掌的灰。灰原来是灰色的，怪不得叫“灰尘”。以前，我一直以为，那些脏东西都是黑色的。互相拥挤着的酒瓶子互相之间并不说话，安静地躺在酒柜里，也许是各自的方言不同，无法交流吧。
小心地扒开挡在眼前的一堆瓶子，在稍里面一层，露出了整整齐齐的一排金黄色酒标的酒瓶子，每一个酒瓶都拿塑料纸包好的，手一碰，塑料纸便哗哗地脱落、粉碎了。仔细看，酒标原来是红色的，只是年头久了，慢慢发黄了。这是“刘伶醉”，是我十年前，去徐水时买回来的。记得当时是在一个街边的小饭馆里，我要了两个驴肉火烧，一盘冷片，一个人，正琢磨着是否要喝点什么时，老板过来推荐，说自己这里藏了一些半斤装的好酒，要不要尝尝？我问，什么好酒？答曰：“刘伶醉”。老板说这酒厂里早就不生产了，自己早年在酒厂上班，退职时留了几箱，估计当年这酒不会超过三块钱一瓶，老板却要我三十五一瓶。冲着“刘伶醉”这酒名，且不管它贵贱，也得来一瓶尝尝。便要了一瓶，口感吗，说实话，一般，但也没有差到不能下咽的地步。河北似乎并没有多少好酒，除了能当酒精用的衡水老白干。当时是被“刘伶醉”三个字吸引了，喝完以后，想着带几瓶回去，好在几个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便问老板，能不能给我几瓶带回去。老板说，他这儿也不多了，总共不到两箱。我心中一嘀咕，干脆全买了算了，跟老板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以每瓶二十五元的价格，把他的藏酒，全给扛回北京了。
刘伶的老家在安徽的宿县，和嵇康是老乡。后来和嵇康一起，在“河内山阳县”，即今天的河南焦作云台山一带，与阮籍、山涛、向秀、王戎以及阮籍的侄子阮咸，经常聚集在竹林下，肆意酣畅，狂喝滥饮。似乎跟河北的徐水沾不上边，后来一查野史，说是刘伶有一个酒友，叫张华，住在河北的徐水，刘伶经常不远千里，驾个驴车便来徐水找他喝酒，一喝就醉，醉了就睡，往往十天半月起不来。这野史也许是真的，刘伶这厮，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呢？出门喝酒，带一个仆人，在驴车上插一把铁锹，对仆人说：“死便埋我”，这是刘伶的口头禅，亦是一个人看透世相以后的坦然，面对俗世和死亡，君子坦荡荡。有一次从徐水大醉后回来，身体虚弱，躺在床上起不来，可还想着喝酒，就求他的老婆给他拿一碗酒来，他的老婆气得要砸家里的酒缸和酒碗，哭着劝他：“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刘伶回答得挺好：“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他老婆按他说的，准备好酒肉，放在案子上，请他在鬼神前发誓。刘伶跪在案子前，发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发完誓，起来就端起案子上的酒，咕咚咕咚，几大口就又给喝光了，宿醉未醒，又添新酒，结果可想而知。刘伶这一辈子，除了喝酒，能流传下来的文章，也只是一篇《酒德颂》。文章大意是说，不喝酒的人，哪知喝酒的乐趣。相当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往崇高里琢磨，又约等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口气。刘伶当年在徐水喝的酒，就是我买回来的这个。后来徐水有聪明人，就把这个酒，叫了“刘伶醉”。一个雅俗共赏、却又绝对吸引酒鬼的名字，最起码，把我的钱给挣了。
自己便打开一瓶“刘伶醉”，其实只剩半瓶了，这酒从出厂到现在，少说也有30年了吧。那些年密封技术不行，酒气早跑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水了，一喝，水味儿确实挺重的。但咱喝的是“刘伶”，又不是酒，所以，水味儿大点也无所谓，就当是加了冰块。
经常在竹林玩的那七个人中，有酒名的，不光是刘伶，阮籍阮咸叔侄俩，喝起酒来的架势，并不比刘伶逊色。阮籍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3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一个人寡居在家，曹丕、曹植、王粲等人都为他母亲写过《寡妇赋》，称赞并关心过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与命运。按现在的说法，阮籍是个典型的文二代，文章写得也确实不错。钟嵘的《诗品》把阮籍放在了“上品”，说：“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竹林七贤中，只有阮籍一人进入了《诗品》的“上品”，而嵇康，则进入了“中品”。
