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娅
在中国的出版界，特别是希望“走出去”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团，不知道克劳迪娅的人不多，可想而知，她在中国出版界的知名度有多高。原因有两个，一是她在中国工作多年，与中国的出版人打交道颇多，二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与中国人交流无障碍。我多年前就认识她，那时她在中国的德国文化中心后改为歌德学院工作，后来她的中国同事能够独立工作时，她就回到德国，继续做与出版界关系密切的法兰克福书展的组织工作。
法兰克福书展是中国政府和出版界最重视的国际书展，各个出版社和集团都希望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展示自己的成果，常常会有些新的举措，常听中国的出版界同仁说，如果有特殊要求得不到满意答复时就找找克劳迪娅吧。因为克劳迪娅确实为中国的出版界同仁们解决了不少问题，因此而赢得了好口碑。
鉴于克劳迪娅既熟悉中国也熟悉外国，又愿意为中国出版界排忧解难，我们将她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顾问。好像只要中国出版界有大的活动，就能看见克劳迪娅的身影，因此，我们相遇的机会较多，但真正坐下来谈谈的时候又很少。每次见面我们都会聊一些与中国出版相关，特别是与“走出去”相关的话题，然后会说，我们找个专门的时间好好聊聊。
2007年，我随中国出版代表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与克劳迪娅约在书展见面。因为我的同事没把见面的地方搞清楚，使原本约见一小时的时间变成了半个多小时。见面时开宗明义就谈到如何搞好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的活动。这个全球最大的书展一直坚持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参展，以使书展重点突出，主题鲜明，这个做法也被中国学习用在每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图博会增色不少。法兰克福书展组委会一直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中国当然也愿意借此平台向世界展示出版业乃至中国发展的成就，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9年才实现了这一大家共同的愿望。克劳迪娅非常希望中国成功，因此她建议，我们除了观摩其他国家的主宾国活动外，还应有必要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其中，2009年3月的莱比锡书展就是很好的预热时机。另外，应该利用法兰克福书展加大对“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本身的推广力度，比如增设专门的展台，制作发送相关资料等，最大限度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这个项目。对克劳迪娅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非常重视，对她如此负责任的态度我尤其感动。
此后，克劳迪娅又推荐我们参加世界重要的书展，比如阿布达比书展，这可能是阿拉伯国家最具规模也最有影响的书展，遗憾的是中国出版的阿拉伯文图书太少，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参加这样的书展。我以为，书展成功的第一要素是要有适合参展的图书，如果仅仅是中文图书的展示，可能聊胜于无，但其效果会大打折扣。我们有过太多这样的经历，2007年我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代表团参加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就像克劳迪娅推荐中国参加阿布达比书展一样，越来越多的国家热情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本国的书展，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信任，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我们会错过一些书展，甚至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书展，但是我相信，这种状况不会太久，随着中国国际化脚步的加快，中国出版业也将融入世界。希望克劳迪娅和世界出版业的同仁谅解。
韩国的朴根太
韩国与中国，韩国人与中国人，既远又近。从地理位置上看，距离是近的，坐飞机从北京到首尔，不到两小时，比我们到云南、新疆甚至上海还要省时间。见到韩国人，只要不开口说话，很难从外表上看出与中国人的不同。说远，是因为我们过去很少来往，中韩建交不过十几年。说近，是因为最近的若干年，韩国人在中国或中国人在韩国，已经是随处可见了。据说，在中国的韩国人超过100万，在韩国的中国人也有60万之多。北京的望京、太平洋新城已形成韩国人的聚居区，在青岛、烟台等地的韩资企业聚集着更多的韩国人，中韩两国的留学生数目也非常可观。由于韩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渐渐形成 “韩流”，众多的“哈韩族”为之倾倒。我周围的不少女性看韩剧看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投入，我的一位熟人居然看过100多部韩国电视剧。我不知道中国的各家电视台总共引进了多少韩剧，但我敢肯定没有这个数。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看过《大长今》和《商道》两部韩剧，实事求是地说，它释放出的价值观，它所颂扬的真善美，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动。据说，所有的韩剧都是如此的大同小异，虽然多数讲的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但因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像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让人牵肠挂肚，由不得你不被剧情牵着鼻子走，由此，其核心价值观也就潜移默化地被接受了。若文化产品能做到这样，也应该算作极致了。韩国的人口是中国的十几分之一，国土面积是百分之一，却有着如此大的文化爆发力，比之同样先进的现代技术，汽车、电器等毫不逊色，应该说更具影响力。据说，韩剧在日本也颇受欢迎，一部《冬日恋歌》几乎迷倒了所有日本女性。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或曰软实力。
