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总结。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脆弱性、适应力、恢复力等概念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热点。适应力研究较多地起源于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界定，适应力（Adaptive Capacity）为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减少或降低可能的损失。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可能应对包括农户层面的应对措施，如能力建设、财政转移工具以及迁移至更适宜的地区。适应力的概念主要用于分析社区、国家和区域面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外部扰动的适应性。

社会-生态系统整合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动态耦合关系，二者紧密相连而构成一个复杂适应的社会-生态系统，其受自身与外界的干扰和驱动作用，具有不可预期性、自组织性、复杂性、历史依赖、多稳态或体制等特征。在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恢复力、适应力和转化力是表征社會-生态系统演化轨迹的三个属性，常被用来评价社会-生态系统变化的动态性和可持续性。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是指系统主体影响恢复力或调整自身保持当前运行状态的能力和潜力。与之密切相关的脆弱性-适应性框架，认为适应性是系统应对压力或变化的能力以及针对压力或变化的影响做出的调整与响应。总之，恢复力、脆弱性、敏感性、适应性等是描述系统对干扰的关键术语。

适应力没有广泛认可的概念。一些典型定义如，Maldonado & Moreno-Sqnchez认为适应力是指家庭预测和应对自然或人为诱发的扰动、使其最小化并从扰动造成的结果中恢复的能力。Engle认为适应力是个人、社区或社会一生态系统应对威胁或机遇的潜在特征。一般地，适应力被界定为应对扰动、利用新机遇的能力。

尽管“适应力”这个术语与其他经常交替使用的术语，如脆弱性、恢复力和稳定性密切相关，但它们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解释和概念在不同学科和领域是不同的。在社会一生态系统的框架内，研究者关注的是适应力的概念及其与脆弱性的关系，也把适应力作为脆弱性的关键部分，包括反应能力、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有关社会恢复力和适应力概念和联系的讨论细节见Walker等和Gallooin。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与适应力和脆弱性密切相关。在社会环境中，适应能力是指一个家庭或社区从外部扰动中恢复，并在不失去未来机会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利用新的机会、应对变化等的能力，这些变化包括气候变化、政府干预措施或社会一生态系统的其他变化等。在另一方面，脆弱性是指家庭或社区在面临压力和冲击时遭受损害或损失的可能性。

一些研究者试图测度适应力。如Maldonado和Moreno-Sanchez提出了测度当地渔业社区面对建立自然保护区适应力的指标体系（IAC）。这个复合指标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即社会-经济维度、社会-生态维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维度。每个维度都包括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都来自对当地家庭的结构化问卷调查。国内一些研究者利用调查数据，研究了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与因素、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制等。

本研究对搬迁农户的适应性可解释为农户为应对移民搬迁所带来的各种影响，通过调整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使用以保持当前或更好生存状态，其核心是“调整”（即适应）策略和“调整”的潜力与能力（即适应能力），相应的搬迁农户适应性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这里有如下要点：

首先，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在搬迁这一冲击下，搬迁农户适应对策表现为扰动情境下的生计行为变化，可以采取的适应策略如从事传统农林业生计、生计多样化、非农等活动。从理论上看，系统内部的多样性有利于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就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而言，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农户在面临某种收入大幅度减少时，其他的收入来源仍可以维持其家庭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或者使家庭的经济系统恢复到某一可接受的状态。尤其是移民搬迁农户，从地质灾害、洪涝灾害或生态重要的山区搬迁出来，土地林地等自然资本发生变化，传统农林业的生产条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西部山区农民在与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适应策略来提升灾害发生时农户家庭自身的恢复能力。其中最为主要的恢复性策略是构建家庭多样化的收入结构。Ellis指出家庭收入的多样性是指农村家庭通过拓展各种经济活动（与农业相关的和与农业无关的）为农户带来更多种类的家庭收入（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粮食、物资等），从而改善农户的生存状态或者提升在严苛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对于处在恶劣自然生态条件下的农户而言，增加其家庭农业收入的多样性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转移策略，农户可以尽快从移民搬迁中恢复过来。Barett等人指出农户增加其收入的多样性是农户对未来的一种保险。Elmqvist等人指出提升系统组成部分的多样性有利于改善和增强系统的恢复能力，但农户多样性的收入并不意味着农户可以短时间迅速地从冲击中恢复。国内一些研究者也定量分析了收入多样性与农户的旱灾恢复力等。

其次，搬迁农户适应策略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包括外生因素和内在因素。外生因素，如政府的开发式扶贫政策、搬迁时间、搬迁安置类型、搬迁类型等；内部因素，如家庭生计资本、家庭结构等。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可以考虑从农户的劳动力、社会资本、社会联结度、种植结构、价值观、土地利用变化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再次，搬迁农户的适应后果。一般地，适应结果区分为主观和客观的适应后果。客观后果，如搬迁农户的收入、消费、收人多样性和收入依赖性等。主观的适应情况可采用搬迁农户对恢复力的主观感知，如收入增加、不变和减少。本文采用了农户对适应力的主观感知测度。2调查地、调查过程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源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1年11月底在安康所开展的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该区域地处秦巴山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人口居住分散。本次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半结构化的访谈作为补充。本次调查共涉及安康四县一区的15个山区乡镇、25个调查村。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70份，问卷回收率为89.8%，最后共收集有效农户问卷1 404份，有效率达99.6%。其中，本次调查包括了408个移民搬迁户，并分布在5个调查区县。