阮籍被后人称为阮步兵。阮籍在司马集团里当官时，听说步兵营里的厨师酒酿得特别好，并且有300多斤好酒储存着，便主动要求去那个步兵营里当一名校尉，这才有了后来的“阮步兵”这一称谓。阮籍志气豪放，任性不羁，不但好酒，还好色，其实这也是历朝文人的通病。阮籍邻居的老婆很漂亮，邻居开了个酒馆，老婆当垆卖酒，阮籍三天两头去邻居家，找他的老婆买酒喝，喝醉了，就在那个女人的脚边呼呼大睡。有时是真醉，有时是装醉。除了酒色，阮籍还善于弹琴，这一点使他和嵇康特别谈得来。嵇康精通音律，是魏晋时著名的音乐家。因娶了曹操的孙女、也就是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做老婆，他就成了曹魏宗室的女婿。嵇康被授予七品闲职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这个中散大夫，既不参政，也不议政，在现在就属于那些吃空饷的公务员。嵇康有那么两三件事儿，在历史上留下了盛名。首先是他在临刑前，索琴弹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相传是东汉末年流行于现在扬州一带的民间琴曲，描写战国时代铸剑工匠之子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刺死韩相然后自杀的故事。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惟一带有杀气的、有金戈之声的乐曲，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意志，是嵇康的最爱。我心里琢磨，一个死刑犯，肯定是被五花大绑地绑在刑场上，怎么还可能腾出手来弹琴呢？也许，那时候，所谓的名士，在刑场上，跟其他死刑犯的区别，就是不用捆绑吧，这也算是个特别的待遇吧，要不，这辈子，连名士这个虚名也白担当了。连命都不留恋的人，还在乎音乐吗？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那个时代的人，活得率性，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按照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来热爱音乐，自有一种哲学在里面。我心里面琢磨，如果放在现在，有一个死刑犯在刑场上，枪毙前，对行刑者说，给我一把琴，我弹个自己喜欢的曲子吧？或者他把要求降低了，给一把口琴也行，我们的行刑者会答应吗？或者，具有如此超脱的生命哲学的死刑犯，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吗？
一朝有一朝的风骨。我们有什么？我自问，却无法自答。以前也有在刑场上，被枪毙前，唱几句国际歌什么的，或者喊几句口号给自己壮壮胆子，那是心中仍然有着信仰。这唱歌或者喊口号，源头应该是在嵇康这儿。
那时候，还有“风骨”一词，现在，我们的社会，只剩下“风流”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风流”是什么？身边不缺女人的代名词而已。而介于中间的“风度”一词，也日渐远去，“风骨”和“风度”，都是虚词，只有“风流”，是实词，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有钱了就有了风流。而没钱，也不见得就有了风骨和风度，但是没钱，肯定风流不起来了。
那么，一个堂堂的曹魏宗室的女婿，怎么被人说杀就给杀了呢？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又是被谁杀的呢？嵇康做的第二件让后人记得住的事儿，是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的那封绝交信，即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巨源是山涛的字。他干嘛要写这个绝交书呢？之前，最起码表面上看起来，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山涛是这一拨人里面，年纪最大的，性格也最为沉稳，有着兄长般的敦厚和胸怀。他是司马懿的表亲，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母亲姓山，是山涛的姑奶奶。这么一论，山涛和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是表兄弟，所以他一直在司马氏的集团里做官。山涛生活节俭，为人清廉，别人三妻四妾，他连个小老婆都没有，平日里拿的工资，经常接济穷人和乡里。当山涛从吏部侍郎高升为散骑常侍时，就向司马氏推荐嵇康接替自己原来的位置。嵇康听说后火爆脾气马上就上来了，他觉得这是对他的污辱，让他给司马氏卖命，这还不如先要了他的命。要知道，曹魏和司马可是死对头。这时候，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父子的斗争正是最激烈的时候。