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 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扬雄；法言；司马迁；史记；“实录”
作者简介：施丁（1933-），男，江苏丹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128-07 收稿日期：2007-03-09
扬雄是中国古代评论司马迁与《史记》最具代表性与权威性的人物。他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标举其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杨雄对司马迁的看法及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汉成帝时为郎，王莽时为大夫，汉代思想家、大学者。他晚生于孔子五百年，约晚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百年，也晚于司马迁近百年。他深受儒学熏陶，颇有史学修养，故对孔子与司马迁十分了解，对儒学与史学也是很有兴趣的。
司马迁写《史记》，自言“继《春秋》”而作[1]（卷130，《太史公自序》），而扬雄则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首先，扬雄将司马迁与孔子对比评论。他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2]（卷12，《君子》）他评仲尼、子长二人皆“多爱”，只是所爱不同，孔子爱的是“义”，即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司马迁爱的是“奇”，即史学思想的特异性，实际上是指司马迁的“一家言”。他又说：“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何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唯圣人为不杂。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2]（卷5，《问神》） “圣人”，指孔子，评司马迁“杂”，“多知为杂”，孔子“不杂”，关键在于经不经。这里的“多知为杂”，主要是指司马迁广收博取、其书包罗宏富，而有些不符儒家之道。
其次，扬雄仿《论语》作《法言》，继《史记》而续作。《法言》乃扬雄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此书首篇《学行》开篇明义，首举孔子。他说：“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他又说：“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2]（卷第1，《学行》）意思是，孔子之儒学代表天人之道，历史已经定论，后人学之、行之就可。
扬雄对司马迁的史学，尽管有“爱奇”、“多知为杂”之评，但还是很推重的。他称其书“实录”[2]（卷10，《重黎》），称其人有“良史之材”[3]（卷62，《司马迁传赞》），甚至继《史记》而续作。王充曾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汉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4]（卷第20，《须颂》）唐人刘知几、李贤等也都提到《史记》续作者有扬雄其人。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间，续补《史记》而有史可查者有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十多位学者，而扬雄是较早的一位。他晚生于刘向约二十年。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续《史记》之作，史无具体记载，其《新序》、《说苑》实与《史记》不类，可能是徒有虚名。褚少孙、刘歆、冯商三人约与扬雄同时。褚少孙补《史记》之作已失全貌，今只可从其文附于《史记》而略见一斑，约有十二篇，今本《史记》之《三代世表》、《陈胜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章末尾“褚少孙曰”者即是。刘歆之作，史无明文记载，只知徒有雷声。冯商之作，有始无终。而据王充“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之说，可以推断扬雄已续成《史记》之后的西汉历史著作，惜其书早佚，使人不能了解真相。但毫无疑问，此书是扬雄的史学代表作。
再者，扬雄关于历史大势的分析及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论，多取于《史记》。他对秦汉历史大势颇为了解，并有精辟的分析。扬雄云：“或问：六国并，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载而咸，时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请问事。曰：孝公以下，强兵力农，以蚕食六国，事也。保。曰：东沟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卤泾垠，便则申，否则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将相方刀，六国方木，将相方肉，激也。”[2]（卷10，《重黎》）这话的大意是，秦兼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具有时势、地理、人事三方面的因素。人事方面，秦孝公以来实行耕战政策，强兵力农，远交近攻，“以蚕食六国”。秦逐渐强大，而六国日益衰弱。地理方面，秦东有大河，南有高山，西采梁、雍之材，北有泾水灌地，进可攻，退可守。时势方面，秦恃强盛，君臣齐心用兵，而六国因趋衰弱，君臣畏惧丧胆，于是主客观形势相激使然。
扬雄此论基本上取于贾谊《过秦论》。贾论包括秦并六国的时势、人事、地理诸方面的因素。司马迁对此论非常欣赏，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叙述秦并六国之后，感叹“善乎哉贾生推言之也”，而引用之，《陈涉世家》末尾也引用了贾论一部分。扬雄只是对贾论作简要的概括而已。在秦并六国问题上，他与司马迁都是同意贾论的。
