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名”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观念。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读书人在面临近代中国新旧秩序急剧更迭之际，倾向于利用既有思想资源去回应政治现实。1914年的复辟风波中，宋育仁提出辛亥鼎革符合《春秋》“王鲁亲周”的大义，只需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正名“总统”为“公”，即可复辟王道。为了瓦解民国的正当性，宋育仁进一步辨析“革命”“禅让”等名词概念的政治内涵。尽管这些努力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都难以成功，不过这套经学政治话语颇能折射出民国时期多元歧异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宋育仁；正名；复辟；经学
〔中图分类号〕K258；K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53-09
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正名”这一概念在儒家经典中与政治、社会秩序紧密相连。胡适就曾解释道，“正名”并非“文法学家或辞典编纂者的任务”，而是“思想重建的任务”，儒家“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然后重建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与制度”，通过“适当的研究和名的真正‘明智的’用法”来重新构建义务和制度的理想涵义，从而得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1〕近代中国正是新旧秩序急剧更迭的时代，尤其是1911年辛亥鼎革，帝制终结和共和建立，二者各自内涵有相当歧异的政治文化，在这一时期，新旧知识分子都力图理解和阐释这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随后发生的种种复辟、复古现象，都意味着新旧系统间名实错位的扞格。近年学界有论者围绕“合法性”等现代法政学概念，来重新诠释清帝逊位等事件。①这样的视角有助于突破旧有革命论述的束缚，然而仍忽略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读书人采取的认知系统，实与新派人物大相径庭。①本文就试图以四川籍士人宋育仁（1858—1931）为考察对象，从思想史角度对其参与民国前期的复辟活动以及对民国政制的批评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传统读书人面对新的政治、社会形势的回应方式和思维基础。②
①王汎森就指出，每个时代均有其“思想资源”的版图，读书人在面对危机时，往往会返回自己拥有的“概念工具”中寻找解释的路径。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84页。杨念群已经注意到，在“合法性”之外，诸如“正统观”等概念同样可以作为类型相近而意涵有别的思考范畴。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②既有关于宋育仁的研究多将重点放在其晚清时期的维新活动上，并未对民国时期宋育仁的遗民身份和相关言行有深入的探讨。见徐溥《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王尔敏《宋育仁之旅英探索新知及其富强建策》，《近代经世小儒》，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39-264页；黄宗凯等《宋育仁思想评传》，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部分关于民国时期复辟运动的研究涉及宋育仁，亦失之简略。见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张超《周树模、庄蕴宽与民国初年的两次复辟运动》，《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③劳乃宣于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写下《共和正解》一文，又于1914年写《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评议》诸文，一并刊行，分送国务卿徐世昌等人，望其呈送袁世凯。见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61-62页。
④《复辟谬说案再志》，成都《国民公报》1914年12月7日，第1版。又有一说，认为宋是在写给国务卿徐世昌的寿文中提及复辟之事。《宋育仁之寿文》，《盛京时报》1914年11月25日，第3版。
⑤章士钊在留学英国期间曾在阿伯丁大学兼修逻辑学，其逻辑学学养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可参见杨天宏《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一、“就政體以改名词”
1914年11月17日晚，正在北京任国史馆协修的宋育仁突然被北京步军统领衙门传讯。宋育仁被捕，造端于前清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刊行著作，要袁世凯归政清室一事。③宋育仁因为对劳氏的观点不以为然，故与同僚议论时多有评点，却被听者举报为煽动复辟。④民国成立以后，意图恢复旧制的言行不时见诸报端，有评论即感慨道：“今日议郊天，明日议祀孔，推引旧官之荐剡，不绝于官报，打消新政之讥评，常见于外论”，甚至于“总统制成立以来，一切政治渐有复旧之势，新人物逐渐屏退，旧人物连翩上进，政府内外各般设施，正有死灰复燃之观”。〔2〕宋案一出，不啻为种种复辟事端火上浇油，要求严加惩治、以儆效尤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以“年老荒悖，精神瞀乱”为由，并未严惩宋，而是发给川资，将宋育仁递解回籍，交由地方看管。不久之后，舆论的注意力亦转向如火如荼的欧战，此事喧嚣一时后即不了了之。
劳乃宣在此次事件中提出所谓共和的“正解”，认为清末摄政王执政，可比作周成王时周公“负扆之风”，等到摄政王退位，宣统帝年纪尚幼，由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执掌朝政，就可看成周召共和“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3〕其实时人无论新旧，大都同意“共和”一词的原义是源出周召共和中“无君”的内涵。《进步杂志》的主编范皕诲在1912年时就曾说道：“吾国共和二字，发现于二千八百年以前，虽非纯粹，要可见吾国民之于共和主义，固远有渊源矣。”〔4〕不过劳乃宣把二者相比附，目的显然不同于新派学人仅作词源之考古，其言下之意，民国若要遵循共和“正解”，当政的“周公”袁世凯就应当循名求实，仿效周召二公在共和行政后复立太子静为宣王的先例，待宣统帝成年，奉还大政，“则君主居正统之名以镇服天下之人心，政府握大权之实以担负行政之责任，又有国会处于监察之地位，使不致有跋扈之虑”。如此恪守“正解”，才可以“维君统而奠民生”，不致“蹈无君之愆而贻民生之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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