曹睿临终前，分别召见了司马懿和曹爽，让他们俩辅佐幼主曹芳，其实是让他们互相牵制。曹睿以后的魏室，其实是曹氏和司马氏互相争权夺利的过程。最后当然是以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以及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三代人的最终胜利而宣告这场争斗的结束。但这个过程，却是竹林七贤无法置身事外的，七个人中，只有嵇康做过曹魏的小官，其他六人，都任过司马集团的官职。所以嵇康的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语言激烈、任性，信里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态度。说山涛的举荐是“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腥膻。”意思就是你要我和你一起做官，就像是一个厨师不愿意让别人说他一个人在宰杀屠汰生灵，于是，硬拉着主持祭祀的人帮你一起动手，你还亲手递给他刀子，故意让腥膻之气浸染他的身体。骂山涛其实是在骂司马集团，这么公开地骂司马集团，等于是自己找死。现在一想，嵇康当年也就是一愤青，谁惹恼了他，先骂一通解解气再说。他写这封信时38岁，正是年壮气盛之时，而山涛已经57岁了，也许，他早已习惯了嵇康的嬉笑怒骂，内心里，一直把嵇康当成小兄弟爱护着。
如果仅仅是这么一封信，司马氏也许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杀他。竹林七贤的“七”，我个人觉得是后人为了图个顺口，而强行命名的。当时这一拨在一起玩的人，至少还有嵇康的哥哥嵇喜。嵇喜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晋书嵇康传》里，说他的哥哥嵇喜“有当世才”。另外还有吕巽、吕安两兄弟，其实吕安比起王戎来，更应该进入七贤之列，王戎是七贤中，最外围的人。“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迈俗，而向秀雅好读书。”（《世说新语》注引）“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成语“千里命驾”，就典出这里。由此看来，嵇康与吕安的关系更铁，更紧密。嵇康最后的送命，也是由吕氏兄弟引起的。
吕安的老婆姓徐，长得丰满又漂亮，他的哥哥吕巽一直对弟媳妇心怀不轨。终于有一天，趁弟弟出门，叫一妇人把兄弟媳妇灌醉，自己把她给强奸了，导致徐氏最后因羞愤而上吊自杀。这吕巽骨子里就是个小人，事发后，吕安要去官府告发哥哥，吕巽就去求嵇康，让他去弟弟那里给自己求求情，把事情摁下来。这件事情一是通过嵇康的说劝，二是本着家丑不外扬的心态，吕安也就没有再追究了。可是吕巽一直心虚，竟恶人先告状，去官府，状告吕安不孝，并编造、罗列了不少罪状，让他的弟弟进了监狱。在当时，司马氏实行的是“以孝治天下”，不孝之罪是重罪。嵇康听说此事后，觉得事情是因为自己从中调和不当引起的，让吕巽钻了空子。觉得很是内疚，对不起吕安。于是就与吕巽绝交，写了他的第二封绝交信，就是《与吕长悌绝交书》，长悌是吕巽的字。那封信写得平和、沉静，像和朋友谈心一样，信中说，我对不起你弟弟，全是因为首先你对不起我，你暗中诬告你弟弟，让他无辜进了监狱。“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嵇康白。”全信竟无一句脏话，连带情绪的句子都没有，与他的两年前的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比，像是两个人写的。后来嵇康作为吕安的辩护人，去为吕安辩白作证。这时，一直想结交竹林七贤、却被嵇康蔑视和嘲笑过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谗言，这个钟会就是中国历史上品质最恶劣的那类文人加政府密探，凡是得罪过他的人，或者他看不顺眼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予以谋害。这样的人每个时代都有。钟会想起当年去拜访嵇康时，嵇康那个屌样，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在嵇康旁边站老半天，嵇康都没搭理他，自顾打铁，可等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嵇康却不咸不淡地来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心中那个气啊，可他毕竟也非等闲之辈，回了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以后，两人结下了梁子，钟会一直在等机会，其实司马昭也在等机会。机会终于来了，吕安的案件既然牵扯到嵇康，司马昭当然很是关心。