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抚摸着案头厚厚的一叠稿子，我不禁思绪万千。这叠稿子是即将完成的拙作《草书研究与创作》的打印稿，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八年之久。现在还有最后一章要写，虽然我的心里早已有了底稿，但还想放在心里“养养”，或许还有更好的构思、更合理的观点、更新的发现在什么地方等着我。
我最早接触草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从师范毕业，二十不到的年纪，才学书法。一日在书店，被于右任碑体行书的大力雄浑、举重若轻的“派头”深深吸引。于是，由于右任的行书，很自然地涉及了他的草书，但仅止于涉略，偶尔临写而已。创作时则不作草书。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十多年里，我在篆刻的学习创作和书法篆刻理论上花去了不少精力。书法除临习过于右任外，主要临习过的有颜、欧楷书，《张迁》《乙瑛》《石门颂》《史晨》《礼器》等不下于十来种汉隶，《郑文公》、“二爨”等魏碑，还有《兰亭序》及《祭侄稿》等晋唐法书。其间因篆刻的原因，也涉猎了大小篆。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我多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及对书法的理解，以意为书，走稚拙一路，多写行书。人谓我效仿谢无量和吴丈蜀，但我自己知道参究更多的是于右任。1994年，下海经商，兴趣转移，穷书生初为物质所“俘”，便“乐不思蜀”了。
1999年3月，整整五六年不亲笔砚的我去南京艺术学院跟徐利明老师作短期进修。徐老师诸体兼精，尤长行草。看他挥毫，我茅塞顿开。第一次看他写字时我就反思到我的实践与理论原先是严重脱节的。“好在现在它们将成为知音了”，那天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
在南艺进修的三个月里，我课余临习的主要是楷隶书，后来偏重于钟繇的小楷。有时看到师兄弟们临“二王”、王铎、张瑞图、黄道周等人的行草书，便会上去凑趣，依葫芦画瓢上一两张。记得有一次徐老师布置当堂作业，要大家创作一张完整的书法作品，我也勉强写了一张，是仿于右任的行书，完全不成体统。徐老师看了，只说了两个字“不行！”转身就去“欣赏”别人的作品去了。他虽然声音不高，我却听得分外真切。那段时间，一切重新开始，包括生活。原先是酒宴不断，如今是盒饭果腹；原先是呼朋唤友，招摇过市，如今是一个人独居斗室，与笔墨厮伴。于书法，原先的“陋习”必须抛弃，而新的于我又是一片茫然……
6月初进修结束，回到启东。闲来翻翻在南京时买的书，其中有倪元璐、张瑞图的草书。于是在写“正儿八经”的楷隶书感到疲倦时，便尝试着临临他们的草书。很快兴趣倍增，临习范围又扩大至赵之谦的行书以及傅山和王铎的草书。其实我最爱的是傅山与倪元璐。如此没头没脑地又过了大半年。2000年3月，南通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陈云与启东几位文化宣传口的领导以及南通师院的两位文学教授，聚会在我的书房里，看陈云主席为他们写字。待陈主席写完后，在别人的一再怂恿下，我也“乘兴挥毫”了。第一张自己不满意，在别人一迭声的说“好”声中我把它揉成了纸团。陈云主席在一旁鼓励我说：“你能写的，只是胆子要再大一些。”于是我鼓足勇气，不管好孬，一口气写完。那张作品是写在四尺整纸上的，写的是自己胡诌的一首诗：“我爱晚风清，移云作花影。洗盏更独酌，且赏一轮明。”写完后纸的左侧还空着一截。这是我第一张“公开”的草书作品。那天我明白了一点：写草书胆子一定要大。
2000年7月，在市书协的统一指挥下，我也参与了“备战八届中青展”。一天，我拿了近十件作品向孙晓云老师请教。孙老师飞快地把作品翻了一遍，指着唯一的一张草书说：“这张还可以。杨谔你要记住，你的才情全在草书上。”我老老实实地说：“孙老师，这张字我是意临于右任的。”孙老师嘎嘎地大声笑了，手一挥，很干脆地说：“这个我不管。”萨克雷《名利场》中有一段话：“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断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在人生历程中，鼓励和指明方向是十分重要的。鼓励还具有某种暗示成功的作用，其理大约跟生理学上的暗示对人体所起的作用相似。后来的八届中青展，我以八尺屏草书《自作诗两首》成为幸运儿。该作随即又被《中国书法》杂志选登。对于我以草书入展，当时颇多质疑声。有一个和我非常熟悉的朋友还直接打电话给我说：“你到底是有高人指点还是花钱请人代笔的？”着实直率得可爱。第二天，他看了我的其他草书作品后，才保持缄默。也有人跑到南京徐利明老师那儿提出同样的疑问。又据说，在展厅里，有一位外地作者指着我的作品说：“这个人不是搞理论和篆刻的吗？什么时候写的草书？”大家大概是这样推理的：杨谔是老板—老板有钱—有钱就可以请人代笔。
