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 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 置， 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 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 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 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 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关键词：太学； 国学； 国子学； 太学生； 国子生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5-0003-07
从西汉到三国时期，“太学”一直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名称，西晋时期，“国子学”（简 称“国学”）开始出现，此后至东晋南朝，“国学”与“太学”都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名称 。由于史书中经常交叉出现这两个名称，使得当今一些学者对它们的叙述颇不一致，特别是 国学与太学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六朝的最高学府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众说纷纭，令人不 解。其原因主要是有关该问题的史料留存不多，且现有资料又往往分散、零乱，表述不清， 易让人产生误会。虽然柳诒征先生对此问题早有考释，但由于他的考证过于简略，并未引起 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本文试图对现有的史料进一步加以分析，理清六朝“太学”与“国学” 的关系，从而正确地认识六朝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有没有“国学”或“太学”？
“国子”一词来自《周礼·地官·师氏篇》：“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凡国之贵 游子弟学焉”。郑玄注释说：“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1］（P730） 古人因此将专门培 养上层贵族官僚子弟的学校称为“国子学”。国子学产生的时间是晋武帝时期，尽管史书记 载不一，有晋武帝咸宁二年、四年、晋惠帝元康三年等不同说法，但是产生于西晋时期的说 法，大家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有的教育史著作中却提出，东吴孙权黄龙二年（230年）已经有了国学。例 如《中国教育通史》说：“吴于大帝黄龙二年下诏立国学，这是江南有国学之始。”［ 2］（P306）《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说：“吴黄龙元年孙权称帝，次 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 学诸子’，这是孙吴国学及南方国学的开始。”［3］（P22）如果 这里的“有国学之始”仅作 为南方国家高等学府的源头或萌芽来解释，倒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些著作却并非这个意思， 而是实实在在地认为东吴已经开始创立“国学”。
然而，单凭《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中“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这一句话 ，是不能说明东吴有“国学”的。它只能说明，孙权曾经下令要选派官员担任都讲祭酒，做 诸子的家庭教师。这一条材料也不能作为东吴的京城里开始有官办学校的证据，因为史书里 此外没有任何一条关于孙权时期某一官员担任都讲祭酒，并在某一固定场所开展教学活动的 记载。其它文献如《通典》及《文献通考》等都没有关于“孙权立国学”的说法。仅有的可 以支持这一说法的史料是唐朝人许嵩在《建康实录》中所说的：“（黄龙）二年春正月，诏 立国学，置都讲祭酒。”［4］（P28）但是这只是一条孤证， 无其 它史料可资佐证，因此我们不敢轻信孙权时东吴已经有了国家高等学府。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东吴景帝孙休曾设置的“学宫”，实际就是东吴的太学。例如上述 《中国教育通史》说：“孙休在兴学诏中云‘按旧制置学宫，立五经博士’，这里所谓的‘ 学宫’，实即太学。”［2］（P306）还有《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 中也说：“吴无 太学之称。按孙休时的兴学诏令中‘按旧制置学宫，立五经博士’语，则吴的太学称为学宫 。”［5］（P178）
可是仔细查对一下《三国志》，可以发现，孙休诏令的原文是“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 博士”，所谓“学官”就是指后夏的“五经博士”。而且，各种版本的《三国志·孙休传》 ，包括清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本，以及《宋书》卷14《礼志一》中抄录的这一句话，都 是“学官”二字，并没有“学宫”之说。那么“学宫”一说从何而来呢？再核对一下上述两 部著作的引文出处，这才发现，以上两部教育史著作所引用的资料，乃是清朝人杨晨《三国 会要》卷十五《学校》中的文字。《三国会要》的作者误将“学官”二字抄写成为“学宫” ，今天这几部著作又以讹传讹，并将“学宫”解释为“太学”，于是得出了东吴时期也有太 学的结论。应该说，这是由于引用第二手资料而又疏于核对而产生的错误，仍然是站不住脚 的。值得一提的是，《三国会要》在这一段话的最后还有“而未行也”［6］（P284）几个字 ，这进一步证实，有关“置学官”的命令并没有实施。（按：《三国志》卷48《孙休传》并 无“而未行也”一句话，此言出于《通典》卷53《礼十三》。）引用这一段材料的人明知有 “而未行也”这句话，却还坚持认为东吴孙休时期已经有了太学之类的国家教育机构，实在 没有道理。