他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案前动员会，商讨如何定嵇康的罪。钟会当时在司马政府里任司隶校尉，是个管干部的要职，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率先发言：“吕安犯了重罪，嵇康却替他辩护，理应与吕安同罪”。当时吕安已被流放，这么说嵇康也应该被流放。可司马昭却不动声色，他在等着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说法。事实上，如果嵇康真被流放，已是天大的冤枉。钟会最会察言观色，他内心已知司马昭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便又接着话锋一转：“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他罗列了嵇康的“不臣天子”、“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等罪名后，语调一扬，义正辞严地说：“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司马昭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自己觉得该做的那件事情。这个事最后最冤枉的倒是吕安了，事情本已结案，自己也已在服刑，可司马昭和钟会要杀嵇康，他又被押了回来，稀里糊涂地，成了嵇康的陪死鬼，一对好兄弟，终遂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
我们总觉得嵇康嫉恶如仇，放浪形骸，打铁弹琴，日子过的是肆意潇洒。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他真的就是一愤青吗？他的两封绝交信，只能说明他表面上的处世态度。山涛对他有这么个评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山涛最了解他的这位小兄弟，其实，嵇康最信任的朋友，也是山涛。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只是一个对司马氏的不满的牢骚。山涛心里也明白，他和嵇康表面上分属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政治集团，但两颗心，是相通的。两年后，当嵇康在刑场弹完琴以后，交代后事时，他既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阮籍和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他对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表面上要和山涛绝交的嵇康心里门儿清，朋友当中，谁最可托孤。
当然山涛也并没有负朋友之托。嵇绍成年以后，由于山涛的举荐，他在司马政府里官至侍中郎。嵇绍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是西晋有名的诗人。在钟嵘的《诗品》里，嵇绍的老爸在“中品”，而嵇绍，在“下品”。人生无常，往往猜得到开头，但永远猜不到结局。永兴初，八王之乱时，嵇绍跟从晋惠帝司马衷，在荡阴那一场战斗中，眼看晋惠帝要被敌人的箭雨射中，嵇绍飞身扑在惠帝身上挡箭，最后被乱箭射死。他的血当场溅满了司马衷的衣服。事后，有人想把这件血衣洗一下，司马衷伤感地说：“勿浣，此嵇侍中血”。历史就是一个玩笑接一个玩笑。嵇康因不合作，被司马集团所杀；嵇绍因太合作，主动飞身求死。父子俩都因司马集团而死，死法不一样，但都死得轰轰烈烈，死而无憾。嵇绍是精忠报国，死得其所，死后赢得了忠义的美名。不知嵇康如果地下有知，会对他儿子的“忠义”之名，作何感想？嵇康在世时，除了那两封著名的绝交信，还写过一组18首给他哥哥嵇喜的四言诗。诗中回忆了自己父亲早逝，他的哥哥如何把他辛辛苦苦抚养大，他对哥哥充满了信任、依赖和爱戴。诗中有句“凌厉中原，顾眄生姿”，描写他哥哥驰骋疆场的眼神和英姿。嵇康有个哥哥，吕安也有个哥哥，唉，怎么兄弟之间的感情，差别这么大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嵇康的句子，是在他写给儿子的那篇《家诫》的最后一段。《家诫》就是一篇教育儿子如何立志为人的，跟所有的父亲一样，嵇康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怀有大志，文中谆谆教导，充满了苦心。写完以后，又想起一件事儿来，告诫儿子说，你长大后不要强行劝人喝酒，看到别人喝得醉醺醺了，就不能再让他喝了，而自己也千万不要喝得大醉，免得失去了自制力。写《家诫》时嵇绍还不到10岁，还不会喝酒。这几句话，相当于一封信写完后，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来，又补了几句。这几句看似闲笔，却往往又是一个人内心里最想说的话，是真情流露。当年这些号称竹林七贤的人，给后世留下的，第一就是酒名。他们几个喝的酒加起来，比任何一个文学社团都要多，在此之前或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团体，能在酒名上超过他们。如果失去了酒名，那么，在我看来，至少刘伶、王戎、阮咸等，要逊色得多，甚至，都入不了七贤之列。见惯了酒桌上出生入死的嵇康，为什么劝他儿子长大后要少喝酒，别像他们那一辈一样呢？