我对韩国和韩国人的认识，从概念到真实，始于2008年，是从对韩国的访问及认识韩国希杰集团中国本社的总裁朴根太开始的。
2008年5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韩国首尔国际书展，我随团赴韩。在韩国见了很多文化界出版界的同仁，一个感觉，同其他外国人相比较，韩国人与中国人最为接近。他们对人热情，有礼貌，喝酒要“一口闷”，闷完还要把酒杯倒扣在头顶以示一滴不剩。他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在版权贸易中，中国输出国外的版权韩国排在第一位。机缘巧合，刚从韩国出访归来，就认识了韩国希杰集团中国本社的朴根太总裁，使我对韩国人的印象更趋深刻和真实。
朴先生在中国工作多年，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化，热爱中国文化，喜欢交中国朋友，乐意助人，知道我的工作与出版有关，他就将韩国最大的出版集团熊津出版集团的朋友介绍给我，希望我们能有些业务上的往来。之后，他又推荐我看了几场韩国的歌舞剧和演出。由此可以看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产品的推广与传播。我知道朴先生的企业并不生产文化产品，但他对韩国文化的推广与传播可谓不遗余力。由此我想，中国有那么多的产品和企业已经走出国门，如果我们的老总也能像朴先生一样热心推广中国文化，何愁中国文化走不出去？我还是非常感谢朴先生让我了解了很多韩国文化和韩国精神。除了精神文明，朴先生还送物质文明，希杰集团精致的蛋糕和饼干，使我知道，韩国不仅有好吃的泡菜，还有美味糕点。韩国不仅能将电器做得精美，也能将点心做到极致。
剑桥与潘仕勋
2008年8月，由于奥运会的缘故，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移师天津，虽然距北京不远，却使人感到不那么方便。
图博会开幕的当天中午，我与来参加图博会并作为中国出版论坛的演讲嘉宾、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EO潘仕勋先生见面，这是他的中文名字，由此可知他与中国有缘，至少应该是不陌生的。他在出版论坛的演讲，受到中国出版界同仁的普遍欢迎，因为他不是泛泛地介绍剑桥出版社乃至英国的出版业，而是针对中国出版界目前关心的问题，讲剑桥出版社国际化的过程，他们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化解这些问题。无疑，剑桥的问题是任何一家希望走出国门的出版机构都有可能遭遇的问题，而如何化解则各自不同。显然，潘先生的演讲着实为中国出版的“走出去”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介绍我认识潘的是高教出版社的副社长刘媛女士，她告诉我，潘先生对中国出版的“走出去”有很多高见，刘社长建议我考虑能将潘先生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顾问，我答应见面之后谈谈再说。
刘社长果然没有打“诳语”，以潘对出版业的了解和对中国的兴趣，他没有理由不成为我们的顾问。席间，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出版业国际化的模式及运作，当谈到品牌意识时，潘仕勋说，中国的出版发行公司缺乏品牌，比如，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我们知道，是一个很不错的公司，但是，它的名字是什么？中国代表地域，图书进出口代表业务门类，哪个字代表的是公司自己呢？我深有同感。品牌是什么？是符号，是招牌，就像“全聚德”、“同仁堂”一样，是非常值钱的老字号，仅这招牌的无形资产就不可估量。当然中国出版界也不能说没品牌，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出版社等，但这样的品牌太少，参加国际书展时又看不见这些品牌出版社的牌子，这让外国人很不理解，想找他们谈版权做生意都难找得到。
放眼世界出版界，蓝登书屋、企鹅、施普林格、牛津、剑桥、讲坛社、小学馆等等这些赫赫有名的出版机构，完全没有地域的名称，有时连读者也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或集团，加之他们又在并购中被买过来卖过去的，归属可能经常会有变化，但无论到哪里，他们基本的品牌是不会变的。这样，读者就信任他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读者就会跟到哪里，而完全不理会其归属。就像我们吃“同仁堂”的药放心，吃烤鸭信任“全聚德”，涮羊肉要去“东来顺”一样。
我们多数的地方出版集团只有地域名称，可喜的是，有的已经有了品牌意识，比如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安徽时代出版集团，除了地域还有了自己的字号——“凤凰”、“时代”。这样就有了国际化的基础，将来有一天，外国人有可能不知道江苏和安徽，但是他们会知道“凤凰”和“时代”，随着中国图书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出版机构的品牌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的认可。
非常感谢潘仕勋的指点，有时“细节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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