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为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时代，日本的学术思潮不仅在于汉学研究，更扩大范畴为全亚洲之研究，名之为东洋史学，并在学院里设科教学。在此一学术思潮中，京都帝国大学以内藤为主导的亲中学派被称为京都学派或“支那学派”，东京帝国大学以白鸟库吉等人为主导的亲西学派被称为东京学派或东洋史学派。两学派中，仍以京都学派的名望高于东京学派。内藤的历史发展观有“天运螺旋形循环说”、 文化中心移动说、考据朴学论。第一说主要在反驳西方的“中国文明停滞说”；文化中心移动说，说明文化中心所在即带来地方发展的契机，它不是一个相对兴衰的概念，而是中心所在导致地方得以发展，此一结果则是带来大一统的契机；考据朴学论则显现内藤对纯粹学术的要求，不当为政治服务的朴学精神,这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作法明显不同，但他仍免不了受其时代思潮，受帝国主义者的影响。
关键词：内藤湖南；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史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4-0090-12
内藤湖南(名虎次郎，1866-1934)，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其史学之主要成就，在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提出，易言之，即其史学研究法。其时与日本东洋史学之发展时期相当，本文期对此一大环境的了解，进而究明内藤史学发展观之原型。内藤之史学理论，大别为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法，前者又可分为：“天运螺旋循环说”、“文化中心移动说”及时代区分论，后者为古史研究法及考据朴学论，本文主要探讨其历史发展观，附论考据朴学论。其“天运螺旋循环说”乃为反驳欧洲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观而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则显示其对边陲文化的注重及文明开化的进程。此外，就其考据朴学论点，可知其所要求的乃一“实事求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者。
一、日本东洋史学与“支那学派”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已与传统汉学稍有所差异。然今之研究者，仍有以汉学一词来表示东洋史学者，其实两词之意义已不能等而观之，彼此仅有部分重迭。汉学意指有关中国之所有研究，东洋史学则指（有时不包括日本）亚洲历史研究。①但日本东洋史的研究观点有派别之差异，因而在此领域有所谓“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学派”之别。前者，以东京大学的学者为主，但不限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亦有此学风者，如桑原隲藏(1871-1931)；后者，则以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及狩野直喜（1868-1945）为主导，[注:狩野直喜，熊本人，号君山。曾为“台湾旧惯调查会”(案：为日本据台期间，于1901年 (明治34)所成立的官方组织，设置会长一人，及委员15-25名，进行大规模的有关台湾原住民风俗习惯及台湾农工商等经济产业的调查活动，主要的调查成果报告有：《台湾私法》、《清国行政法》、《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等。详参台湾总督府编《台湾事情大正七年版》，台北：仝編者，1918年11月，第96-102页。)事务员，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中国文学中国语学科教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为京都学风的创立人之一，与内藤虎次郎及我国罗振玉、王国维等颇有往来。详参见狩野直禎：《狩野直喜博士年譜》，《東方學》第42輯，（東京，東方學會，1971年8月），第157-158页；何培齐：《王国维与“京都学派”之论学》，《简牍学报》第18期，（2002年4月），第165-225页。东方文化学院为日本外务省以庚子赔款于1939年设立于日本，为经营其“对支文化事业”而设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此机构分别在东京与京都各设一个研究所，其后分別为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所合并。狩野为京都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内藤亦为其研究成员之一。又日本外务省以庚子赔的经费，除了在日本设东方文化学院外，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北平设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上为笔者于硕士班期间的读书报告“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及其汉学研究”所得) 。]特别是内藤的史学观点。对于京都大学诸东洋史学者之研究，国外统称之为“京都学派”，其时对东洋史学界的影响力亦以京都学派为高。
（一）东洋史学之发展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为明治以后之事，首倡者为那珂通世于1894年于高等中学校的教师会上，以东洋史意指所有东亚国家（日本除外），并以中国为中心，且经与会全体同意，于1897年正式得到日本文部省的承认，东洋历史与西洋历史二部并立于高等中学课程中，并明定东洋史的意义是以中国为中心说明东洋诸国治乱兴亡的大势。而其授课要目的制定，则经几度修正后才于1931年﹙昭和六年﹚2月确定。[注:参见三宅米吉述：《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那珂通世遗书》，东京大日本图书1915年版，第32-33页；中山久四郎：《東洋史學の回顧と展望》，《歷史教育》第7卷第9號，（1932年11月28日），第381-383页。]前述为高等中学之情形，有关大学的东洋史学研究则以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为主。
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其东洋史学科的独立则迟至1911年。有关史学科部分，当时尚无东洋史学科，仅在“和汉文学科”中有一中国历史。直至1905年，史学科中始分“国史学科”、“支那史学科（案：指中国史学科）”、“西洋史学科”三门学科。“支那史学科”即为东洋史学科之前身，亦即东洋史学在此时才有其独立地位。1911年中国史学科更名为东洋史学科，至此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才完全独立。[注:参见中山久四郎：《東洋史學の回顧と展望》，《歷史教育》第7卷第9號，（1932年11月28日），第387-389页。在这篇回顾文中，提到各大学的东洋史教授群时，京都大学的教授群中，竟没有内藤虎次郎的名字。]
京都大学立校于1897年，较东京大学晚二十年，史学科又晚十年，于1907年成立。[注:东京大学创立于1877年，京都大学创立于1897年。]同年，内藤即因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长”(即文学院院长)[注:狩野亨吉（1865-1942）之极力推荐，狩野亨吉，哲学家，自然主义、无神论者。他生于秋田县大馆市，祖父为武士，父亦长于学问。1876年他随父移居东京，曾进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后毕业于文科大学。1898年其为一高校长，约于1899年发现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被视为最大的文化业绩。1906年为京都帝大文科大学首任学长，不久辞任。其后以经营古书、古笔、绘画的鉴定终其余生。其藏书，后于东北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成立“狩野文库”。详参见新野直吉：《狩野亨吉》，《秋田の先覚者》3，秋田县总务部秘书广报课1970年版，第125-140页。]担任东洋史学科第一讲座，直至退休。故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的研究发展虽早于京都大学，但其东洋史学科的正式独立，反较京都大学约晚四年。在东洋史学中，又以中国史为大支。
美籍韩裔学者金基赫谓：日本汉学研究，已有千年历史，但将“中国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来研究的，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具体言之，是在中日甲午战后及日俄战争前后，始有组织性的研究。近代性的中国史研究，首先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开始的。［1］(pp.103-104)上述为日本东洋史学，于学校教育中之发展概况。
（二）东洋史学派
日本东洋史的近代性研究，因史观的不同，分为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派”，及以京都大学内藤湖南为中心的“支那学派”两大系统。［1］(p.104)“支那学派”以内藤及狩野直喜(1868-1947)为首，“东洋史学派”以白鸟库吉(1865-1942)、那珂通世(1851-1908)及京都大学的桑原隲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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