其实人都是一样的，都不能免俗，都想着上进，想着过正常人的生活。什么装疯卖傻，恃才傲物，狂放不羁，都是一种表面上的样子，是“佯狂”。名士也不是那么好装的，一旦把握不好，稍有差错，就成了装逼，不伦不类，装虎不成反类犬，最可怕的是，会因此掉脑袋。不但嵇康希望自己的儿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别走他的老路，就是阮籍，也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别学自己，好好读书，以后谋个一官半职。阮籍的侄子阮咸，喝酒不用杯，通常是用大缸，有时喝完一口，把缸放地上歇会儿时，有猪过来喝，他便与猪共饮一缸酒。除了瞎喝酒，阮咸的音乐才华也极为出众，尤其是他弹得一手好琵琶。他自己制作乐器，在他死后，有人发掘了他的坟墓，发现他自制的琵琶与西域龟兹传来的曲项长颈琵琶不同，他做的琵琶是直项的，人们便把它做的琵琶命名为“阮咸”。阮籍自己的儿子阮浑见父亲和堂兄都过得如此潇洒不羁，也想去竹林里，加入他们的行列。阮籍却不许：“仲容（阮咸）已加入我们了，这是没办法的事。而你，不能这样做了，你应该去读书”。不仅嵇康和阮籍，七贤中人，教育自己的孩子，都是非常成功的，没有一个不成材的。“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时。”（《世说新语》）可见，这些人的内心，还是向往过一种世俗的生活，当那什么劳什子名士，只是权宜之计。一旦社会允许，他们便会步入正轨，骨子里，还是想着儒家的功名。但如果真的投身到追求功名的热闹中去，便要依附权贵，自己的命运要与复杂的政治背景交织在一起，这又是他们不愿意的。是亲近权贵，还是远离政治，对七贤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煎熬中他们身上便有了各种怪诞的事情发生，并流传开来，后来竟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这风度的背后，才是我们要探究的，“风度”的背后，是“风骨”，却也是无奈和苍凉。
王戎论年纪，应该是这几个人的晚辈。王戎的爸爸王浑与阮籍同为尚书郎，两人是好友，阮籍经常去王浑家串门，见了他的儿子王戎后，竟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交，后来去王浑家，只是去找王戎，不理他爸了。阮籍比王戎大24岁，他带着这个儿子辈的小兄弟逐一拜访了嵇康、山涛等人，这样，王戎就成为了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王戎的父亲死了以后，他承袭了父亲的贞陵亭侯，并历任吏部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等。王戎在官场上是个不倒翁，虽然一直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却总能在各种弹劾和杀戮中奇迹般地化险为夷，过着舒适的生活，最后以宴饮而终。我们现在提拔干部都有个试用期，这是王戎当时在吏部任职时的创造发明。他当年创造的“甲午制”的官吏选拔制度，就是先有个“试用期”，待期满后，再决定录用还是辞退。这个制度现在还在用，也充分说明了王戎提出的干部选拔制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阮籍喜欢王戎，我觉得，他从内心里，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宠爱的。或者，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王戎这样的青年才俊，就是阮籍的目标。“生子当如王戎”。王戎是七贤中，活得最成功的人之一。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态度和方法，不管放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会成功的。王戎不但政治上成熟，情感上，也相当丰富。他的老婆人前人后，经常以“卿”称呼他，开始时王戎还有点不习惯，说妇人在外人面前称自己的老公为“卿”，于礼不敬，他还会脸红，他的老婆可不管这一套。