扬雄论秦、楚、汉于数十年间政权三嬗颇有见地。他说：“或问：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秦十五载而楚，楚五载而汉，五十载之际，而天下三嬗，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当时虽欲汉，得乎？六国蚩蚩，为嬴弱姬，卒之屏营，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罢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项氏暴强，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汉创业山南，发迹三秦，追项山东，故天下擅汉，天也。人?曰：兼才尚权，左计右数，动谨于时，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2]（卷10，《重黎》）大意是：自秦兴，兼六国至于楚而汉，数十年间，政权三嬗，即由秦而楚，由楚而汉，政权更易如走马灯，此中有“天”，即时势的变迁；有“人”，即人谋的作用。时势与人谋，相辅相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论实是对司马迁之论的继承与发挥。司马迁在《史记》之《周本纪》、《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中叙述了周建诸侯，而十二诸侯，而六国称雄，而秦并六国，并于《秦楚之际月表序》作了论述。他论道：“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发愤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1]（卷6，《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此言，概论了秦、楚、汉政权三嬗，条理清楚，论点突出，既言历史大势，又言人为作用，人据势而改变政局。此中的“天”，主要是指时势，而“德”、“力”、“拨乱除暴”云云，就是人为。意思是，天人相通，推进历史。扬雄对此有所取舍，然大意并未超出于此。
扬雄对于楚汉成败的看法是：“或曰：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憝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则克，自屈则负，天曷故焉”[2]（卷10，《重黎》）。项羽惨败时曾言：“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1]（卷7，《项羽本纪》）。扬雄不信其言，而认为楚败汉兴，是因为汉能群策群力，项羽不信他人之策而自屈其力，与“天”毫无关系。
此论实是据《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的叙事与评论而总结出来的。司马迁写刘邦善于用人，故群策群力，项羽刚愎自用，有一范增而不信其谋，自屈其力，非常具体细致，并有高明的议论。如写到刘邦打垮项羽之后在洛阳庆功会上有这样的话：“高祖（刘邦）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卷8，《高祖本纪》）。这是于叙事中寓论断，认为张良善谋，萧何抚民，韩信用兵，各有所长，刘邦善用之，使他们发挥作用，而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汉胜楚败。刘邦的话也就是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还有这样的评论：“（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卷7，《项羽本纪》）。此论明确地指出，项羽刚愎自用，恃力而为，至死不悟，所谓“天亡我”是荒谬之言。扬雄之论，显然是依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事与议论，受到启迪而加以阐发的。
不仅如此。扬雄对于白起、吕不韦、李斯、蒙恬、萧何、曹参、张良等等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是依据司马迁《史记》的叙事与议论而发的。
由此可以明白，扬雄重视史学，将司马迁史学与孔子儒学并列，尊奉为学术史上两座丰碑，并非偶然。
二、评司马迁“爱奇”是指多样特异
扬雄既评司马迁“多爱”、“爱奇”，又评其“多知为杂”。
他既批评淮南王刘安、太史公司马迁二人皆“多知为杂”，不大符合圣人之道（即儒家的思想观念）。但他又说：“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2]（卷12，《君子》） 。就是说，刘安《淮南子》之言没多大用，而司马迁《史记》是有用的，“圣人”也会取用之。上文所谈扬雄评论历史大势及历史人物，就是多取而用之的。
这里要谈的是，扬雄评司马迁“爱奇”、“杂”，是与孔子相比而言的。司马迁作《史记》，在独创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组一体的全新的体例下，写三千年的社会全史，不仅写政治，还写军事、经济、学术、文化、民风习俗，不仅写帝王将相，还写各色人等，包括儒、道、法、侠、医、卜、工商、滑稽等人物，其包罗宏富，大大超过所谓《五经》及《论语》的记载内容，其思想观念，大大越出孔子与儒家的思想范围，具有鲜明的丰富性与特异性。扬雄正是针对此特点而发论的。
扬雄所谓“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必是指司马迁一些符合于孔子儒家之道的言论与观点，因他说过这样的话：“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道而好乎诸子书，恶睹其识道也！山陉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乎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2]（卷12，《君子》）。意思是，只有《五经》与孔子之道可信从，而诸子思想是不可信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扬雄取了司马迁一些符合于儒家之道的叙事与言论。例如扬雄评吕不韦为“盗”、“穿窬之雄”[2]（卷11，《渊骞》），实参考了司马迁对吕不韦的评论。司马迁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1]（卷85，《吕不韦列传》）何谓“闻”？《论语》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5]（《论语·颜渊篇》）就是说，所谓“闻”，是表面上似乎爱好仁义道德，而实际上乃盗名窃誉之徒。司马迁参考了《论语》而对吕不韦下此评语。将扬雄之论与司马迁之论对照，可知两者意思相同，因为两人都遵照了儒家之说。