农户问卷调查针对家中年龄在18—65周岁的户主或户主配偶。调查内容涉及被访者的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家庭住房、土地林地、劳动就业、家庭收入与消费状况、参加移民搬迁与退耕还林工程情况等。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均对应于调查前的12个月。

3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3.1基本描述性统计

3.1.1被调查的移民搬迁农户的基本人口社会特征

描述性统计显示，被调查的搬迁农户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是4.17人，家庭平均常住人口数为3.72人，搬迁农户平均有18—65岁劳动力2.89人，其中男性勞动力1.57人；搬迁户户主的平均年龄是50岁，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技校或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1%、39.3%、38.6%和7%。此外，被调查的搬迁户平均有耕地5.09亩，林地23.69亩。全家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44.18%，全家曾有村干部等经历的人数比例是10.26%。

从搬迁类型上看，本次所调查的搬迁户中，扶贫移民占25.2%，生态移民占12.7%，工程移民占27.5%，避灾移民占27%，其他类型占7.6%；81.5%从本村山区搬迁过来，8.3%从本村平原搬迁过来，6.6%从本镇邻近村山区搬迁过来，本镇邻近村平原、邻镇山区、邻镇平原、其他合计占3.6%。

陕南大规模移民搬迁是从2011年开始，但该地区在此之前也实施了小规模的移民搬迁，个别调查农户由于工程移民已经搬迁了若干年。样本中搬迁1年的搬迁户有88户，约占22%；搬迁2年的有63户，占15%；其他搬迁时间从3年至34年不等。搬迁样本户平均搬迁时间为9.36年。由于一些搬迁户在调查时尚未拿到政府移民搬迁补助（约1/3），而且当地政府早期给予的移民搬迁补助较少，因此，调查样本平均获得政府搬迁补助约1.05万元。

3.1.2安康被调查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

按照某项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如农业、林业、养殖、非农（打工和非农经营）、政府补贴，这里将全部样本分为：传统生计专业化型（即如果农业、林业或者养殖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一半以上的农户，则定义为传统生计依赖型）；非农（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一半以上，则定义为非农专业化；政府补贴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则定义为补贴依赖型；如果农户没有任何一项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则定位为多样化生计。传统生计专业化、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农户，占全部移民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也即2011年所调查的安康移民搬迁户在搬迁之后，最多的还是非农专业化，其次是传统生计专业化和多样化生计，政府补贴依赖型生计较少。

3.2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与搬迁类型等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本研究框架图1，搬迁户的当前状况（如收入增加、不变、减少）是搬迁农户适应力的一个结果。本研究以移民搬迁户自评的收入变化作为其适应力感知。在被调查的408个安康移民搬迁户中，搬迁之后表示收入增加、不变、减少的样本比例分别为：36.5%、51%和12.5%，即约1/3的搬迁户表示搬迁之后收入增加，一半表示收入无变化，仅有少部分搬迁户表示收入减少了。

3.2.1适应力感知与搬迁的安置方式、搬迁类型等的描

述性统计

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的安置方式有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根据陕政办发[2011]67号《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实施办法》（暂行），集中安置指的是进入城镇集中安置点、移民新村和小村并大村在30户以上的均属集中安置；其他方式的搬迁安置属分散安置。集中安置点一般可以有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为反映搬迁类型、搬迁安置方式与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之间的关系，这里进行了列联表分析（受篇幅所限，表略）。似然比LR检验显示，不同搬迁类型、安置类型的搬迁户的收入变化感知有着显著差异，显著性水平都在0.01以下。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扶贫移民和集中安置户表示收入减少的比例更高，而减灾移民表示收入增加的比例更高，工程移民表示收入不变的比例更高。分散安置户表示收入不变的比例更高，而集中安置户表示收入增加和收入减少的比例都比分散安置户更高。

2011年陕南大规模移民搬迁工程实施以后，地方政府对移民搬迁户的补助标准有3.0—5.5万元不等。受财力所限，在2011年之前地方政府对搬迁户的补助标准要更低些。

调查地是贫困地区，各级政府对贫困农户有一些开发式扶贫项目，如对搬迁农户发展产业的补助、劳动力培训、以工代赈、小额到户扶贫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工代赈项目等；以及农业补贴、低保、政府救济、退耕还林补助等补贴式扶贫项目。全部408个搬迁农户样本中，仅有16户获得了政府小额到户扶贫贴息贷款，从2000元到8万元不等；31户最近三年家庭成员参加了政府各类免费培训；有42个搬迁户发展产业，政府给予了补助；11户参加了以工代赈项目。

此外，当地移民搬迁农户搬迁过程中往往要借钱，这样，这些搬迁户的借贷情况如下：全部搬迁户样本中，42.6%最近三年从银行贷过款，贷款额从1 000元到80万元不等；45%的被调查搬迁户最近三年从亲朋好友处借过钱，借钱数从2000元到40万元不等。

