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村庄
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来自失去土地的农民，即所谓“破产农民”。例如被称为“华北机器工业摇篮”的天津三条石工人，绝大多数来自河北省的庄户人家。
２００４年，为了纪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我们天津文学院作家骑自行车沿大运河采风，抵达河北省交河县泊镇（如今改称泊头市），探访了河北铸造之乡与天津三条石的血缘关系。
我从泊头存档的资料里读到，天津“三条石”最早的作坊“秦记铁铺”便是交河人士开办的。我当年所在铸造车间的那位秦主任，恰恰正是这家“秦记铁铺”的后人。后来“三条石”渐渐发展成为拥有几十家机械制造工厂的工业区。这算是农民进城开办工厂的先例吧。
新中国成立以来，即使成为新中国大型企业里的工人，由于来自农村，其“原型文化”依稀可见。文化是一条粗壮的根，它在一两代人身上是难以磨灭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所接触的一些工人师傅，便保存着明显的农耕文化痕迹。
首先，他们依然保留着乐于耕种的习惯。举凡大工厂，地处郊区，占地广阔。车间附近的空地，往往成为工人师傅们的“自留地”。工余时间，他们便投入开荒了，一人垦出一小块土地，互不干扰，各自为战。有栽葱的，有种蒜的，还有栽种“猫耳朵豆角”和“西葫芦”的，总之属于蔬菜类，长势良好。
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然而，通过与这样的工人师傅接触，我竟然增长了很多庄户知识。譬如“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还有“夏至三更便数伏”的农谚。所谓一更是十天，三更是三十天。也就是说夏至之后三十天，大致就进伏了。
由于来自农村的血脉，这样的工人师傅对土地有着深厚情感。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为了给农作物积攒农家肥，他们一大早儿宁肯一路憋着，也要坚持跑进厂里将“人工肥料”屙在“自留地”上。顽强实践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
春去秋来，车间四周一派丰收景象。无论西红柿还是黄瓜，都是要搭架子的。你参观一块块结满果实的“自留地”，一定会被他们精彩的“农田手艺”所打动。这正是当年的独特风景——大工厂里的村庄。
大工厂附近，往往建有工人家属宿舍。住在这里的工人师傅们，每逢秋季便纷纷呈现清晨拾柴的劳动本色。尤其进入深秋初冬，万木凋零一派萧索，枯枝败叶满地堆积。天色未亮，工厂家属宿舍里便走出一个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身影，渐渐消逝在工厂周边的原野里。
天色大亮，他们背负着一捆捆树枝返回了，好似旷野里归来的樵夫。工人师傅们猫腰撅腚将过冬柴禾运回家里，一路行走纵然辛苦，却是满脸知足常乐的表情。
那时候，做饭没有天然气，采暖也没有实现集中供热，过日子要靠烧煤球和蜂窝煤。这一捆捆艰辛打来的柴禾，可以用于引火生炉子，也可以用于“烧大灶”做饭。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之花，竟然盛开在工厂家属宿舍里。
上班时间到了，这一个个出没在晨风里的“樵夫”立即走进工厂融入车间，成为班组里熟练操作的技术工人。
在大力提倡“工业学大庆”的同时，一座大工厂里不乏“农业学大寨”的田园风光，可谓亦工亦农。工人的身份农民的血统，这就是中国特色。
我在工厂当工人那几年，向这样的工人师傅学到了很多农村生活知识。譬如不用绳索就能够将一只装满东西的麻袋挑在扁担上，譬如有一种绝对牢靠的打结方法谓之“绝户扣”，譬如怎样在一个即将干涸的水坑里捉鱼以避免“水干鱼净”的结果，譬如怎样选择风向在小树林里悬挂逮鸟儿的粘网，譬如捉住一窝没长毛儿的小耗子泡在香油里，一年之后即成为疗效不亚于獾油的绝好烫伤药……
中国工人与中国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如今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其实正在重复着我们祖辈进城谋生的道路。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向他们投去不以为然的目光。对他们表示轻蔑其实就等于忘却我们祖辈进城创业的艰苦历史。
哪一座城市不是由集镇发展进化而来的呢？哪一个城市人的先祖不是来自农村土地呢？我们万万不可数典忘祖，甚至欺祖。
■三位老者