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这样的情感表白，比现在的80后女孩，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戎后来索性就任凭她这么称呼了，哪个男人不愿意在人前表现出夫妻恩爱的样子呢？除非他的心里有其他的想法。王戎夫妻两人，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日常男女间常用的成语，叫“卿卿我我”。如果说王戎只是对女人用情，那是委屈了他。永宁二年，即公元302年，王戎已经官至尚书令，出差时路过当年与嵇康、阮籍一起喝酒的一个酒馆，他让前后警卫的“警车”停止鸣警笛，靠边停下，自己下了相当于奥迪A8的驴车，这时嵇康死了快40年了，就是山涛，也死了20年了。面对昔日畅饮的那个破旧的小酒馆，王戎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经黄公酒垆有感》：“昔吾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往事并不如烟，那个黄公酒垆，虽然破旧，可仍有人在喝酒，王戎似乎看见了昔日里几个朋友一起畅饮的影子，眼里一阵湿润，一仰头，把两颗滚烫的泪水，硬生生地逼回眼眶里。
七贤中还有人也写过同样回忆的文章，就是鲁迅比较看重的向秀的《思旧赋》。向秀最初是山涛的哥儿们，后来经山涛介绍，又与嵇康、阮籍成了好朋友。嵇康打铁的时候，向秀就给他拉风箱。钟会来嵇康这儿搭讪，碰了一鼻子灰，向秀当时就在拉风箱。这是向秀去洛阳做了司马氏的官以后，回来时路过嵇康的旧居，见残垣颓废，旷野萧条，于是睹物思人，写了此文。小赋也就短短的几句，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向秀欲言又止，内心里充满了内疚和痛楚。他觉得自己当了司马氏的官，无法向老朋友交代。
其实竹林七贤真正在一起玩，大概是公元255年前后，嵇康、阮籍、山涛几位主要成员相识，到“嵇生夭，阮公亡”的263年前后，也不过七八年时间，之前各无关系，之后四分五裂，死的死，散的散，还有的不知所终。所谓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的“林子”，最初，指的就是竹林吧。这几只鸟还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执政党，有在野党，有富豪，有穷光蛋，有变节的，也有钻营者。能清谈，会写作，善喝酒，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七个人最后的死法也不同：阮籍、山涛、王戎都能善终；向秀的日子过得也达到了小康水准，最后“卒于位”；嵇康掉了脑袋；刘伶最后怎么死的无人知道，应该是醉死的，这是他最渴望的死法；而日子过得最为潦倒的，当属阮咸，他经常穷得只有一条裤子，每次洗了后，就高高的挂在竹竿上，而人，就只能光着屁股呆在家里，他最后当过司马的小官，却因贫困交加而死，死相最为凄凉。后人说的竹林七贤，以为是指的一个时代，其实不然。但有些人，说了几句话，做了几件事儿，往往就是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的，何况七个人一起玩，一起说话，一起做事儿，一起喝酒，一起骂街和调戏时代，这就了不起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有时是有限的，“君子不党”四个字，偶尔有点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抱成团，拉帮结派，团结就是力量，这也是被屡屡证明了的。
文章写到这里，正想歇会儿，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看，是昆明的区号，便接，那边弱弱地问：“朱零，你猜猜我是谁？”我说：“你是关伟的老婆姚蔚蓝啊。”虽然两年没见，但那独特的腔调，除了关伟的老婆，再也不会有其他人了。那边一阵沉默，突然“哇”地一声痛哭，再也止不住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哽咽着说：“朱零，关伟他，不在了”。
关伟不在了，已经一年了。今天是他的周年，姚蔚蓝忍不住给我打电话，她说，去年的今天，是世界上最黑暗的日子。当时，她觉得应该把这个噩耗告诉我，关伟的父母，也都说让她给我打个电话。但最后，姚蔚蓝忍住了，她在电话里说：“告诉你有什么用呢，你离得那么远，即使回来了，关伟也不会重新活过来，我想着过段时间处理完后事，平静一点，再告诉你。”姚蔚蓝尽量把口气弄得轻松一点，但我知道，这样的打击，换了任何一个人，都轻松不了的。
