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侯家窑遗址；许家窑遗址；泥河湾层；第三级阶地堆积
【摘要】本文回顾了许家窑文化发现、发掘与研究的历史，肯定了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分析了许家窑文化的命名、时代、地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许家窑文化命名的盲目和地层的错误判断。
一、许家窑文化研究概况
许家窑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与山西省的交界地带，包括两个地点：山西省的许家窑地点（73113地点）和河北省的侯家窑地点（74093地点）（图一）。根据国务院1996年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该遗址的名称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分属山西省阳高县和河北省阳原县。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其分别称为许家窑遗址和侯家窑遗址，当述及考古学文化及古人类学名称时，仍将其称为许家窑人和许家窑文化。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北的两叉沟附近，地理坐标113°57′31″E，40°06′53″N，海拔990米。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卫奇在此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后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具体资料不详。
侯家窑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井集镇侯家窑村西南约1500米处，地理坐标113°58′39″E，40°06′02″N，海拔980米。1974年，贾兰坡、卫奇在此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并进行了试掘，发现各种类型的石制品589件，具体资料以《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题发表在《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1]，自此该地点以许家窑遗址命名；1976年3～9月，贾兰坡、卫奇、李超荣、王炳祥等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人类化石9件，石制品1300余件，还有一批骨、角器和20余种古脊椎动物化石[2]；1977年7～9月，吴茂霖、卫奇、林圣龙、李超荣等再次进行发掘，获得人类化石8件及大量的石制品、骨器和哺乳动物化石[3]；1979年，相关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4]，因资料尚未发表，具体情况不明。历次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共获得人类化石17件，石制品几千件与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许家窑遗址与侯家窑遗址同位于桑干河的支流——梨益沟上游的右岸，两地直线距离约为2300米。目前，许家窑遗址（73113地点）的发掘材料尚未发表，已发表的古人类化石、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等材料全部来自侯家窑遗址，学术界所称的“许家窑文化”、“许家窑人”等实际上指侯家窑遗址的材料。为行文方便，下文直接以侯家窑遗址诠释许家窑文化的内涵。
二、许家窑文化的学术意义
侯家窑遗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首次在一个遗址中集中发现上千件石球，使其一发现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对其开展多学科的研究。目前，该遗址已成为国内综合研究水平较高的旧石器遗址之一，在旧石器文化的演变以及古人类的演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1、侯家窑遗址已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在旧石器文化发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来看，该遗址常见的种属有普通狼、披毛犀、诺氏古菱齿象、野马、野驴、河套大角鹿、赤鹿、普氏羚羊和原始野牛等，基本上是更新世晚期的常见动物，既未见中更新世常见的种属，也未见残存于更新世晚期早一阶段的种属。其时代要晚于周口店第15地点、大荔人地点和丁村人地点，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采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即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年代为距今10～12.5万年左右。在时代上，很多学者将其归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使其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也是该时期材料最丰富的遗址，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2、侯家窑遗址四次发掘获得的石制品有几千件，其组合以小型的为主体，粗大的非常少见，总体看来属于华北地区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系统（即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即以小石器为主的北方主工业传统。在石制品构成上既有北京人遗址的文化因素，又有峙峪遗址的进步类型，但在总体上又显得比较粗糙，成为联系周口店第一地点与峙峪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在本地区发展、渐进的一个重要阶段。据相关研究，许家窑遗址的漏斗状石核和原始棱柱状石核，在工艺上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存在的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核比较相近，可能为其母型。这既证明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性与渐进性，又为探讨细石器起源提供了线索和途径，因而它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