面对质疑，我没有气愤，心里反而很高兴。
二
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的临习日课以草书为主，同时也发疯似的大量创作草书。按入展的套路写，在省里又得了两次奖，于是以为“展览模式”即是草书“正宗”。但不久就发现，这种模式，犹如在明代泛滥到极致的科举八股，实在无趣得很，便想突破。又以为纵放激情，痛快淋漓，大胆“冲杀”，便是好草书。一次省里组织选送参加八届全国展的作品，那时我对书坛上那股泛滥成灾的因循造作之风十分反感，就写了一张狂得出格的草书，甚至印章盖倒了也不管。市书协统一送到了省里。第二天傍晚，徐利明老师来电话批评我说：“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样写，简直是胡闹。”徐是省书协副主席。我那时也“生猛”得很，毫不客气地回答说：“难道你不觉得如今的书法很没意思么？我想写出一点新意，有什么错？别人不想看，我写给自己看。哪一天自己都不想看了，我就一门心思去做生意。”当晚，为了证明“平庸我也会，没什么了不起”，我又按国展的套路，收敛锋芒，写了一张整八尺草书李白《将进酒》，后来上了八届全国展。上了展览，我仍不买账，又在《美术报》上写文章抨击当时的评审导向。这次之前，还有一次，徐老师给我指了一条分阶段学习前进的路。我抢白说：“我认为不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习惯、人生经历、性格、人文修养，我只要写出自然真实的我，自会风格独特，犯不着规划。”当时我把书法理解得太过简单，以为创新仅凭“匹夫之勇”即可。人犯浑的时候，自己都做不了主。现在每每想起那段时光，唯有摇头而已。面对我的越写越狂，马士达老师后来也多次提出了批评。
创作实践的改变，必得从内心认识的改变开始，即我们常说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人的内心认识跟不上，再好的老师也白搭。此理好比做红烧肉，要想煮到入口即化，火候时间不到，再高明的厨师也是没法的。别人无法救你，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
我在一味蛮干的同时，有时候也会冷静下来反省自己。历史是面镜子，历代优秀的草书作品和理论家精辟的论述就是用来观照我自己作品的镜子。尽管在观照比较时，我尽量地为自己作品的不足寻找“理由”，设想多种“偶然”和“可能”，但结果大多是不得不否定自己。此时，原本对书法理论探究的兴趣又被勾起，更幸运的是，编辑有时赐下的课题恰恰又是自己急需弥补的。从2003年起，我开始对历代篆书和部分隶书、行书以及《龙门二十品》等书法经典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研究。2008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又约方建勋与我共同撰写大学通识教材《书法赏析》，我负责撰写篆书、隶书、草书和篆刻部分。就这样，我又有机会对历代草书进行系统的爬梳整理。我虽然做不到“文章莫著一句空”，但要求自己每篇文章至少说一句版权属于自己的有价值的话。为了写好每一篇文章，我在阅读了较多相关资料以后，都要用笔对所要分析的作品进行反反复复的临摹、体悟，直到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久，我即信服了马士达老师的批评：写草书光有激情和胆气是不够的，还要有理性的制约。刘熙载《艺概·书概》说：“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诚为的论。
