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探讨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并预示将来教育发展的方向。”这一认识也坚定我研究的努力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的工作主要围绕上述两方面社会需要进行。所以,从整个工作过程来看,并非我主动选择历史,而是历史选择我。
历史研究中的困惑
1999年10月,我正式退休,开始了“退而不休”的晚年生活。因为年纪大了,便开始思考,我这一路是怎样走来的。我常想,我这一生,其实再简单、平凡不过,大半生都在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我编写过教材,写过几本书,培养了一些学生,做过“外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研究。我一直希望教育史学研究不仅在师资培养方面有效发挥作用,更在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方面为我国教育提供启示与借鉴。这些年,教育史学科发展遭遇压力和困难,大学的课时一压再压,教育史学科毕业的学生工作也不大好找,甚至觉得教育史学科过时,跟不上时代。
其实,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之间存在客观联系,不可分割。只有深入研究和总结他国的教育历史经验,并结合我国的教育历史与实际情况,才能更好地认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正确的选择,使我国的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一直认为,历史研究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对待。第一,由于历史是过去的事,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呈现,所以如何解决史料问题,研究者一定要谨慎。总之,尽一切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使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翔实且有说服力。第二,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与其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生活习俗和国际关系等密切相关,所以研究者要说明教育现象、教育的发展历程,就必须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时,研究“外国教育思想史”,不能只读教育家的著作,还要读些有关“哲学史”“伦理学史”“心理学史”和“科学史”等的相关书籍,这样才能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第三,由于教育史既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又具有历史学的属性,因此教育史教学与研究质量的高低和研究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历史观密切相连,这就要求教育史研究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做教育思想研究,还是做教育科学实践,我们都应在真正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关心学生,这样才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养料。
访谈后记
如果从1961年编写“外国教育史”教材开始,吴先生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至今已过半个世纪,50余年的风雨,她亲历了新中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整个历程。半个世纪里,吴先生一直坚持不懈、辛勤耕耘,其倾注的智慧和热情最终凝结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吴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外国教育思想史”研究、“外国教育现代化历程”研究和“俄国教育史”四方面。从改革开放至今,大多师范院校的“外国教育史”教材都采用吴先生主编的那版,那版教材多次在全国图书出版中获奖。此外,吴先生还参与《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家评传》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回顾吴先生走过的人生历程,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跌宕起伏。
在访谈中,吴先生微笑着娓娓道来,还时不时问我们:“有没有耽误你们的时间?”吴先生总说,她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什么可以立传的先进事迹。面对如此谦恭的一位学者,我们在深深感动之后,向她致以崇高敬意,并祝愿84岁高龄的吴先生健康,“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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