3、侯家窑遗址共发现古人类化石17件，其头骨骨壁较厚，大于尼安德特人的最大值，也超过了北京人的平均值，但小于北京人的最大值；枕骨圆枕比北京人弱得多，看起来更接近于欧洲尼人，枕骨曲度角大于北京人，而接近尼安德特人；上颌骨比较粗壮，吻部前倾的程度中等，没有北京人向前突出的厉害，和尼安德特人比较接近；牙齿粗壮，和北京人相比颇为相似；顶骨弯曲程度和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上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大脑窝比小脑窝大，表现出一定原始性，但又没有北京人那么明显；枕外隆凸点和枕内隆凸点的相距距离也落入尼安德特人组，小于北京人；下颌角要比现代人小，后缘较直。以上特点显示，许家窑人的化石既具有很多与北京人相似的落后的特点，又具有很多尼安德特人的进步特征，是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某些特征的混合体，可能是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过渡类型，或者属于尼安德特人的另一类型。侯家窑遗址人类化石的发现丰富了古人类学的材料，为研究直立人向尼安德特人的过渡或者尼安德特人的类型提供了新的材料。
4、石球是侯家窑遗址石制品的另一个特色。历次发掘共发现上千个石球，仅1976年发现的石球就有1059个，最大者重1500千克，直径超过了100毫米；最小者不足100克，直径在50毫米以下。发现的石球既有成品，也有半成品和毛坯，显示出石球的制作过程。石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在一个遗址发现数量这么多，而且大小不一、类型多样，这还是第一次。这为探讨石球的制作工艺、使用方法、用途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对研究该时期古人类经济方式等内容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许家窑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侯家窑遗址的文化层比较复杂，岩性在横向和纵向上变化比较大，同时又局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发掘水平，以及相关资料尚未全部发表等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侯家窑遗址的很多问题存在争议，并且影响到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
1、侯家窑遗址的命名问题
1974年，侯家窑遗址发现后，发现者在未提及许家窑遗址的情况下，即将其统一命名为“许家窑遗址”。之后，该遗址的文化内涵称为“许家窑文化”，发现的人类化石称为“许家窑人”，现在，这已成为国内外通用而且最具影响力的名称。但是许家窑遗址、侯家窑遗址是否代表同一时期、同一人群、同一文化内涵，目前尚不清楚。正如研究者在后来的文章中称：侯家窑遗址和许家窑遗址的文化层，在时间上可能有先后的区别[5]。近几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侯家窑遗址周围展开多次旧石器调查，又发现十多处旧石器遗址，各个遗址的文化层位差异较大，时代包含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而且除和夭庄遗址外，均与侯家窑遗址的距离非常近，而许家窑遗址是最远的一例，他们不可能归为一个遗址。如此，将两个相距甚远、层位不同的遗址称为一个遗址，无疑会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增加难度。特别是两个遗址分属于两个省份，给保护、研究工作出了不大不小的难题。
2、侯家窑遗址的年代问题
1974年，侯家窑遗址发现后，发现者根据试掘获得的动物化石，推断其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通过动物组合分析，下限达到丁村文化，上限和峙峪文化相接，年龄估计约在6～3万年之间[6]；1976年，侯家窑遗址发掘者通过对比周围地层，根据漫流堡村西南梨益沟剖面上发现的冻融褶皱等因素，分析该遗址的时代应属于里士冰期或庐山冰期的后一阶段，估计绝对年龄超过10万年，地质时代应为中更新世晚期[7]；严富华等根据侯家窑遗址剖面的孢粉组合中云杉花粉占比例较大，而喜温暖湿润的落叶阔叶种属的花粉极少，判断当时的气候是干燥寒冷的，气温比现在低4℃左右，时代上属玉木冰期的中期偏晚，约距今3万年前[8]；尤玉柱等认为，许家窑动物群代表距今约6万年前的玉木冰期的第一高峰期[9]；吴茂霖通过对古人类化石分析，认为许家窑人的年龄应超过6万年，但不会超过10万年[10]；1982年，陈铁梅等对侯家窑遗址的6个化石样品采用铀子系法测得的数据都在10万年上下[11]，后又对侯家窑遗址地下８米处的犀牛牙样品测得的年龄值在10～12.5万年[12]；1992年，刘椿等通过对遗址周围剖面的古地磁测定，认为该剖面为距今10万年左右的布莱克极性事件，属晚更新世地
层[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的骨化石碳十四年龄为16920±2000aBP和16440±2000aBP[14]；近些年，苏朴、Reidar Lovlie等通过古地磁的研究，认为该遗址处于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早中期[15]；黄慰文则认为该遗址与黄土序列L5（距今约41～47万年）有可比性，把其划入旧石器时代早期[16]。从以上测年结果看，其年龄从最晚的不足2万年到最早的50万年，数据差别之大，很难令人接受。
3、侯家窑遗址的地层问题
侯家窑遗址的发现者将埋藏文化遗物的灰绿色、灰褐色粘土归为泥河湾层，从而得出泥河湾层不仅包含了早更新世、中更新世的堆积，上部还包含了晚更新世的沉积物[17]，从而引发了泥河湾层上限的讨论。
泥河湾层泛指分布在桑干河中下游，包括大同盆地、河北阳原盆地、蔚县盆地的一套以湖相为主的沉积物。1924年，巴尔博将这套地层定名为泥河湾层，并认为其年代属上新世后期或更新世早期；1948年，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建议把泥河湾层作为中国更新世的下界，这个意见被我国地质学者接受，此后，泥河湾层作为我国北方早更新世的标准地层而驰名中外。
1961年，杨景春根据1953年以来在大同盆地的教学实习成果，对这里的区域地貌、构造运动、火山活动及古地理等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探讨，结论之一是泥河湾湖一直延续到更新世中期才消亡，泥河湾层下部属下更新统，上部属中更新统，但是，这一意见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之后，随着测年手段的不断增多，获得了较多的年代数据，证明泥河湾层不仅仅包含早更新世地层，也有中更新世地层，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18]。近些年也有学者认为，在泥河湾盆地的中心部位，泥河湾层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早期，并提出了新地层建议[19]，但这一观点还有待于今后更多证据的支持。
