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采飞扬的文学笔法，而以形式化的语言去更直接地面对生存困境，既富有强烈的思辩力量，却又不失内在的张力和激情，引导着我们从绝望的深渊一步步走向充满悖谬的信仰。
克尔凯戈尔首先指出，对于基督徒而言，致死的疾病不是尘世的苦难，甚至不是死亡——基督已以他的受难与复活战胜了死亡——而只是无所不在的绝望。“绝望是一种精神的疾病、自我的疾病。”众所周知，深刻的绝望只能是自我的绝望，它不是对某种行为或能力的失败或缺失而绝望，也不是对生命中丢失的美好事物而绝望，例如痛失情侣的恋人，她并非为情人而绝望，而始终是为失去情侣的自己而绝望。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自我，克尔凯戈尔并不将它看作现成的认知或行动的主体：“自我是一种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关系，或者是在一个关系中，这关系自身与自身所发生的关联，自我不是这关系，而是这关系与它自身的关联。”由此可见，自我始终处于永不停息的生成之中，自我的生成性奠定了绝望的生存论根基：因为自我的生存要么依止于自身，要么由他者所建立，他者乃是作为关联的自我所不能回避的田影，架子外首先面对的总是他者的存在.他者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决定了自我关联中错误发生的可能，而这种错误的关系就是绝望。由此决定了绝望的两种严格形式：在绝望中要是自身；在绝望中不要是自身。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绝望对于基督徒而言之为致死的疾病，在于它使死亡成了最终的结局，它取缔了一切对不朽的信仰，在绝望中“既不能死，又似乎没有生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无希望就是连最后的希望，即死亡都没有。”“绝望就是那求死不得的无望。”对基督徒而言，死亡是其丧失一切之后唯一的期望，奥斯威辛集中营曾留下这样的祷词：“亲爱的上帝，让我死吧！我已别无所求，让我去！让我去吧！我无数次地跪下祈求，却从来没有看到出路。”这祈祷令人撕心裂肺，但死亡毕竟还可以成为他最终的归宿，而绝望却要连如此可怜的希望也要剥夺。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绝望这种疾病是致死的，更准确地说是致命的。
绝望不仅具有彻底性，它同时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易为常识所忽略。克尔凯戈尔以其深刻的辩证法指出，“不在绝望之中和不意识到在绝望之中正是绝望的一种形式。”这正如病人通常不曾真正意识到疾病的存在，我们应当相信的是医生的诊断。然而作为精神的疾病又辨证地不同于生理疾病，因为他是精神的疾病，他所涉及的是自我关联，植根于他者的存在，因而在他的辩证法中有某种永恒的东西，它一旦被意识到，就将成为个体生存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个体凭着信仰获得了平和，那也只是征服而不是摆脱了绝望，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要痛苦地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同时，绝望这种疾病对于个体而言是最危险的疾病，但只有正视它的存在，才有治愈的可能，浑浑噩噩地对其毫无意识，无疑是一种更可悲的绝望，这正是绝望在本体论上辨证存在的深刻体现。
