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维柯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的创造，因而人们可以认识它；历史学可以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新科学，井提出了历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想像性地了解、将语言学和哲学相結合等，他的历史认识具有理性的态度和批判精神。他的一些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与现代和当代史学思想有诸多契合，并且对现当代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维柯 历史学 科学性 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122—07
维柯(Giambattista Vico，也译为维科、韦柯，1668-1744年)，意大利伟大的思想家，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等。主要著作有：《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Denostri只ernporis Sudio。t-um Ratione，1709年)、《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1710年)、《新科学》(sct’enza Nuova)等，其中《新科学》是其代表作，该书全名为《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Principi di unasctenzanuovad’intorno allacomune deUe nazioni)，1725年出版第一版，1730年出版第二版，1744年的第三版为定本。该书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学术界倾向于把他称作历史忻学的真正奠基人”。国内对维柯史学思想研究较早的有李大钊的《韦柯及其史学思想》、张贵永的《历史主义的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直到1983年，朱光潜先生以87岁高龄翻译了英译本《新科学》，并发表相关文章对维柯进行介绍和研究，呼吁学界要重视对维柯的研究。此后，出现了一批维柯研究沦文，其中有不少是专门研究维柯史学思想的，”研究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的专著也大多辟有章节研究维柯的史学思想。朱本源先生指出，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题材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维柯的著作第一次做出了这两个方面的探索”。然而总的来说，国内的维柯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历史本体论及其学术贡献的探讨方面，对其历史学科学性的思想，虽有严建强的《论维柯的历史科学观》作了论述，不过由于资料所限。认识有待深化。至于对维柯的历史研究及其现当代意义，学术界虽有论及，也有待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为此，本文拟对这一学术界关注不够的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深化对维柯史学思想的认识。
一、真理和创造相互转化——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原则
17至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是以笛卡尔唯理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统治时代。笛卡尔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是以思维的自我为出发点的，从“我思故我在”这个“第一原理”出发，提出真理的判断依据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强调科学的知识必须以其概念的明晰和确定为前提和根本标准；知识必须是自明的真理，通过逻辑分析的过程，达到并引向更复杂的命题。不过，笛卡尔认为这只限于哲学所属的三个分支：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并不能用于历史学等有关人类社会范畴的学科，因为历史学的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和特殊性的事物，所以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一书中毫不犹豫地将历史学从人类知识中排除出去。笛卡尔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十分流行，以至于使维柯感到“落在一片荒野森林里”。
维柯早年也是笛卡尔的信徒。1702年，他在给那不勒斯大学学生做《让我们脱离一切虚伪空洞的学识》的演讲时，就呼吁学生学习笛卡尔，并认为“他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哲学家”。而到1708年写《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时，维柯就站到了笛卡尔的对立面。在这篇演讲中，维柯第一次提出了真理和创造原则，“我们能证明几何[真理]，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们；而如果说我们能够证明物理[真理]，那就是我们曾创造了它们”。”此后，维柯在《普遍法》和《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都一再强调这种观点，他的《新科学》更是将该原则运用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他一方面与笛卡尔主义相同，都相信要以科学理性来确定知识的真理性；另一方面，他却不能苟同笛卡尔主义的历史学知识非科学的论断。因为，在他看来，真理判断的标准并非如笛卡尔所说的那样，而是“真理和创造相互转化”，而且他希望以此来解决历史认识科学性的问题。
维柯发展了奥古斯丁神学“上帝知道他所创造的一切”的观点，认为人既然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而人类社会和历史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正像上帝能了解他所创造的自然界一样，人类也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和历史。他说：“‘真理’与‘创造’是交互相应的(reeiproeantur)，或者用经院派的俗语来说，它们是相互转化的(conve~untur)。”这就是受到后人极力推崇的“真理一创造”原则。这一真理观认为，真理与被创造的事物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判断我们对一事物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质，就看我们能否创造出该事物。这一真理观的提出，给了笛卡尔主义者以当头一棒。在维柯看来，尽管笛卡尔主义所说的数学是最纯粹的知识形式，但就数学而言，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理，是因为它是人类思维的创造，而不是因为概念明确。维柯据此指出了历史学同样可以成为科学真理。因为人类历史是人类的创造，人能够认识它，尽管对它的认识可能不具备笛卡尔所说的观念的明晰和确定，但却包含了真理的性质。维柯进而对笛卡尔主义忽略社会历史研究作了批判，认为笛卡尔的真理观使得人们致力于对事物本性的研究而放弃了对人类本性的研究，导致严重的弊端，“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当我们竭力耕耘于自然科学时，却忽视了伦理学”。