扬雄评白起曰：“秦将白起不仁，奚用为也？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蚩尤之乱不过如此矣。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说，将不仁，奚用为？”[2]（卷11，《渊骞》）这是汲取了司马迁叙述白起的精意。司马迁记述白起的行事与功过颇详，写长平之战尤为生色，而写白起临死时自言：“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1]（卷73，《白起王翦列传》）。这是叙事中寓论断之笔，作者在批判白起为将不仁。可见扬雄之论与司马迁之笔是一致的。“仁”与“不仁”云云，乃儒家的基本观点。
扬雄论李斯曰：“或问：李斯尽忠，胡亥极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从浮大海，立赵高之邪说，废沙丘之正，阿意督责，焉用忠！”[2]（卷10，《重黎》）意谓李斯事秦，自《谏逐客书》始，为秦所用，至于为相，从始皇巡游，信赵高邪说，在沙丘搞废嫡立庶的阴谋，阿顺胡亥而建议督责，都不是忠的行为。此论实际上是套用司马迁之论而为之。司马迁详记李斯立身行事及其功过得失，并论道：“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1]（卷87，《李斯列传赞》）。此论着重指出，李斯身为秦相，不能持正补缺，而是贪禄保位，阿顺苟合，听任赵高邪说，废扶苏，立胡亥，畏刑而屈从，俗议李斯“极忠”，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扬、马二人之论，是完全一致的，其思想武器则是儒家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念。
扬雄评蒙恬曰：“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死有余，忠不足相也。”[2]（卷11，《渊骞》）意谓蒙恬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水，轻用民力，不顾民之死活，虽尽忠于君，而残害民命，是不值得称道的。所谓“忠不足相”，李轨注曰：“相，助也。虽尽一身之节，而残百姓之命，非所以务民之义”[2]（卷11，《渊骞》）。此注大致为是。司马迁记述蒙氏世为秦将，建功颇著，蒙恬北御匈奴，兴筑长城，颇得始皇尊宠，不幸被赵高害死。他还记了蒙恬临死之言：“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而司马迁评论道：“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1]（卷88，《蒙恬列传赞》）司马迁指出，蒙恬在秦并六国大战之后，不能休战息民，而阿意兴功，筑长城，通直道，轻耗民力，死有余辜。他不同意“罪地脉”之说，而从扰民立论，颇见卓识。扬雄之论显然与司马迁之论同一口气，而其思想都是基于儒家的“仁”、“爱人”之说。
对于汉初人物的评论，扬雄也多有与司马迁相同或大致相同，兹不赘言。至于司马迁于《史记》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为孔子与儒家树碑立传，扬雄虽无直接评论，但他赞称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正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扬雄对于司马迁的“奇”与“杂”是予以批判的，或是与其说针锋相对的。班固曾言：“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汔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3]（卷87下，《扬雄传下》)照班固此言，扬雄《法言》主要是针对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用法应之”之作。循此，试探扬雄对司马迁“奇”、“杂”的批判。
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引了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为立言之旨。《要旨》提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又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1]（卷130，《太史公自序》）另外，司马迁还在《史记》中讽刺公孙弘“缘饰以儒术”，阿顺君主，“无益于俗，而稍骛于功利矣”[1]（卷112，《平津侯传》）。他称道“学黄老之言”的汲黯，肯定其“无为”而治，并对公孙弘、张汤等当面指责[1]（卷120，《汲黯传》）。这些说明，司马迁有褒黄老而讥汉儒之意。
扬雄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说：“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道而好乎诸子书，恶睹其识道也？”[2]（卷12，《君子》） “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篡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无为乎？”[2]（卷4，《问道》）他又说：“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经。今之学也，非独为其华藻也，又从而绣其帨，恶在老不老也！或曰：学者之说可约邪？曰：可约，解科。”[2]（卷7，《寡见》）这些话的意思是，只有《五经》合乎道，诸子书与《老子》之约都不可取；无为，只适合于古代，殷周以来也不合时。这显然是与司马迁思想相背的。
司马迁肯定陈胜、吴广发难于亡秦兴汉有功，故写《陈涉世家》。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1]（卷130，《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详记陈胜等发难经过及影响，如实地记述陈涉“王凡六月”，以及其败亡原因，篇末还特写一笔：“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相将竟亡秦，由涉首事也”[1]（卷48，《陈涉世家》）。充分肯定了陈胜起事的历史功绩与意义。