就这样，我采用临摹、创作、研究三者交替间错进行的方式学习草书。我由初学时的只知道于右任，2000年左右时的偶习倪元璐、张瑞图、王铎、傅山，学习范围又扩大至明代的祝允明、董其昌、徐渭、陈淳，由此上溯至宋代的黄庭坚、苏轼、陆游，唐代的张旭、怀素、孙过庭以及魏晋之王氏一族，最后至汉代草书简牍。我对汉简草书、旭、素、祝、黄、傅最为钟情，爱不释手。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草书也不例外。草书艺术必得有多种元素的滋养方能兼备阴阳二气，沉着屈郁，奇拔豪迈，兼具高韵深情与坚质浩气。为了提高草书的线条质量，我临习商周金文、秦汉小篆和汉隶。为进一步搞清草书结构变化的来龙去脉，我在汉代章草、唐代李北海、宋代米芾、元代杨维桢等人的行书上下工夫。为求草书更有深醇久长的意味，我重游历，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市；我广阅读，文学、历史、哲学、美术、文艺理论甚至科技、体育、政治、自然地理，做到无一日不读书；又多结交各界精英。每当感到疲惫之时，则以音乐和美术来调节。最爱贝多芬，因其旋律最合博大奇宕类草书之特质。我爱梵高的画，因为那里有一颗热辣辣的心在跳动。在创作上，2000年左右时每作草书，要先查草书字典，后来草法渐熟，只在准备时先把内容看一遍，待有不熟的，则查过，记在一旁。近一两年作草，则先不查，待创作完毕后检查一遍，有吃不准的再查，然后相机做出补救。如此做为的是锻炼自己“依理变化”的能力。此法还有一好处，作品能时出新意。冯班《钝吟书要》说：“晋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法意相生，乃是正法，根本则在一“理”字，“理”即书之“常理”。草书之合乎书理，有时为了需要，则可以稍稍越出书理，进入自然之理范畴的表达。
朱履贞《书学捷要》说：“书有六要：一气质，二天资，三得法，四临摹，五用功，六识鉴。”我通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对草书的理解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即胆—国展模式—出新意—情理交融—人品高书品亦高—技精、意远、气清、神旺、境界高。
在进行研究和创作时，我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创作，以创作家的眼光审视历史。前者可以登高望远，不为时俗所诱；后者可以避免文章落入空泛，搔不到痒处。
三
三年前，我接受了刘锬教授的建议，基本上放弃了原本喜爱的文学创作，集中精力于书法，书法上又主攻草书。刘教授认为我甚至可以把理论也放掉，我则一直舍不得，且有以理论为主的倾向。但在心底里，我还是更喜欢创作。我才能有限，两者都不放弃，可能最后会一事无成，但我想还是再这样走一段时间再说。有时候正在走路、干活或看书，一种紧迫感会蓦然涌上心头。人生短暂，才见花开又闻蝉鸣，秋风乍起雪又飘零，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想古人又是多么的高不可攀，我穷己之半生，尚不及古人之什一，能不徒叹奈何？
在社会上，我的主要职业是民企业主，本当心无旁骛地做好企业，但我又偏偏迷上了这不能放在锅里煮了当饭吃的书法，书法中又偏偏迷上不太讨常人喜欢的草书。事实就是这样矛盾地纠结着。有时正在专注地写作或创作，一个业务上、生产上或根本就可以没有的麻烦电话来了，于是不得不整顿起精神去应付。一日，苏州大学出版社的薛华强老师对我说：“不必为此烦恼。做生意的经历，对你的草书创作应该是有好处的。”细想，他说得也有道理。这不就是我所独有的生活么？自己不是早就宣称独特的经历有助于写出独特的草书么？回眸历史，社会环境、思潮的变革，催生出了代代不同的书法艺术，此是大的。小到个人，其理又何尝不是如此？明代文学的复古派先驱李东阳，也是一位草书家。他为官清廉，无多少积蓄。他的诗文很受时人推重，退休后常有人来求诗索文。据说有一次求诗索文的人来了，一旁的夫人已准备好了文房四宝，但李东阳感到身体有些疲惫，不想写。他的夫人见状，在一旁说：“今日方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李东阳不得不打起精神，挥毫完篇，换取润笔，以待客人。我是私企业主，我不必求笔底纸上能“长谷子”，我较之富有余暇的专职书家多了一份悠闲与宽松，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得”么？