维柯对历史学所以是科学的论证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从历史学知识和科学一样都是建立在普遍和必然的哲学前提上来证明历史学的科学性。他说：“各门科学的特性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普遍而永恒的东西’。”而《新科学》所提供的公理，“就替理想的永恒历史提供了一部分原则，每个民族在时间上都要经历过这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从兴起、发展、成熟以至衰败和灭亡。”其次，维柯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真相及其因果关系的学科，反对同时代的学者将历史理解为记忆的观点。他自称：“维柯发明这门新科学是用一种新的批判方法从诸(异教)民族创始人所创建的民族中的一些民间传统故事中耙梳出该民族创建过程的真相”。有学者认为，维柯过分关注于他那套科学理论的构建而忽视了真实的历史发展，“在维柯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是观念的历史，和历史的真相和事实相比，他更关注于历史的解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维柯对《荷马史诗》真伪的考察，他从各异教民族的起源作为起点研究各民族起源的共同性，都是其求真的实践证明。不仅如此，维柯对史学家也提出了要求，即，“有所贡献的历史学家并不是去平铺直叙历史事实及其一般原因，而是去追究事件最终的情况，揭示众多原因中那些特别者。”
可见，在维柯看来，历史学是一门学科，具有与科学同样的尊严和价值，“他第一次肯定了历史学
至少与自然科学是平分秋色的科学，并且从某一方面说，比自然科学具有更大的真实性。”维柯正是这样将被笛卡尔驱逐出科学殿堂的历史学，在科学殿堂中重新名正言顺地安排了一个尊贵的席位。
二、历史认识的批判、理性精神
维柯对历史学的科学化，还表现在他在历史认识上主张科学的理性态度与批判精神。概括起来说，他的历史认识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维柯对古今之争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批判了关于古代是历史发展上的黄金时代说，要求科学和理性地看待人类历史。文艺复兴运动过程中开始的古今之争持续百余年，最初表现在文艺方面，崇古派崇拜荷马，祟今派则攻击荷马。争论后来扩大到其他领域，表现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历史的进化和退化之争。崇古派主张古代是完美的社会，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初期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以后逐渐衰落，一步步退回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古胜于今，历史是后退而不是前进的。崇今派则认为古时的人茹毛饮血，和禽兽没有什么分别，现在是由那种状态慢慢进化而来的，人类历史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现代必定胜于古代。
维柯对这场争论持有十分理性的历史主义态度。他批判了崇古派的历史观念，指出所谓的“黄金时代”的人们确实有几种德行，“虔敬和宗教就以这样的方式使最初的人们自然地成为(1)谨慎的，由于听从天帝的征兆；(2)正直的，首先是对天帝正直，其次是对人正直；……(3)有节制的，满足于终生只娶一个妻子；……(4)强健，勤劳和宽宏大量。”但这些德行都是源于无知而对神产生的畏惧，所以，“我们可以断定以往学者们关于从异教世界原始民族所观察到的黄金时代的纯朴天真之类讹见多么空洞无稽。”维柯还从语源学的角度考察“黄金时代”，指出古人还不知道如何提炼黄金，“黄金”最初的含义是谷物。既然黄金这个词最初是指谷物而不是贵金属，那么把黄金时代理解为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社会显然是后人的误解。维柯由此声称：“把世界分为金，银，铜，铁四个时代，是由退化时代的诗人们创造出来的。因为正是谷粮这种诗性黄金在希腊人中间把它的名称借给了‘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纯朴天真不过是独眼巨人们的极端野蛮残酷。”也就是说，所谓黄金时代只不过是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金、银、铜、铁四个时代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然而，维柯又反对那种完全否定古代历史价值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他说：“许多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发现的东西，古人却完全无知；而古人熟知的许多东西，我们却根本不懂。我们拥有许多才能，以使我们能在某种学问上取得成功；而他们也拥有大量才能，以使他们从事于另外一种学问。他们倾力于耕耘一些我们完全忽视的艺术，而我们所致力的某些东西，他们也显然漠视。许多被我们分割的学科门类，在他们那里是恰当地统一在一起的，而我们也结合了一些他们不适当地分裂开来的学科门类。”如，他认为古代和当代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批判法的运用使得各学科取得了显著成果，如药物学、解剖学、天文学都超过了古人；但是，批判法的滥用使得其他研究方法如论题法被束之高阁是不恰当的。因此，人们应该结合各时代的长处为科学研究服务。
第二，维柯认为一些错误的因素会影响到人们认识历史的真相，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尽量避免。应当保持一种理性态度。首先，人类心灵的某种特性。维柯所说的“心灵(mind)”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在广义上，它是一种认知能力，知觉力、想象力、创造力、推理能力等皆可看作是它的种种变相或模式。在狭义上，它是‘理解力’的同义词，即它本身是认知的一种模式。”维柯认为，“人类心灵按本性就喜爱一致性”，人们对于那些不一致的东西习惯将它们和身边熟悉的东西进行对比衡量，然后作判断。而且，人们还时常将自己作为衡量的标准，“人们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巳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维柯认为，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一切错误看法都来源于此。其次，民族的“虚骄讹见”和学者们的“虚骄讹见”。维柯所谓的虚骄讹见，可以理解为一种虚荣心。