那么，绝望作为自我关联的错位，他又是如何在个体生存中发生的呢？克尔凯戈尔首先从自我的组成成分来描写绝望的形式，在克尔凯戈尔看来，人是一个有限和无限、可能与必然的辨证综合，而在这种辨证关系中执其一端都必将导致绝望：无限的绝望缺乏有限，正如可能性的绝望乃是缺乏必然性。当人沉浸于无限可能性的幻想之中，他作为现世存在的自身必然性就会渐渐被侵蚀，以致堕入无限的虚无深渊。在对无限可能的虚构之中，个体距离自我越来越远，而最终在幻想的丛林中迷失了自己，妄想症患者大概是个极端的例证；有限的绝望则是缺乏无限，正如必然性的绝望乃是缺乏可能性。在有限必然性之中，个体沉溺于世俗与他人的纠缠之中，甘心让自身被他人“骗走”，让自身蜕化为“一个拷贝、一个数字”，或是沦为无尽的宿命的奴隶。他不再有幻想，也不会去祈祷，他们只是失去力量自我的绝望的决定论者和宿命论者，“宿命论者的上帝至多是一个叹词。并且，这本质是沉默无语一个默默地投降。”克尔凯戈尔相信正确地对待自我的综合关系，只能是与绝望相对的辨证的信仰，即在现实的必然性之中相信在上帝那里每件事都是可能的，正如亚伯拉罕毫不迟疑地向自己的亲子以撒拔出了刀，约伯在无尽的苦痛中仍然坚信上帝必行公义。
克尔凯戈尔进一步从意识的角度来刻画绝望的存在样态，因为绝望的强度随着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的深化而不断加强。由此绝望首先表现为如前所述的无知于绝望的绝望，这是自我意识的最低点，也是绝望的最低点，它离治愈这致死的疾病的可能性也最远。真正的绝望者必然会意识到一个其中有某种永恒的自我，因此在绝望中不要是它自身或要是它自身。克尔凯戈尔并没有直接论述何谓自我的永恒性，但它显然不是某种具有实体性的现成存在，它只能在个体的生存辩证法中显现出来，而它本身则是沉默无言的，隐藏于个体的生存抉择之后。它有些近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本真状态，更接近于舍勒的核心观念“位格”（person）。“位格”乃是有关各种本质之行动的具体的、自为本质的存有的统一体。位格是精神性的、永恒的，又是具体存在于个体生存之中的，它规定着人之为人，又使人有可能超越现世存在。位格在自我之中，但又不同于现实的作为主体存在的自我，因此有成为还是不成为位格（自身）的问题。
克尔凯戈尔将不要成为自身的绝望称之为“软弱的绝望”。他首先是对于世俗事物或世俗自身绝望，他因来自外部的“命运的打击”而绝望，如失去恋人，在绝望中他企图通过模仿别人以摆脱个体承受的重负，他将自我的永恒存在与他人相等同，这无意错失了正确的自我关联，一旦他对人生有所反省，他必将意识到这只是。绝望。而有所反思的自我又可能陷入对永恒或对其自身的绝望，即对于他自身软弱的绝望。他渴求孤独，自我封闭，他正确地意识到自身的软弱，却看不到成为自我（亦即拯救或超越）的希望，更缺乏信仰的勇气，等待他的似乎只有死亡。
在绝望中要成为自身则是“违抗的绝望”，如果“软弱”可以称作女性的绝望，“违抗”则无疑是男性的。它在反抗的行动中迈出了软弱者所不敢想象的一步，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永恒的自我的存在。但不幸的是这一自我并非本真的位格存在，它只是一个绝对抽象的观念的自我（世界精神及其衍生物）。尽管他勇猛地切断了与过往自我相关的一切，但他不曾放弃那假想的“自尊”，他拒绝被荒谬的现实所冒犯（offense），拒绝任何来自他者的救助，更不曾站在信仰的火山口上，而不过是在自我复制，“他不多不少还是成为他自己”。犹如黑暗中充满激情的旅行者，不停地在原地打转，同时他自己也放弃了见到光明的可能。古代的悲剧英雄大多可以归入此类。他们带着全部地狱的痛苦挣扎着要成为他自身，并因此而拒绝任何有损荣誉的救助。诗人们也大都有如此疯狂而执着的信念。在这样的绝望中，个体愈加远离不知所云的群众，而他自身承受的绝望的痛苦也就更加沉重，但获得治愈的可能也随之不断增强。
随后克尔凯戈尔指出绝望的强化即是罪，亦即“在上帝面前或具有上帝的概念，在绝望中不要是其自身或在绝望中要是其自身。”其中关键在于“在上帝面前”，可见，信仰缺乏是绝望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绝望又是信仰的首要因素，这构成绝望在个体生存上的另一重辨证。同时，正是“在上帝面前生存的意识使得人类的罪过变成了真罪”，即绝望由此成为真正的绝望，因为它所面向的不是具有永恒性的自我，而是作为永恒无限可能性的上帝。罪之为罪正在于拒斥这一可能性，在上帝之中拒斥上帝，它是对上帝的冒犯，因而“罪的反面是信仰”。在罪中，理性将信仰所要求的弃绝自身完全依止于上帝视为愚蠢的妄言，它倔强地停留在自身之中是其自身或不是其自身，信仰反而成了对它的冒犯；于是，它不仅绝望，而且渴求报复，要根除这一冒犯。
