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0-11-02
【作者简介】任晓伟（1974— ），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副教授，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09SZYB16）。
【摘 要】共产党情报局是1947年苏联推动下建立的一个特殊国际机构，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党，但共产党情报局的理论和政治活动对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对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对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共民族主义的支持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存在的意识形态空间，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模式的强化则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替代发展模式。
【关键词】共产党情报局；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D17/ D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1—0026—13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①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实际为着眼点，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特殊关系，形成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多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体制和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混合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体制，从而建构起一个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模式。其核心在于，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历史实际出发，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战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②，并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放置到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图景之中。一是，发展多个阶级联合的民主，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专政。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建国后并没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新中国建立不久很快就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放弃的问题。联系着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活动期涵盖了中国革命的最后发展阶段、新中国建国方案的确定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时期来看，共产党情报局对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走向的影响客观上是不能忽视的。
一、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形成并不断成熟，与美苏在“二战”时期形成的战略同盟关系是分不开的。美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使十月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开始从长期的对抗转向妥协与合作，这一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索本国发展的既非西方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1］(P675)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解为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形式”，客观上折射出当时以美苏合作为基础的相对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正是在这一环境中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2］(P183)的判断，这一判断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高度肯定“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后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以及战后中国走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以对战后美苏合作和大国团结的判断为基础的。
“二战”期间的美苏战略同盟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反法西斯主义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一是从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所达成的一系列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和利益划分的协定。但是，尽管美苏在战后初期都试图把战时的同盟关系延续下去，但在具体实现利益协定的过程中，双方在欧洲、中东、远东矛盾的不断滋生和扩大推动着美苏的战时同盟关系逐渐开始破裂，进入了以集团性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状态。战后苏美关系的变化逐渐开始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
从抗战结束到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对国际政治的独特认识。1946年4月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强调在美苏关系妥协的背景下中国革命并不需要进行国内的妥协，中国共产党仍然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斗争，这是对美苏关系及其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一个非常可贵的认识。尽管与之前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判断有明显的不同，但“中间地带”理论并不强调美苏矛盾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这一点应该是与之前毛泽东对国际政治的认识相同的地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毛泽东还在继续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革命前途，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仍然试图在“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使中国走一条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第三条道路。但是1947年底1948年初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面对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美苏冷战的发展，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国际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开始接受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的理论。毛泽东对“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不仅改变了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政治和时代发展的认识，同时，也由此带来了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走向的变化。
1948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了毛泽东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毛泽东在接受了“两个阵营”观点的基础上否定了任何意义上的中间道路的可能性，指出：自十月革命以来“三十一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3］(P2) 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同时，强调“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P1472，1473) 被毛泽东所否定的“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不仅是指战后初期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之外提出的建国主张，在更广意义上或者说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包括了介于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之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道路。东欧国家在“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上放弃前一时期的“人民民主道路”开始与苏联制度一体化表明，“两个阵营”理论不仅是一种对世界政治发展的认识，而且是与对战后发展道路的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阵营”理论与苏联模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只有在“两个阵营”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才能形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反映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共同规律。”［5］(P670)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美苏关系的对立以及作为这一对立理论表现形式的“两个阵营”理论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接受“两个阵营”理论的过程不得不同时也是客观上开始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向苏联模式靠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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