维柯引用第阿多茹斯，什库路斯的名言“每一个民族，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都有一个同样的虚骄讹见，认为自己比一切其他民族都较古老，早就已经创造出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他们自己所回忆到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世界本身的起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迦勒底人、西徐亚人、埃及人和中国人都声称自己是古代世界人类最初的祖先就是这种民族虚骄讹见的表现。而埃及人和希腊人认为他们曾在世界范围传播文化，也是这种虚骄讹见的表现。维柯认为，“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的观念，必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他称之为“共同意识(或常识)”，并说，“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各种制度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意识，在各民族中分别发展起来，而不是像那些骄傲的民族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某一个民族创始而后传到其他各民族的”。他认为，要达到对历史真相的认识还必须破除学者的“虚骄讹见”。
第三，维柯的理性批判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待史料的科学态度上。首先，维柯主张对史料加以严格的考证。有关《荷马史诗》的考证，是他史学实践的集大成之作。维柯通过考证。提出了民间集体创作的概念，指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非哪一个人的个人创作，而是经过很多代人的加工和口耳相传逐渐形成的，实际上是以诗的方式记述了早期希腊的历史。“荷马是希腊人民中的一个理想或英雄人物性格”，是古希腊吟颂神和英雄业绩的众多民间行吟诗人的象征，“荷马纯粹是一位仅存于理想中的诗人，并不曾作为具体的个人在自然界存在过”，“希腊的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有学者称，维柯的这一“发现”，“石破天惊，极大地震动了西方学术界，他的理论，成了聚讼纷纭的‘荷马问题’的先声”。其次，与当时一般的见解不同，维柯明确地将人类早期文明的语言、神话和诗歌等都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充分认识到它们的史学价值。有研究者说：“他第一个提出应当把古代语言，诗歌，神话传说，法律习俗等事物当作有用的史料，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在维柯看来，古代的语言和诗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种信息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研究者必须抛开种种理性的文明的观念。用想像性的理解的方式来探求其中蕴含的历史的真相。他研究了以往史学家所忽视的人类史前时期即原始人类的制度、文字、宗教、语言、神话等等的源头与开端，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史料来运用。如他认为希腊和拉丁神话中的十二个神，表面上是神谱，实则蕴含了民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天帝约夫代表了宗教的产生；善妒的天后朱诺则代表着隆重的婚礼的约束等。再如，他将民族的语言作为研究民族历史的史料，认为从语言学考察可以再现一个民族在其语言开始时形成的生活状况。
三、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法
当我们惊叹于维柯发现的“永恒的历史规律”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他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独到认识。
正如柯林伍德所说：“他首先是一个训练有素而又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他以制定史学方法的原则为己任。”历史研究方法在维柯的思想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以至卡希尔认为《新科学》的价值并不由他那种随意而富于幻想的文明史结构来决定，更为重要的是维柯为历史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引进了新的方法和观念。他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维柯的《新科学》和笛卡尔的《方法论》一样，只不过是运用于历史学而已。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方法是广义的，包括认识原则、方式及其所应当使用的研究方法。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属于认识论范畴，即探讨人的认识及其方法，它主要包括两大流派，即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而笛卡尔是唯理主义的代表。维柯在那个时代提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为了回应当时欧洲思想界、特别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否定历史认识和研究是科学认识和研究的观点。
维柯在历史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他的整个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明确强调和阐述了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想像性地了解”(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所谓想像地了解，可以理解为历史认识中的一种推演和一种移情，如有学者所言：“我们通过进入另一些时代和地方的另一些人的一般观念，进入他们观察自我及其目标的方式，而获得的知识。”在维柯看来，由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古代人不同，所以要理解古人是如何思维的，势必要放弃现代的理性观念，而用野蛮人的粗野本性来思考问题。正是这种移情，使得维柯“默察”出“理想的永恒历史”。人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不同于自己时代的人的思维、行动等，是由于人性中存在共性，因此人们可以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来寻求原因，“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在历史认识和研究方法上，维柯还提出了其他重要思想。