扬雄对陈胜的评论，显然与司马迁观点不一。他说：“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2]（卷10，《重黎》）意谓陈胜、吴广作乱犯上，未能亡秦而先败亡。此论与司马迁观点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司马迁对聂政、荆轲等称为刺客，颂扬他们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他详记聂政、荆轲以及曹沫、专诸、豫让等的行为。写聂政为严仲子的泽厚之交所感动，决心“为知己者用”，为其报仇刺杀韩相侠累，而自毁容以死。聂政姊荣深感弟弟“士固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哀而死于政尸之旁。写荆轲受燕太子丹优礼厚待，决心为其报仇而入秦劫刺秦王，于是于易水告别出发，至秦廷击刺秦王而未成，被杀。所写易水分别之慷慨悲壮，击刺秦王之有声有色，十分感人。篇末论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卷86，《刺客列传》）。作者充分肯定聂政、荆轲等“士为知己者死”之志，认为他们的侠义行为，足以名垂千秋。
而扬雄对聂政、荆轲等所作所为是否定的。他说：“政也，为严氏犯韩，刺相侠累，曼面为姊，实壮士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乎？（或问）轲。（曰）为丹奉于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2]（卷11，《渊骞》）意谓聂政、荆轲等的行为，都只是刺客小人行径，其死非为君亲之难，不符大义。这显然与司马迁是不同论调，司马迁称颂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扬雄标举的是君亲之义。
司马迁对货殖人物有特殊的眼光与看法，为他们树碑立传，称其力行致富与家与国都有利。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知者有采焉。”在传写了古今货殖人物之后，他指出：“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守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1]（卷129，《货殖列传》）。意思是，所写这些人物，都不是靠特权特殊待遇或弄法犯奸而富，不是以特权谋私利而富，而是用力用智，了解市场，抓住时机，既经营工商又从事农畜，从容治生，所以值得称道。换言之，司马迁称道的是些正常谋生致富的货殖人物，而不是那些享特权搞奸利之徒。同时，他讽刺好逸恶劳之徒，说：“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1]（卷129，《货殖列传》）。这是讽刺无所作为而自甘贫穷者，是批评“好语仁义”而不是否定“仁义”。
扬雄对货殖人物的看法，同司马迁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说：“（或问）货殖。曰：蚊。”蚊是吸人血的飞虫。扬雄以为货殖人物是“蚊”，是社会的吸血鬼，贬意了然。用力用智而致富者，怎能称为“蚊”呢？看来他也是“长贫贱，好语仁义”那种人物，是站在司马迁观点之对立面的。
司马迁对游侠情有独钟。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他以饱含热情的笔触歌颂游侠之仁义。他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规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篇中写郭解仗义行为尤为突出，但他竟被官府追捕而处死。司马迁写其事：“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有些人称誉郭解，而轵儒生以为郭解“以奸犯公法”，御史大夫公孙弘更以为郭解有“大逆无道”之罪，故处以族罪。司马迁则公然以为“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对郭解之死，深表同情，慨叹“惜哉”[1]（卷124，《游侠列传》）。
扬雄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或问）游侠。曰：窃国灵也。”[2]（卷11，《渊骞》）所谓“窃国灵”，就是盗用国家权威。扬雄以为游侠是以武犯禁的危险分子，站在国家的对立面。这与儒相公孙弘同一个观点，而与司马迁观点显然相反。
在对待诸子、刺客、货殖、游侠等的看法上，扬雄同司马迁的观点不一致，这正是他说司马迁“爱奇”、“多知为杂”的关键所在。稍晚于扬雄的班彪评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6]（卷40上，《班彪列传上》）班彪之子班固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卷62，《司马迁传赞》）。这显然都受到了扬雄思想的影响。
三、评司马迁“实录”是肯定良史之才
扬雄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是对《史记》记事行文的肯定，是对司马迁良史之才的褒扬。
《法言·重黎》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他以为《周官》、《左氏》、《史记》三者具有立事、品藻、实录各不相同的特点。何谓“实录”？扬雄未加说明。班固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3]（卷62，《司马迁传赞》）他坦白自己的看法源于刘向、扬雄之见。班彪评司马迁曰：“然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6]（卷40上，《班彪传上》）他的这个看法，看来也非本人的创见，也取于扬雄之论。根据班氏父子之说，对于所谓“实录”，就可归纳为这么几点，即：文直事核，述序事理，文质相称，善恶传真。