“古人醉时作狂草，细看无一失笔，平日工夫细也。（冯班《钝吟书要》）”我之草书，常有失笔，精到不足，功夫欠缺之故也。经营企业是非艺术思维，研究书法主要用理性，须逻辑思维，而创作则须形象思维。前两者，花去了我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抛开经营企业不说，光创作与理论研究于我就已是一对矛盾。对某一课题关注久了，白天、晚上，脑子里全是古人在活动，创作那根神经完全处于休眠状态。今年春节前后，我就接到了两位好友的“批评”。年前，一位提醒我应该先把理论放一放，多搞些创作。年后又有一位警告我：草书的线条质量急需提高。其实不仅仅是这些，我自己也明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都还有非常多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年前年后一个半月，生产任务特忙，几乎天天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便与工人们一起干活，直到晚上九点左右方得上楼。人疲惫至极，还想甚草书。值得一提的是，大忙之余，清闲弥足珍贵。今年春节，一家人哪也不去，粗茶淡饭，安享清净。妻子女儿，各看其书，各上其网，我则临帖看闲书，果然其间创作灵感又来，竟得了好几件目前仍自觉尚可一观的作品。不亦快哉！
人不一定能胜天，人在具体的自然面前和抽象的命运面前，是非常渺小和不堪一击的。我明明比那些在文化事业单位拿着国家俸禄的人更纯情、更努力地对待文化艺术，可偏偏与文化艺术单位无缘；我明明不喜迎送酬接、数字游戏，却偏偏又让我去经商。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吊诡，真如傅山的草书“梦”字一样，乱麻一团，让人无从下手。
人生就像一件草书长卷，尽管充斥着矛盾、起伏和莫测，但最终必得归于和谐。
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你认为草书究竟应该表达什么或者说是应该承载什么呢？草书应该自然地表达感情，表达真的感情，表达“大我”的真感情。与“大我”息息相关的真感情，既是草书创作激情的源头活水，又是点燃草书创作灵感的火苗。尽管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我想作者自己如何去做也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制约着作者，但反过来这两者不也正不断地被千千万万个“不服软”的作者改写着、净化着么？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社会，艺术家都应该有一种悲悯情怀。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空间的，应该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我不反对有人把书法当做一种消遣，自娱娱人或者用作谋利，但我反对人人都持如此的态度。文化传承就像众人过一座浮桥，如果人人都只管自己乱跑，那么浮桥会晃荡得任何人都不能前行。没有人顶真地去做，人类的文化还怎能绵延发展？
说到这里，也许又有人要问：那么草书到底在你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人的生命中有许多事比书法重要。比如吃饭、穿衣，这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次是社会责任、亲情和友情，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再次是为了活得有些生趣，觉得有些意义。我之喜爱书法，书法之中又最爱草书，就是为了生命之外再有点生趣和意义，其性质与“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婆子吃了中饭还要买块大花糕”（周作人《厂甸》）一样。如果说得稍微“崇高”一点，那么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以及更长远的将来，我对草书追求不息，无非是为了静默养实，格物致知。就像《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取经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经历这样一个磨炼的过程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草书研究与创作》，杨谔著，2011年8月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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