表1显示了搬迁时间、政府搬迁补助、家庭获得的扶贫项目等与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农户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时间有显著的差异，表示收入减少的搬迁户的搬迁时间要更短些；表示收入增加的搬迁户获得的政府搬迁补助最多；表示收入不变的搬迁户获得的政府开发式扶贫项目数最多；由于补贴式扶贫项目，如农业补贴、退耕还林补贴是普惠式的，在三种搬迁农户之间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在家庭借贷行为方面，表示收入减少的搬迁户最近三年从亲友处借钱最多，借钱均值达3万多元；而在我国农村，往往那些有较好信誉、社会网络广泛、有生产和经营能力的农户才能从银行借到钱或获得政府的扶贫贴息贷款，所以，表1显示，表示收入增加的搬迁户最近三年从银行借钱最多，表示收入不变的搬迁户获得政府扶贫贴息贷款最多。

这里又将所调查的安康搬迁农户按照家庭纯收入进行了四等分，即高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中下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并将搬迁户收入等级与适应力感知进行了列联表（表略）。数据显示，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表示收入增加的比例较高，而低收入户表示收入增加的比例最少、表示收入减少的比例最高。似然比LR检验显示，搬迁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也即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3.2.2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如前所述，安康移民搬迁户的生计适应策略类型包括了传统生计专业化、非农生计专业化、政府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将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类型与其适应力感知进行列联表分析，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类型与其适应力感知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p<0.05）。根据表2，传统生计专业化农户表示收入未发生变化的比例最高，非农专业化农户表示收入减少的比例最小、其也有较高比例表示收入增加了，补贴依赖型农户表示收入减少的比例最高，而生计多样化型农户虽然表示收入不变的比例较高，但也有较大比例表示收入减少。总体呈现出来的特征是：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表示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恢复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恢复状况要差一些。由此，搬迁农户自评的适应力与其生计适应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3.3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影响因素的Muhinominal Logistic分析

以下进一步采用了Muhinomial Logit（缩写为MNL）回归模型来分析移民搬迁农户适用力感知的影响因素，建立标准化后的Muhinomial Logistic的模型为：其中，1，2，3分别代表收入减少、不变、增加，即收入感知变化概率的三种结果；x为解释变量向量，β_i，是与结果j相联系的参数向量。运用MNL模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选择任何两种方式的概率之比与第三种选择无关（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缩写为IIA），即备择无关假设。Hausman & Mcfadden指出，如果各备选项目是真正独立的，从模型中省略或者增加一项选择都不会改变参数的一致性，仅仅对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但如果备择无关假定（IIA）不满足，则将产生参数估计不一致性。

根据以往文献以及前面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从搬迁安置的特征及政府帮扶措施（如搬迁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时间、政府給予搬迁的补贴、政府对搬迁户的开发式扶贫项目数）、搬迁家庭的社会人口特征、最近三年从银行借钱或从亲朋好友借钱情况、生计活动类型（纯农户或兼业户）来分析搬迁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表4为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MNL模型分析结果。

计量经济结果（见表4）有如下简要结论：①在多个方程中，相比于收入减少搬迁户，移民安置方式（集中安置或分散安置）、搬迁时间、移民搬迁类型（生态移民、工程移民、减灾移民、扶贫移民）、搬迁户所获得的开发式扶贫项目数对搬迁户的主观适应力感知均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也即搬迁户认为政府的开发式扶贫项目对其生计恢复情况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也说明当地的移民搬迁方案有需要完善之处；②相比于感知到收入减少的搬迁农户，政府移民搬迁补贴对移民搬迁户收入增加、收入不变的感知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且政府补贴对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③相比于收入减少的搬迁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增加感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④在多个方程中，相比于收入减少户，亲朋处借钱数对收入不变、收入增加感知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⑤相比于收入减少的搬迁户，户土地数量对收入不变的感知有显著负向作用、户林地数量对收入不变有显著正向作用；但相比于收入减少户，户土地数量和户林地数量对收入增加感知均无显著的作用；⑥搬迁户的其他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如是否兼业、村干部经历数、上月电话费、银行借款数在多个方程中均无显著影响。

4总结与建议

西部一些贫困地区自然生态条件恶劣，或有地质灾害风险，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因此，作为农村扶贫的一个重要措施，西部许多省份政府都实施了自愿性的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如陕西、贵州、宁夏、四川等地。移民搬迁户是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

本文研究了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并通过安康已经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从本文对安康移民搬迁户的调查结果和课题组与当地移民搬迁户等的访谈来看，移民搬迁工程受到农民普遍欢迎，绝大多数表示搬迁之后收入增加或者不变，仅有12.5%的被调查搬迁农户表示搬迁之后收入减少了。移民搬迁工程促进了当地群众的脱贫致富、提高了生活水平和福祉，促进了新型城镇化，也有利于这一地区长远的生态保护。但调查显示，越是高收入户，其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本文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户劳动力存在一些闲置、家庭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搬迁户缺乏后续产业支持等问题。总之，针对移民搬迁农户这一特殊弱势群体，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安置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提高其适应力。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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