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地区回族研究界中，冯增烈(已故)、马通、杨怀中三位先生是当代回族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并以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风格成为三座凸显的山峰。冯增烈先生以回族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和新领域的研究著称；马通先生以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调查与研究著称；杨怀中先生以回族史研究和创办并主编《回族研究》著称。
杨先生作为《回族研究》的创办者、呵护者，他不是一般的挂名主编。为了办好刊物，他呕心沥血，一丝不苟。从组稿、审稿、策划到出版、印刷直至有关刊物的细节等等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李兴华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说白寿彝先生和别的先生铺了一条土路，那么杨先生和其他同志给大家铺了柏油马路，这条柏油马路可能不是太平坦的，但起码比土路要宽畅得多，为我们造了福。”我想，杨先生在当代回族研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贡献中，他创办并主编《回族研究》就是其中值得浓墨书写的部分了。笔者有幸与先生同在一个单位，成为《回族研究》读者、作者，其间耳闻目睹了先生为《回族研究》所做的点点滴滴及《回族研究》日见扩大的影响，觉得有必要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表达对杨怀中主编和《回族研究》的敬意。
历史昭示 大师嘱托
在回族发展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光荣的传统：每当民族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总有仁人志士站出来，为民族的前途与发展充当排头兵。在回族的文化建设上，20世纪初，由回族人创办的第一份回族刊物《醒回篇》和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正宗爱国报》的发行，吹响了近代回族文化觉醒的号角，接着在回族文化人士的努力下，《清真月报》、《月华》、《突崛》、《晨熹》、《清真铎报》等百余种近现代报刊相继刊布，为回族文化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各地清真寺、群众团体、中阿学校等创办的回族民间报刊亦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民族文化进入了一个繁荣、振兴的大好时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时候回族研究也经过几代回族学人的努力，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喜人气象，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由于回族研究的文章分散发表在国内许多报刊上，人们很难集中看到各地回族研究的成果，有些成果还由于没有合适的刊物而难与读者见面，好的成果得不到及时交流，这对回族学术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
身为回族史研究的一名“老兵”(白寿彝先生的评语)，杨先生一直对时代、对自己的民族心存感激，始终想为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无愧于民族、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他说：“人生很短，就像白驹过隙，但要为民族为国家做点事，这样才无愧于今生。在那些动荡的年月，想干事却干不成事，如今时代变化了，可以做点事了。”1982年他受派到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学习回族历史并编写《回族人物志》(元、明、清、近代4册)。在之后的11年里，杨先生受教白老席下，受益极大。白先生晚年几次叮嘱杨先生说：“回回的事，我们自己要干。你要有精神准备，要担担子，要敢于扛大旗。”白寿彝先生建议创办一个回族研究刊物的吩咐，他一直铭记在心。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也发现，有一个刊物，可以深入而系统地推进研究，而且借此也可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
基于历史的昭示、大师的嘱托，也基于对国内学术研究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把握，从1982年开始，杨先生就开始着手申报的准备工作，并向各方面疏通，争取更多的支持。他曾经对笔者说，个人的事是小事，写的那些论文都时过境迁了，唯独刊物才是长久的。于是，他把刊物的申办看作是为党为国家为民族所义不容辞的事情，并站在这样的高度为之努力、为之奋斗。
1983年杨先生与时任宁夏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的余振贵先生(现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正式提出倡议，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创办《回族研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在申办初期，由于对创办此刊的作用及影响的认识不足，还存在种种顾虑，申报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但杨先生没有气馁，申报工作并没有停滞下来。他往返北京、宁夏，多方奔走，继续做工作，宣传创办《回族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争取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后来，申报材料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好他也在北京，一有空他就到署里去，向领导解释，促进工作。当时，刊物的申办要求较高，审查也比较严格，包括人员编制、资金保障、主编人选等等，都要合乎政策要求，其中一项不合格，他就得重新组织材料。申报的材料不知写了多少次，从北京到宁夏来来回回的路，不知走了多少次。这期间，又因为种种原因，耽搁下来。在艰难的申报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热心民族事业的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刊物申办虽然历经坎坷，但也不断有新的希望。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8年的上下奔波，在当时宁夏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1990年6月4日正式批准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主办《回族研究》学术季刊。
《回族研究》的创办，顺应了历史潮流，恰逢其时，是众望所归。中国共产党是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是最早研究回族的政党。早在延安时期，就组织力量，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回族进行研究，写出了《回回民族问题》的光辉篇章。《回族研究》的创办使新的时期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研究民族问题，尤其是回族问题的光荣传统多了一个发扬的阵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多了一个宣传的窗口。同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又多了一个重要的桥梁。
《回族研究》的创办，也是回族近现代报刊史的延续，它秉承回族文化人办刊的精神和传统，和回族民间报刊殊途同归，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当代回族文化事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应该指出的是，《回族研究》实现了历史的跨越和突破。这是因为，这个刊物不是民间的，而是政府部门批准、学术单位主办、面向国际国内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它体现的是党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因此，更加珍贵，更具时代意义。
咬定青山 艰难起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回族研究》初创时期，遇到了经费等方面的制约，一度举步维艰，一度面临停刊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杨先生作为主编，从1991年到2001年的10年间，坚决不拿一分钱的审稿费。他以刊物的名义出差或组稿，用的都是自己的课题费。先生在单位一般不坐班，只有在开会或有其他活动时才到单位。因此，他在家的时间多，家也就成了他的办公室了。这样，约稿、组稿和有关刊物编辑等诸多问题，都通过电话进行，每月家里的电话费总是很高，他给家里的人解释，这些电话费都从课题里报了，其实，全是他自己掏了腰包。先生以此来表一份办刊人的心。他有一个信念，《回族研究》不能倒下来。
《回族研究》是一方阵地，更是一面旗帜。它的面世，鼓舞了人心，也凝聚了人心，民族的凝聚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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