在历史研究的起点方面，维柯认为，“凡是学说(或教义)都必须从它所处理的题材开始时开始”，历史研究也应该置于“这些动物开始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他认为许多著名学者不能正确解释人类各种制度的历史就在于他们没有从人类历史的起点开始，如，当时自然法学家的三大领袖格老秀斯、赛尔敦和普芬道夫在研究自然法体系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都从中途开始，也就是从已开化的各民族的最近时期才开始(所以是从自然理性已充分发展的有文化教养的人们才开始)”。有鉴于此，维柯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原始人类思维上去，并为此足足花费了20年光阴。维柯所探讨的领域包括语言、神话、诗歌、宗教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文明起源的学说是维柯历史研究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而这正是他本着“从开始处开始”的原则指导下所取得的。正因为如此，维柯主张将历史视为一个自然的合理的进程，“各种制度的自然本性不过是它们在某些时期以某些方式产生出来了。时期和方式是什么样，产生的制度也就是什么样，而不能是另样的。”而且它孕育了后来更高级的文明史的原则，是更高级的历史文明的基础和必经阶段。这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不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那种以崇高的却是绝对的、非历史性的理性来看待人类历史，将人类以往的历史、特别是将非西欧的历史视为野蛮的、不值得研究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伯林看来，维柯用20年的不懈劳作得出的历史观在于：“理解历史，就是理解人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对它有什么要求，他们感受着什么需要、目的和理想：他想找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追问什么需求、什么问题、什么抱负决定着一个社会对现实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创立了一种新方法，它会向他揭示出人们据以思想和行动、改造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世界的范畴。”
其次，维柯主张把语言学和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历史。维柯所说的语言学(philologv)也泽为语文学，包括历史学在内，“它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维柯用这个术语指史学研究，语文学家即指通常的历史学家。”维柯认为，语言学和哲学二者缺一不可，“哲学默察理性或道理，从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语言学观察来自人类选择的东西，从而达到对确凿可凭的事物的认识。”，而此前和当时的学者不是忽略了语言学就是忽略了哲学，导致没有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说，“哲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语言学家们的凭证，就不能使他们的推理具有确凿可凭性，他们的工作就有一半是失败的；同理，语言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于哲学家们的推理，就不能使他们的凭证得到真理的批准，他们的工作也就有一半失败了。”在他看来，语言学提供的是历史发展的已然事实，而哲学解释小历史发展所以然的道理。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发现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历的一种永恒。
维柯强调语言学和哲学相结合，也就是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维柯研究原始人的思维时用演绎法以研究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起点，而用归纳法归纳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朱光潜说：“(维柯)一方面根据语言学来研究历史发展的凭证，另一方面又根据哲学来提出历史发展的真理，这就是史与论的结合。”维柯的研究方法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论。郭小凌认为，这一方法“使史学超越积累事实、描述事实和解释一定范围内的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传统目标，朝着根据经验和思辨的事实归纳人类历史整体发展规律的趋向发展，这就使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注意深层的结构分析、所有历史关系的内在联系和矛盾、发展动力问题，将这门学科提高到了‘新科学’的高度”。
维柯还运用历史比较法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新科学》一开始就在时历表中对希伯来、迦勒底、西徐亚、腓尼基、埃及、希腊、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各种重要文化创造进行系统对照。维柯的历史比较，不仅是要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发现隐藏其中的一致性。严建强说：“比较方法对于维科是一种探寻历史规律的工具。”正是基于此，维柯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即各民族都必须经历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
四、维柯史学思想的现当代意义
维柯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不为人知，它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是在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之后。此中原因除了他的著作相当晦涩难懂和多歧性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不相合拍，易言之，是反时代或说是超时代的。正如伯克所言，模棱两可使得他损于当代却益于后来。现当代学者通过研究惊奇地发现，维柯的思想包罗万象，包含着很多现代思想。霍克斯说：“《新科学》和现代那些思想流派有着直接联系。”严建强则说：“当代西方主要思想流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阐释学等也都把思想源头追溯到维柯那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高度重视维柯的学说。”维柯思想的丰富现代意义甚至使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都能在其中找到各自所需要的内容，有学者描绘到：维柯被看成是革命者、反动者、浪漫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反实证主义者等等。因此，张隆溪称：“我们要在维柯思想中注意寻找的不是历史的因素，而是它奇特的现代性。”