当年的工厂人物，似乎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时光流水，一旦回忆起来却有奇峰突起之感。比如“发明家”黄老头儿，比如“崔列宁”，比如“老干饭”。
先说黄老头儿。我进厂的时候，黄老头儿似乎六十多岁了，属于老工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男性工人五十五岁退休。一个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工人为什么不退休呢？因为他是工人发明家。
当年“大跃进”，工厂大搞发明创造“放卫星”，就连财务科也发明了“自动盖章机”，并且声称提高工作效率近百倍。其实，即使繁文缛节文山会海，盖一个公章也不必搞成什么自动化。这只是全国浮夸风的一个缩影而已。
黄老头的发明活动起始于公元一九五八年。有工人告诉我说，这位黄老头儿的发明创造一旦成功，那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甚至填补国际空白。
我受到强烈震撼，很想知道黄老头儿从事多年研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问了几个工人，均语焉不详。后来终于遇到明白人，告诉我黄老头儿十几年如一日的研究课题好像与永动机有关。
永动机理论，就是不需要能源即可运转起来而且运转下去的一种机械原理。
我肃然起敬，尽管我不懂永动机为何物。我所在的车间距离他的车间大约一华里地路程。因此瞻仰黄老头儿的机会不多。在车间一个角落里，黄老头儿独自拥有一块“领土”。这是工厂给予他的“特权”。他似乎不接受任何人的领导与指派，也没有助手什么的，俨然一个行为高度自由的工人发明家。
在我的记忆里，他老人家总在案前忙碌着，分明就是一个老钳工形象。
公元一九七六年秋天我被选送上大学，离开工厂。我念的是机械制造的热加工专业。有一门课程叫《物理化学》，挺深奥，记得有“熵”、“焓”和“自由能”什么的，还有“孤立体系”和“绝热过程”等等概念。我记得只要求出自由能或正值或负值，便可以证明该过程是否成立。
这门课程多少与《热力学》有关，我就借了一本苏联版本的《热力学》阅读。我读到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这样一句话：第一种永动机是不可能的。
读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这样一句话：第二种永动机是不可能的。
后来，这门名叫《物理化学》的课程也证明了，那种毫无能量来源的永动机是不成立的。
坐在教室里，我想起远在工厂车间里的黄老头儿。我不知道他的研究内容是否与热力学里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有关，只是挺担心的。
三年之后，我毕业回厂成为工艺技术员，天天趴在绘画板前画图。那车间里已然没了黄老头儿的身影。我曾经跟别人打听，大多语焉不详。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用于工厂，一样恰当。尤其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工厂，人员变化也是很大的。
另一位老工人，是铸造车间拌砂组的崔师傅，由于外貌酷似苏联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因此人称“崔列宁”。他老人家与原版列宁相比，缺少一撮山羊胡子和满脑子哲学思想，当然还缺少《国家与革命》等一大批革命著作。
他没有什么技术，做着“壮工”。年纪大了，受到班组照顾，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据说，他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进入这座国营工厂的。以前做什么，不知道。后来人们得知，崔列宁有“蘸糖堆儿”的手艺。他熬的糖，不过火也不欠火，正好。过了火，味苦；欠火候，粘牙。这时候大家终于知道了，他进入国营大工厂之前，是一个做小本生意的民间手艺人。
崔列宁步履稳健，动作略显迟缓。这与苏联原版列宁的敏捷步伐与大幅度挥手动作相比，无疑露出假冒产品的尾巴。人们送给他的外号，也并无恶意。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崔列宁身居何处。他如果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那蘸糖堆儿的手艺应当派上用场的，推着小车理直气壮去干“第二职业”。我相信，他蘸的糖堆儿，火候不老不嫩，极有可能成为名牌产品。崔列宁也可以像郭德纲相声里那样吆喝：就是没有核儿啊！
