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的一个关于相对论的高级研讨班，进而，成为了曾长期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学术研讨会结束后，周培源曾在回国前到爱因斯坦的家中向他告别，并为爱因斯坦拍下了一张照片，也成为了唯一为爱因斯坦拍照的中国人。周培源的三女儿周如玲曾问父亲，爱因斯坦这么大的科学家，你为什么都不和他合张影呢？周培源谦虚地答道：“他是爱因斯坦，那么伟大，我怎么能站到他身边呢！”
此次近距离与爱因斯坦的探讨切磋，不仅使周培源收获颇丰，也对他一生的研究方向起了深远的影响。在周培源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湍流理论是他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因而国内凡是研究相对论的科学家都免不了来找周培源讨教一番。
与爱因斯坦的共事经历，以及长年从事相对论方面的研究，使周培源成为了国内研究相对论的权威。也因此，在文革时期，当陈伯达等人叫嚣着要打倒相对论时，周培源自然难掩心中的怒火。而殊不知，研究相对论以及在美国的家中款待如钱学森、钱伟长、孟昭英这些留学生，都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为了罗织他罪名的由头……
“周大将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的周培源刚从美国结束了他第一次教授休假年回国，却恰逢战争的炮火响彻北平城。没过多久，昔日的清华园已变成了日军的疗养地。北平也在不久之后便沦陷了。
面对动荡的时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学校南迁至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多后，国民党教育部又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本部迁至昆明。
周培源一家便也迁到了昆明。那时，昆明城里也是日日频遭日机轰炸。周培源一家便到相对安全的滇池西畔的山邑村居住。这个僻静的小山村在昆明城的西南方向，而当时的西南联大校址却在昆明的西北部，与周培源的家相距有19公里之遥。为了去西南联大上课方便，也为了在山邑村几里路之外上学的女儿，周培源买了一匹滇西百姓拉货用的永北马。
每周一、三、五有课时，他便早早起床，喂好马送女儿上学，之后再赶往联大讲课。而二、四、六没课时，送完女儿，他便驱马到山上吃草。久而久之，这匹马也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甚至，有人亲切地称马背上英姿飒爽的周培源为“周大将军”。
虽说“周大将军”和他的爱马着实吸引眼球，但那时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也确实艰苦：一方面学校资源匮乏，连最要紧的图书都奇缺；另一方面，学生上课还要面对日军袭击，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正是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周培源开始了他科学救国的新旅程——利用科学技术为抗日战争服务。他自学了弹道学、空气动力学，着手研究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流体力学湍流理论，并成为了该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不仅吸引了林家翘、胡宁和郭永怀等有识之士投身他门下做学术研究，就连西南联大的许多学生也萌生了学习流体力学的兴趣。
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西南联大，亦或是在之后的北大；也无论是担任教授、校长，亦或是繁多的社会职务，这位钟爱科学的老人从未离开过科学研究半步。科学的思维模式以及对物理学研究的执着探索，已融入他的血液，深入他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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