我和关伟的交情，始于1988年。关伟是1986年从个旧市考上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那些年正是我狂放不羁的时候，我虽然没进过学校，却在云南师大旁边一个叫莲花池的地方，租了个十多平米的小房子，整日里找人喝酒，打架，谈文学，并偶尔骚扰女学生。每次酒后回来，都要对着莲花池一通狂吐，然后一醉不醒，等着有谁一脚把我的房门踹开，说“起来，喝酒去”，便又踉踉跄跄地爬起来，跟着出了门。
1988年的暑假，关伟没有回家，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狂热的文学青年。师大有一个文学社，叫“一多文学社”，关伟是社长。云南师大所在的地方，就是以前西南联大的旧址，现在还有一栋破旧的小楼，被围墙保护着，闻一多在这里教过书，并最终被杀害于离师大不远的文林街的丁字坡。那天中午，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师大找他的一个老乡，顺便蹭一顿午饭。老乡很热情，忙着张罗去食堂打饭。这是我第一次进大学的校门，平时自己觉得还挺那什么的，不屑于进学校读书，但等到真的进了大学的校门，内心还是一阵莫名的紧张，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涌上心头，现在有了一个词，能说明我当时的心情，叫“嫉妒羡慕恨”。老乡去食堂里打了好几个菜，几大缸米饭，有个人帮他一起端着，进了宿舍，老乡介绍这是他的同学，叫关伟。宿舍里六七个人一起吃饭，我明显有点拘束，很少去夹菜，关伟用他的勺子，给我舀了一大勺肉，对我说：“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哦。”虽然勺子里，还沾着他自己没吃完的一片青菜叶子，但我还是心头一热，稀里哗啦几筷子，就把碗里的米饭给扒完了，然后迅速掉过头去，强忍着不让打转的泪水流下来。一个第一次进大学校门的小青年，在一个温暖的时刻，听到了一句让他铭记一辈子的带着强烈鼻音的个旧普通话，我不想让自己的尴尬和心虚暴露出来。我觉得自己，被一勺肥肉，幸福地击倒了。我找到了一个好兄长。
关伟和我的个头差不多，我们的衣服裤子都可以互换，包括袜子。此后，我经常去找关伟，并在他的宿舍里混吃混喝，有时候就干脆在他的宿舍里睡。我们的友谊迅速升温，这样的温度，一直保持到他毕业，他被分到了老家的一所中学教书，而我，通过关伟，认识了他周围的一大批喜欢文学的朋友。关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有点像山涛把向秀介绍给阮籍和嵇康，又像阮籍把王戎带到了山涛、嵇康的圈子里。而关伟的这些朋友，现在成了云南最活跃的一批文化人。朱霄华成了评论家，周晓辉是一家报社的首席记者，何松是专业作家，马非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乐林还在师大上学期间，就在《收获》发表过小说，现在是一个县里的文化名人。那些年，这些人都在莲花池住着。每到假期，关伟都从老家来昆明，和我一起，喝酒，写诗，追窈窕淑女。1990年前后的莲花池，其实就是昆明的“竹林”，空气中弥漫着最自由的精神，一大批热血文艺青年寓居于此，让整个处于昆明城郊结合部的城中村，变得热情而生机勃勃。
接完姚蔚蓝的电话，我的心突然变静了。习惯了喧嚣和吵闹，对于突然降临的无声无息的空间和滴答可闻的时间，竟一时不知所措。
开始在家里踱步，东张西望，似乎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摸摸这儿，闻闻那儿。看见那瓶喝了一半的“刘伶醉”，抓起来就往嘴里倒，咕嘟几口，咽了下去。脑子里浮现出关伟的模样，竟是二十年前他在云南师大读书时的样子，卷发，嘴唇往上翘，弹一手好吉他。我们几个都爱喝酒，都经常大醉，年轻时真的都很狂妄，都想成为卡夫卡和马尔克斯。关伟的才华像阮籍，短命像嵇康，喝酒像阮咸，敦厚像山涛，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官，后来从个旧二中调到了云南省国资公司当一个办事员，变得谨慎而不善言谈，似乎木讷了，只是一笑，嘴唇仍然往上翘，还是原来的关伟。
在1990年前后的七八年里，莲花池是昆明文化人的圣地，虽然并没有一片真正的竹林，但是莲花池的精神，却照耀、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去那儿。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一片竹林吧，不然的话，那些热情、骚动、青春、自由的心，去哪儿安放呢？
仅以此文祭奠我和关伟生动而无畏的青春，并为我的关伟兄过早地离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关伟兄1968年4月4日出生于云南个旧市大屯镇，2010年3月6日，于昆明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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