还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外号“老干饭”。我在工厂的时候，他已经老了，管理着一座材料仓库。他满头白发，目光越过老花镜望着你，颇有智者风度。他拿“保留工资”，比八级工的工资还高。这种被称为“保留工资”的工资是公私合营之前资本家给工人定的，多少含有给公家“出难题”的意思。公私合营之前资方给的高工资，公私合营之后公方当然不能核减，于是便保留下来。每逢谈到“保留工资”，他便保持沉默，唯恐流露出对当年资本家的感激之情。
据说老干饭年轻时，云游四方耍手艺，济南、上海、天津、大连、沈阳，最远到过汉城，就是现在首尔。他曾经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工，因此会说几句日本话。譬如他管榔头叫“蛤蟆”。这大概接近日语“榔头”的发音吧。
有人说，旧社会工人手里有了钱也去妓院消遣的。我们几个年轻人不信，就去问阅历丰富的老干饭，他嘿嘿笑着并不明确回答。
老干饭管理仓库，井井有条。上午七点钟上班，他往往六点钟就到了。冬天里他点燃炉火，供大家取暖吃早点。那时候工人吃早点很简朴，从家里带来个馒头放在炉旁烤一烤，这就算不错了。
老干饭工作认真。至今我还记得他伏案记账的背影。他基本不参与车间里的事情。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班组读报就念张春桥发表在两报一刊上的大块文章《论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基础》。工厂也号召人人参战。我记得老干饭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车间大墙上，很是显眼。
这张大字报的大意是：你们现在这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应当好好向人家陈永贵学习。人家当了副总理还脑袋上包着白手巾劳动，你们呢？
后来，我去上大学了。听说老干饭得了绝症。他一点也不惊慌，躺在病床上手里拿着X光片子，像模像样认真研究着。他指着“贲门”说，噢，这个地方长了东西，堵了。咱们想办法通开这个地方，病就好啦。
老干饭视死如归，非常乐观。他当然没有办法通开堵塞的地方，因为那东西叫“癌”。他就这样带着比八级工还高的工资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如今回忆老干饭，我记得有一次因为领取劳保手套跟他吵过一次。后来我又去仓库领东西，他竟然主动向我道歉。当时我非常吃惊，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师傅向我这个小青年表示歉意，实在不容易啊。
他没有什么文化，却拥有如今很多文人达不到的思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干饭是一位值得怀念的人。
■人生速成班
公元1976年7月27日下午四点钟，我独自去天津商业区的小白楼一家委托店取钱。我把凤凰牌自行车卖了，刨去手续费得到150元。那辆车是1971年春天花158元买的。骑了五年赔了8元钱。那时自行车凭票购买，尤其上海产品在天津更不好买，因此我的这辆凤凰牌自行车保了值。
次日即7月28日凌晨时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震波传来，人睡在床上先是被抛起摔下抛起摔下，反复十余次，之后才是剧烈摇晃，幅度仿佛乘坐海轮遇到十二级风浪。
我和祖母住在一起。我大约没用十秒钟便抱着她老人家冲出平房到了院子里。我养的一缸金鱼被倒塌的墙头砸烂，“珍珠”和“红帽子”全死了。
天亮之后我去和平区林西路住所看望父亲，一路听到哭嚎之声不断。在旧时日租界小街上，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拄拐杖站在二楼，楼梯却已经塌掉了。子女们正在搭救她老人家。我特意绕路经过那家坐落在大沽路上的委托店，看到三层楼房全部倒塌，满眼瓦砾。于是暗暗庆幸，假若我的自行车没有售出肯定砸烂，也不会有150元钱的落袋为安了。
当天上午有一次强烈余震，我们已经在大街上搭起防雨棚子。邻居李嫂是第一机械工业局先进生产者，毅然撇家舍业去地处陈塘庄工业区的天津漆包线厂上班了。我受到她的感召，第二天骑车赶赴坐落在北仓工业区的工厂。沿途属于南开区和红桥区地界，早点部照常营业吱吱炸着油条，天津人热爱世俗生活的精气神儿，令我无话可说。
天津市地震重灾区在和平区贵阳路一带。因为这里为古河道，地耐力不强。地震之后住在这里的一位工厂同事与我相遇，这位老大姐紧紧抓着我胳膊大声说，我可见到咱厂的人啦！那种劫后余生的激动只有经历巨大恐惧与孤独的人才会理解的。
