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中国音乐概貌

汇报”时,痴迷癫狂地边唱“颂歌”边跳“忠字舞”的;而上山下乡背井离家的“知青”,则又是怎样以泪洗面,抱着吉他或手风琴,于穷乡僻壤悲吟着他们对故乡与亲人思念的……

面临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也许即便无奈,也不能不承认,“文革”十年的中国社会并不缺乏音乐,它不仅没有“荒芜凋零”,而且步步紧趋地伴随和影响着当时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从音乐的题材内容到体裁形式,甚至较之以往还不无新的“发展”。由而又不能不认为,中国“文革”的十年,实在是音乐繁荣兴盛的十年,尽管,它是畸形的“繁盛”。

于是,难以否认的史实带来了史识的困惑:既然祸国殃民的“文革”,使中国的文艺事业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何以那十年间的音乐却会“一枝独秀”?其“秀色”又一一体现于何处?历史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其“秀”在中国当代音乐乃至整个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等等。

历史是一条无法断然分割截流的长河。“文革”喧豗的音乐世界,当然也决非在那场“大革命”揭幕之时才紧锣密鼓、繁弦促管地兀现其高潮的。溯流索源,至少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它的序曲业已于“歌舞升平”中隐隐而又凛然地奏响了。

一、“姹紫嫣红”的中国乐坛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在经历了50年代后期天灾人祸的磨难后,由于中共中央于1960年冬开始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经济上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替代了“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原则;1961年6月,在意识形态领域又采取了淡化1957年以来左倾思想影响的宽松政策,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又称“文艺八条”),以纠正一些文艺领导部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艺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和不适当甚至野蛮的干涉,妨害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倾向。1961至1963年间,周恩来总理做了多次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领导同志“不要过多干涉”①。由此经济文化均出现了可喜的复苏,中国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也逐渐重趋兴盛的态势。虽然这兴盛的“启动”仅局限于1961至1962年间,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文艺思潮又逐渐日甚一日地重新笼罩了整个文艺界,但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短暂的宽松,普遍激发了音乐家们的艺术创作热情,更重要的是不断好转的经济形势令音乐家们感到欢欣鼓舞,所以音乐形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前期,都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蓬勃局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十余年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毛泽东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及文艺应该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思想,久已成为中国音乐家艺术劳动基本和自觉的出发点。因此,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中国乐坛,音乐家们的艺术创造热情的具体体现,不仅承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生事物”,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热诚讴歌和赞扬;而且在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使他们的艺术创造受政治思潮的驱策,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充满现实功利的政治色彩和战斗功能;同时,还在音乐形态上,呈现出了新的普及化和史诗化的两极发展趋向。

(一)“革命歌曲大家唱”和“乌兰牧骑”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音乐普及化的象征,莫过于发端于1963年,之后逐渐风行全国的“革命歌曲大家唱”的活动。

大多采取齐唱形式,音域不宽,技巧难度不大,以适于各阶层群众集体咏唱的群众歌曲,20世纪以来始终是同中国大众音乐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声乐体裁。而且在历经了学堂乐歌、工农革命歌曲、红军歌曲、抗日救亡歌曲、民主解放歌曲等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的群众歌曲在内容题材上形成了密切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时代风云的传统。为此,注重群众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群众歌曲这一大众化的音乐体裁对群众所具有的政治鼓动、宣传和教育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一再强调和要求音乐家们继承和发扬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群众歌曲的优良传统,投身到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去,创作出表现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生活、新事物、新风貌,并在艺术形式上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革命歌曲。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办有20余种以刊载群众歌曲为主的音乐月刊,每年数以近万计地推出新创作的群众歌曲,并不断从中挑选出优秀作品,通过出版活页歌片、歌集,以及电台广播、灌制唱片等传播媒体进行推广。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之前,党和政府对于群众歌曲的重视,至多于1954年由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举办过一次全国性群众歌曲评奖活动,更多地还是隐性地起着主导作用的话,那么进入60年代后,则是对群众歌曲的创作和咏唱,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党政宣传部门,频繁并大张旗鼓地直接组织“评选”、“推荐”等推广组织活动。继1963年国庆前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全国“推荐”8首歌曲,1964年8、9月间,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歌曲》和《音乐创作》编辑部,又联合举办两年来优秀群众歌曲评选活动,评出26首歌曲进行推广。1965年3月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更是破天荒地首次选登了13首群众歌曲的乐谱,并通过权威性的“编者按语”提倡学唱这些革命歌曲。另一方面,这些群众性的集体咏唱活动,开始在各地本来为促进专业音乐创作和表演而举办的大型音乐表演活动中崭露锋芒。自1963年起,在“长春音乐会”、“哈尔滨之夏”、“上海之春”等音乐舞蹈会演里,都把“大唱革命歌曲”作为主要内容。在1966年5月《人民日报》对第七届“上海之春”的报道中,更对其间音乐舞蹈作品的革命化,工农兵参加创作、演出、评论等作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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