所谓“文直事核”，就是史文直接写史实。“核”，颜师古注：“核，坚实也。”坚实可靠，没有丝毫华而不真、虚而不实的东西。扬雄曾说：“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2]（卷12，《君子》）他反对过度的文饰，批评乱窈窕的华丹与淈法度的淫辞。他要求的是文直而不曲，事核而不虚。《史记》是部历史著作，是书事实的，文为书事而用。所谓“善述序事理”，就是善于把历史事实原原本本、原委曲折、个中情理叙述出来。司马迁详写秦汉历史，所写这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文化以及各种人物言行心态，都能纲举目张，条理分明，而揭示内情。试以《史记·李斯列传》写李斯被赵高愚弄说服的言行心态为例：秦始皇死于沙丘。按其遗嘱是要招来在上郡监蒙恬军的长子扶苏，安排即位问题。中车府令赵高与始皇少子胡亥阴谋篡权，而与丞相李斯商量。李斯认为始皇遗嘱用意至明，不可篡改。赵高说：“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李斯承认“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赵高进而说道：扶苏若“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而胡亥“慈仁笃厚”，“尽礼敬士”，“可以为嗣”。李斯心动了，但因不符道义，感到为难，说：“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赵高马上说：事变是正常的，“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断言不可能发生意外。李斯动摇了，但还是觉得干这种事，名不正，言不顺。赵高更进一步说：“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李斯患得患失而顺从了，“乃听高”。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接着，谋害死扶苏、蒙恬。从此李斯更被赵高愚弄以至被害致死。由此可知司马迁确实“善述序事理”。
所谓“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就是行文书事切实而不浮夸，质朴而不粗俗，文质相称。扬雄曾说：“曰：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2]（卷3，《修身》）又说：“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2]（卷12，《君子》）他主张华实相副、事辞相称，也就是文质相称。而对于文、质二者，认为质是主要的，乃第一位，文是服从于质的，是次要的。他还说：“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豹而战，亡其皮之虎矣。”[2]（卷第2，《吾子》）这就形象地指出，文是而质非，乃羊质虎皮；文失其质，则非笃实。
司马迁写史，是很注意文质相称的。他写历史人物，能抓住各个人物言行举止的特点而行文落笔，例如，写项羽、刘邦初见秦始皇的心思与口语便不相同。他写项羽（名籍）：“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1]（卷7，《项羽本纪》）。出身没落贵族的项羽，年轻胆大，有点冒失，口出大言，足见粗豪之气；而项梁年长，就注意所处场合而谨慎小心。写刘邦在咸阳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1]（卷8，《高祖本纪》）。出身平民的刘邦，初涉世面，对帝王气派非常羡慕，很想尝尝这种滋味。这里写项、刘之文，皆文质相称；假如互换文字，就牛头不对马嘴，文质不副。
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写美好事物不虚夸，对丑恶事物不掩盖，无论美恶，都和盘托出，任何是非，都率直对待。何谓美、恶？首先有个思想、立场与观点问题，这里暂且不谈。一般而言，司马迁对英雄人物或好人，既不虚夸，也不掩饰其缺点；对罪恶之徒或下流人物，既不为其隐恶，也不抹杀其个别长处或优点。例如司马迁是称颂汉文帝“德至盛”[1]（卷10，《孝文本纪》）的，而在《淮南王传》就写了汉文帝置亲兄弟淮南王于死地，以致有民谣传世：“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司马迁是爱护李广的，但在《李将军列传》也写了李广因受霸陵尉轻侮而积怨于心，仗权势斩之。又如，司马迁是厌恨酷吏张汤的，但在《酷吏列传》还写了其长处：“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说明张汤为官是清廉的。有说史家无私念，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以此要求史家是应当的。司马迁大致可以接近这个要求。
司马迁写史行文，具有这些特点或优点，自然可以当得起扬雄的“实录”之称。
通过论析，可以明确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在于：
第一，将史学与儒学并列，实际上公认史学的独立地位。中国的史家早已出现，评论史学的文字也早已问世，但像扬雄如此评论司马迁，是史无前例的。而司马迁与《史记》，确实是中国史学高耸的丰碑。
第二，评论史家与史书，首先抓史实思想。扬雄评司马迁与《史记》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他评论史学思想的尺度，是儒学思想，这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他的批评，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这是后学应当注意到的。司马迁如果不“爱奇”与“杂”，也就不会那么光彩夺目而金光闪烁。
第三，评论史学，也应注意史家与史书的叙事行文是否实录。这是史学的最基本问题。如果评论史学，只是抓史学思想，而不注意写了什么及如何写的，未免有腾空言之嫌；而评论某史家伟大、某史书优秀，忽视其是否实录，未免有欠允当之讥。
第四，评定良史之才，着眼于其实录是毫无问题的，总得抓住基本的东西。但重要的还是应抓史学思想。只有既注意撰史才能，又注意史学思想，才能真正评定良史之才。扬雄论史学思想存在尺度问题，而论良史之才忽略史学思想的要求是片面的。如今应当注意到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扬雄.扬子法言[A].诸子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5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王充.论衡[A].诸子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54.
[5]十三经注疏,下,阮元校刻[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责任编辑 王娟娟]
推荐访问： 司马迁 意义 扬雄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