我赶到工厂，见到熟人彼此问候着，我们工厂的人大多家住红桥区和河北区，惊吓不小伤亡不大。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正值夜班，地震了跑出车间反而被砸死了。生前他正与年长自己五岁的女师傅发生感情纠葛，可惜死了。工厂太大我没见过他的那位女师傅，也不知道她何等悲伤。
家住鞍山道与陕西路交口的小张的父亲遇难了，几个同事合力搬开一根水泥横梁，然后蹬着三轮车将张伯父遗体埋在水上公园后门附近。几天之后官方要求统一火化，小张便将父亲尸体刨出送到火葬场。多年之后我在一部电视剧里听到这样的台词：“你只有心硬似铁，才能面对生活。”地震就是这样，它迫使我们心硬似铁不被灾难砸碎。
我将祖母送到天津西郊亲戚家暂住，便报名参加工厂排险队了。如今回忆起来我以为排险队的时光是我的人生速成班，尽管人生是不可以速成的。
排险队的工作就是排除险情，拆除一座座岌岌可危的建筑物。有言道君子不立危卵之下。我却变得勇敢起来，率先爬上高高的热处理窑顶，伸出钢钎撬动开裂的墙体，一声轰然坍塌暴土扬尘，22岁的我真正体验了摇摇欲坠的人生状态——倘若人在高位，那是不可忘乎所以的。因为有一种高空坠落的物质叫肉饼。
天气热，排险队住在铸造车间附近的篮球场上，草草搭了几座防雨棚，没有墙。入夜我们躺在蚊帐里睡觉。蚊子隔着蚊帐伸嘴咬人，智商极高。有时雷声大作暴雨滂沱。一只无主的大狗围绕着这一群不要命的排险队员走来走去。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深切体会到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然而，正是这个人类的朋友被木型工小池给杀了，炖了一大铁桶狗肉。经历了地震灾害，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竟然变得如此凶狠——他手持铁锤连续猛击大狗的脑袋，终于致死。
工厂当局给排险队员发放营养餐券，一人一天折合人民币三毛钱。大家为了改善伙食经常去河沟里钓鱼。我天天买午餐肉罐头，不顾财务透支，而且开始吸烟。工人吸烟多为两角二分钱一盒的“永红”，就是后来的“大港”。我则吸食五角钱一盒的“郁金香”，便难免引起同事们惊奇。如今回忆，我的所谓人生放达态度可能与地震有关。当灾难突然将人推到地狱门口，人的生活观念往往发生了变化，高度履行着“有钱不花，死了白搭”的人生哲学。
排险任务完成了，开始加固厂房。车间结构梁足有六层楼房高，只有一尺多宽，我站在上面抡起大锤打眼，腰间系着安全绳。有时我想，万一安全绳断了我肯定“忘乎所以”了，于是不敢将目光投向地面。我与师兄王兆武搭档，轮流扶钎打锤。王师兄是全厂乒乓球单打冠军而且能拉小提琴，我就一边打锤一边向他请教乐理ABC。这样就忘记了高空的恐惧。我还写下这样的顺口溜：“不怕天抖地震动，工人阶级是英雄。红心向着毛主席，恢复生产立新功。”内容挺革命的，基本属于歪诗一首。
几天之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去世了。我们站在车间屋顶上默哀，都哭了。
完成了排险任务，排险队解散了。望着经过加固重新投入生产的车间厂房，心里不免升起几分荣誉感。一大二公的时代，个人的荣誉往往与国家相联，而且这种荣誉感只是个人心理感受而已。
我去郊区接回祖母。生活似乎重返昔日轨道。又过了两个月，我被工厂推荐去上大学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本人在地震排险队的勇敢表现有关。工厂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和另外两个人去津西古镇杨柳青报到，我摇身一变成了“工人大学生”。
走进这座曾经隶属农机部的学校，我们做的头一件事情便是动手搭建一座座“地震棚”——我们的学生宿舍。有了工厂地震排险队的“人生速成班”经历，我以半个瓦匠的身份出现在学校工地上。我还和樊本源同学一起给全班垒了一座红砖大灶，既可以取暖又可以热饭。夜间，我睡下铺，屠梦雄同学睡上铺。大灶的火苗儿照耀着我们努力学习建设四化的美丽梦想。
有时担心发生余震，就在地震棚里上课。老师站在中央，各个角落里都有听课的学生。那表情严肃的场面不像上课，倒像来了地下党员发动工人暴动。这种别有味道的授课方式，乃是地震的余韵，深深渗入我们的学习生活。套用当今时髦词语，这一群莘莘学子进入了“后地震”时代。
肖克凡：天津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文学创作一级。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鼠年》、《原址》、《尴尬英雄》，中篇小说集《黑色部落》、《赌者》等。
组稿编辑 姚雪雪
实习编辑 王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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