自然，克尔凯戈尔不能接受苏格拉底关于“罪是无知”的论断，他指出古希腊人的心灵世界太过美学化，或者说他们自身就在罪之中，因而这—定义缺乏对意愿（will）的认识，亦即不曾意识到，罪（绝望）乃是有意识的拒斥和违抗，明知其善而不肯为。从根本上说，人依靠自身并不能理解何为罪。“人必须知道罪是从上帝来的启示，罪不是指人没有理解什么是对的，而在于他不想要去理解它，在于他不要行对的事情。”罪之意识只有在基督的受难之中才彻底地显示出来，而人生而有罪这一学说无疑深深地冒犯了人的理智，正如上帝之子在十字架上死了而又从死者中复活一样荒谬而不可信。
罪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表达，而是一种主张（position）与罪相关的并不是可以理解的某种否定性缺陷（软弱，欲望等）——那是泛神论或理性主义的陈词滥调——而是在绝望中得到提升和强化的自我意识（如“违抗”中确认的抽象自我，“软弱”中对孤独的渴望）。因而罪之中包含着不容质疑的肯定性因素，他要求理解和自我确认，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即持守于此在的常人状态之中。而信仰意味着基督教式的神圣无知，警觉地维持住神人之间的本质区别的深渊。
如前所述，在罪之中决不可能意识到罪的存在，因而罪又处于难以自拔的持续性之中，在罪本身的深处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consistency）。正如莎士比亚所言，“由罪产生的东西只有通过罪而得到力量和强度。”在这一持续性之中，罪可由弱到强进一步区分为对于其罪产生绝望之罪，关于宽恕罪的绝望之罪，以至肯定地抛弃基督教之罪，宣称基督教为非真理之罪。其中相一致的是对于恩典和救赎的拒斥，执着于绝望的彻底性和统一性之中，将基督启示的真理视为不堪忍受的或浅薄、或荒谬的非真理，以悲剧英雄的姿态顽固地滞留在绝望之中，而不肯让理性作出哪怕丝毫让步。其中隐然是谵妄的自大幻想，“一种秘密的自私和骄傲，它顶替了那感激上帝的谦卑开端。”他以决不宽恕自己抵制乞求宽恕的真诚悔悟，似乎上帝宽恕了，他也不肯“就范”。个体常常借助对既往自我的表态以谋求所谓精神的安慰，例如毫不妥协地谴责自己贪恋酒色、不思进取，有时甚至表现为激烈的自我责罚的行动，例如中世纪自我鞭打的信徒。其中隐藏着的是谋求一个更加“伟大”的自我的妄想，罪者在近于自虐的自我责罚中获得了虚幻的自我确认，并体验到自我提升带来的悲剧英雄式的快感。
但是，罪或绝望之为辨证性的存在正在于随着罪的强化，治愈的可能就越大。只有当我们痛切地意识到罪无可避免而宽恕又决无可能，同时又见证了恩典与救赎在受难的基督身上实在地发生，在如此紧张如深渊般的荒谬中，信仰也才实在地发生，因此我们说信仰乃是朝向虚无深渊的奋然一跃，在不可理解的痛苦和绝望中让基督抱慰我们不堪重负的身体。我们可以说，“没有宽恕”是世界虚无本质的深切认识，而相信恩典则使神圣的愚蠢抗拒显示必然性。当然这一对无限可能性的无限信赖又必然落实于现实有限的身体之中，因而信仰同样也是辨证的：对罪的宽恕是不可理解的，但它又始终是应被相信的。“你应该相信，这也就是说，你或者应被冒犯或者应该相信。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可增加的了。”在这一意义上，信仰或基督的爱只意味着人的痛苦，“基督能通过他的爱使一个人痛苦得无以复加，而如果没有这种爱，人决不会达到如此痛苦的地步。在这爱中有何等不可测的争斗！”
最后克尔凯戈尔由绝望走向了信仰，认为信仰所表达的，“那在上帝和人之间的无限的、断裂的、本质性的深渊被确立了”。它的根基是个体生存的绝望处境与基督在受难与复活中启示的爱的真谛，它同样不是现成的确定的生存样式，而是辨证的生存的可能样态，相对于绝望，信仰“既在自身关联中并在要成为自身的意愿之中，这自我完全地依止于建立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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