本文不打算讨论维柯整个思想的现当代意义，只是就其史学思想、特别是其历史认识及其方法的现当代意义作一评述。同时，本文也不打算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及其理论评述维柯的史学思想，因为
对“现代性”学术界有相当丰富的、同时也是存在较多分歧的研究，并形成了诸多的理论。况且，维柯史学思想中还有超越“现代性”的方面。本文的“现当代意义”。意思是指维柯史学思想中超越他那个时代，而与现代和当代史学思想有诸多契合和对现当代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方面。
启蒙运动是一场高扬理性大旗，传播进步观念的运动。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可见，启蒙史观本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因为它所宣扬的进步观念是由永恒不变的理性所保证的。对于理性主义的历史观，有学者称它“在双重意义上是非历史的：它既非指真实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只是观念进程：又非指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自我发展的绝对精神，而只是抽象不变的理性”。笛卡尔主义正是这种将理性走向绝对化的唯理主义。笛卡尔将数学研究方法置于一切方法之上，认为只有具备清晰明确的概念才可以成为科学。在维柯看来，笛卡尔“只是为着抬高他自己的哲学和数学，来降低神和人的学问中一切其它科目(译者注：指文学和历史学)”。
而维柯提出的真理一创造观点将实践和真理联系起来，批判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思维作为存在的唯一原因。在他看来，在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时候，理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理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渐产生的，而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人只能用野蛮的想像力和由已知推演未知事物。那种将理性作为普遍的人性的观点在他看来是不合时宜的，包括理性在内的人性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人类的自我创造这一实践，是促成人性形成的重要因素，这样，维柯便将实践的观念引入历史学，意义非凡。同时，在看待古今关系的问题上，维柯也持一种超越唯理主义史学的历史主义态度。他将现代视为古代的延续和发展，古代不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古今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反对蔑视和无视古代。可见，维柯的学术地位不仅在于他被视为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还在于他的历史认识论为现代西方文化反思唯理主义的弊病提供了思想资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近代西方历史哲学演变的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分析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运动的模式、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进程的目的和意义等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则关注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价值或作用，它的突出特征是强调历史认识不同于科学认识。维柯虽然是属于十七八世纪那个思辨的时代，但是，“维柯的历史哲学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对客观历史进程的哲学考察，也有对历史学和人类历史认识活动的反思。”所以，很难把他归之为思辨的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对于维柯而言，这种区分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维柯的历史哲学“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思辨的；但它包含着二者的成分，是后来各种历史哲学赖以出发的新起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去发掘维柯历史认识论、特别是他提出的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想像性地了解”的观念对现代分析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影响。维柯一方面对历史研究采取了其特有的科学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反对人们时常将自己作为衡量的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历史，特别是其他民族的历史和古代的历史，为此他对民族的和学者的“虚骄讹见”进行批判，主张客观地审查史料，虚心地对待反映人类早期文明的史料；另一方面，维柯又主张研究历史要去“想像性地了解”，要通过史家主体的移情和推测去理解历史和重构历史。这种历史认识思想远远超出了以科学为本位的西方客观主义史学认识论，也与一切主张历史认识要排除主体认识、历史认识应当像自然科学认识那样的各种近代历史认识思想迥异。维柯的这种想像性了解历史，即在理解中重构历史的思想，对后来的史学家影响深远。
阿维斯在回顾人类认识史后声称，维柯所提倡的(认识)方法，可谓是开辟了一条人类认识的新途径，掀起了认识史上的一场革命。柏林则说：“维柯所揭示的认知类型，是后来由赫尔德以及他之后德国那些伟大的史学家特勒尔奇、狄尔泰、梅尼克和马克思，韦伯所发展出的Einfuhlung and Verste—hen(体谅和理解)学说的种子。”维柯的历史认识论不仅对19世纪末兴起的强调历史认识与科学认识不同、主张历史认识自律性的以狄尔泰和德国西南学派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历史认识论及其后的德国史家有影响，还对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性和历史重构性认识的以克罗齐和克林武德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历史认识论有重要影响，这或许就是克罗齐和克林武德都重视对维柯的史学思想进行研究并予以高度评价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界应该更多地从这个角度和层面来加强对维柯史学思想的研究。以发掘出其中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多的价值。
责任编辑 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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