1978年，卫奇通过对泥河湾层上部地层发现的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特别是对侯家窑遗址等材料的分析，认为泥河湾层上部属于上更新统，为了把该组地层从泥河湾层区分出来，建议采用许家窑组命名，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1988年，陈茅南将泥河湾层划分为三个阶段：下更新统的泥河湾组、中更新统的小渡口组和上更新统的许家窑
组[20]。 1997年，卫奇又将泥河湾盆地堆积划分为五组，其中虎头梁组代表低级阶地，峙峪组代表高级阶地，其他三组属于泥河湾层，自上而下分别为许家窑组、小渡口组和泥河湾组[21]。2000年5月，第三届全国地层会议公布的地层指南中，建议将分布在许家窑一带的泥河湾层定为晚更新世许家窑组，这一观点自提出以来就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反对。
有些学者认为侯家窑遗址的时代为中更新世，不会晚到晚更新世。1995年，樊行昭等在侯家窑的泥河湾层剖面上做古地磁研究发现：剖面中由顶部至河床面以上3米处均为正向极性，由此以下均为反向极性，厚达6米未见底，根据正反极性自上而下的分布特征，与450万年以来的极性地层柱对比，下部的反向极性带应为松山反向极性带，结束的年代为距今78万年。由此，在湖相沉积物连续沉积的情况下，参照泥河湾村附近古泥河湾湖的沉积速率（在3.65～7.99cm/ka之间），并结合遗址剖面以北300米处夹在与文化层层位相当的湖相层间火山豆的K-Ar绝对年龄测定值0.34～0.45Ma，推断许家窑文化遗物和哺乳动物化石的文化层确系在湖相的泥河湾层中，许家窑文化层的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至中期，许家窑组泥河湾层的时代仍在中更新世以前，将分布在许家窑一带的泥河湾层定为晚更新世并建立上新统的许家窑组是不合适的[22]。同时，黄慰文通过对泥河湾盆地第四纪地貌演化史的研究认为，桑干河一共形成了三级阶地，其中含新石器遗物的一级阶地生成于全新世，含虎头梁文化的二级阶地生成时代不晚于晚更新世末期，三级阶地产纳玛象、赤鹿、猎豹和原始牛等化石，时代不会晚于晚更新世，即桑干河演化史排除了古泥河湾湖延续到中更新世之后的可能[23]，认为发现于泥河湾层的许家窑遗址的层位可以与黄土序列的L5相对比，该遗址的时代距今40多万年，从而排除了侯家窑遗址泥河湾层延续到晚更新世的可能。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转向对侯家窑遗址文化层的探讨，认为其文化层并不埋藏在泥河湾层之中，由此建立泥河湾层的许家窑组也是错误的。2006年，谢飞等指出，许家窑文化并不埋藏在泥河湾层中，而是产自河流阶地堆积中，梨益沟两岸阶地堆积与泥河湾层的结构和色泽分明，断面呈槽状嵌入两侧泥河湾层中[24]。我们在侯家窑遗址周围开展过多次旧石器考古的区域调查，在发现大量新遗址的同时，对附近的地质、地层及地貌的成因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侯家窑遗址的文化遗物的确被埋在梨益沟第三级阶地下部，阶地的时代大体与桑干河的第三级阶地相仿。
对侯家窑遗址文化层及相关问题的重新认识，说明许家窑文化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也为侯家窑及许家窑遗址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目标，我们期待以往的考古发掘资料能尽快整理出版，并对两遗址分别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求上述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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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
［2］［7］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17卷4期。
［3］［10］吴茂霖：《许家窑遗址1977年出土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18卷3期。
［4］谢飞、李、刘连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
［5］卫奇：《“许家窑人”的生活环境》，《山西文物》1982年3期。
［8］严富华等：《据花粉分析论许家窑遗址的时代和古环境》，《地震地质》1979年4期。
［9］尤玉柱、徐钦琦：《中国北方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与深海沉积物的对比》，《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19卷1期。
［11］陈铁梅等：《许家窑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铀子系法年代测定》，《人类学学报》1982年1卷1期。
［12］陈铁梅、原思训、高世君：《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序列》，《人类学学报》1984年3期。
［13］Liu Chun, Su Pu, Jin Zengxin：《Discovery of blake episode in the xujiayao Paleolithic site》，Shanxi, China，《Scientia Geologica》，1992,1，87～95。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考古学专刊》乙种第28号，1991年。
［15］苏朴等：《许家窑泥河湾组高分辨率磁性地层学研究》，《地球物理学报》2000年2期。
［16］［23］黄慰文：《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地层学基础》，《人类学学报》2000年4期。
［18］夏正楷：《泥河湾层的研究现状和展望》，《第四纪研究》2001年3期。
［19］夏正楷：《“泥河湾层”的时代归属及划分》，载《纪念袁复礼教授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3年，第11～14页。
［20］陈茅南等：《泥河湾层的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年，第1～145页。
［21］卫奇：《泥河湾盆地考古地质学框架》，载《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7年，第193～207页。
［22］樊行昭：《许家窑组及许家窑文化层年代问题的磁性地层学证据》，《地层学杂志》2002年4期。
［24］同［4］，第119～129页。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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