由此看来，顾树森先生在《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中说：“东吴虽有学官而无学校”， ［7］（P86）这样的判断应该比较接近事实。东吴时期没有真正的太 学或国学存在。
西晋是否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
由于国子学产生于西晋，所以，我们要讨论东晋南朝的太学与国学问题，必须先从西晋 说起。有一些教育史著作说：“西晋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3］（P2 4）“西晋初年已经 分别设置了太学和国子学两种大学性质的中央官学”，［8］（P74）“ 西晋实行的是太学与国子学并行的双轨制”。［7］（P39）今天看 来，这些说法都不准确。
西晋确实有“太学”与“国子学”两个名称，但是它们其实是同一所学校，国子学只是 太学里的一个特殊教学单位。由于魏晋时期太学生人数太多，其中许多人并不是真正来求学 的，而是为了逃避徭役、兵役而混入太学。西晋为了整顿学校秩序，加强对太学生的管 理，因此开始创办国子学。《宋书》卷14《礼志一》记载说：“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 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 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 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 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 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 ，令入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 ”由此可见，晋武帝创建国子学，目的是为了改变魏晋以来太学的教学活动有名无实的状况 ，精简太学生的人数，让贵族子弟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
西晋虽然新建了国子学，但是国子学仍然是太学的一个部分。正如《宋书》卷39《百官 志上》所说：“晋初复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太学焉。”另外《南齐书》卷9《礼志 》也记载说，南齐永泰元年，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 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按：西晋设立国子学 的时间，应当是晋武帝咸宁二年。元康三年当是规定“五品以上得入国学”的时间。）官品 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 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也就是说，西晋的国学与太学实际是一个学校的两个部 分，太学本来是培养所有士大夫子弟的学校，而国学只是太学里新设的一个专门培养五品以 上高等贵族官僚子弟的分校；同时“国学”与“太学”也是一个学校的两个名称，有时称为 “国学”，有时称为“太学”，因为贵族平民子弟都需要教育，所以要“两存之”。
尽管西晋的最高学府有“太学”与“国学”两个名称、两种教学对象，但是它们的管理 体制却是统一的，它们都统属于太常管辖下的教育系统范围。《晋书》卷24《职官志》说： “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 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 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由于《 晋书·职官志》将太常属下的各种文化官职混在一起叙述，将几种官职笼统称为“博士”， 文词又多简略，常常使人难解其意，需要我们作如下解释。
《晋书·职官志》上述内容告诉我们，西晋初期在太常下面有“太常博士”，协助太常 统辖“太学博士”、“太学祭酒”等。而“晋初承魏制设置”的十九名“博士”，则是指“ 太学博士”，因为当时仅有太学，还没有国学。而晋武帝立国子学以后定置的“博士”一人 ，则是指“国子博士”。太学的“祭酒”是太学博士的首领，设立国子学以后，便称为“国 子祭酒”，兼管国子博士和太学博士。余嘉锡先生曾说“国子祭酒即兼为太学诸博士之祭酒 ，实一官也。”［9］（P151）国子祭酒与国子博士是太学和国学共 同的管理者，而太学博士十九人与国子助教十五人则是“以教生徒”的教学人员。
从《晋书·职官志》还可以看出，由于国子学培养的是贵族子弟，而太学培养的则是一 般士大夫子弟，所以“国子学”的实际地位要高于“太学”，国家以国子祭酒与国子博士为 管理人员，人数比较少；而太学博士与国子助教作为教学人员，所以人数较多。正如柳诒征 先生所说：“汉魏只有太学，自西晋以来，有国子及太学，号为‘二学’。实则国子属于太 学，祭酒也只一人。惟博士有所谓太学博士、国子博士，故博士分为二省。太学博士沿旧制 ，故其员多；国子博士为新制，故其员少。”［10］（P372）所谓 “号为二学”，就是说仅 仅是两个名称而已，并不是真正有两所并列的学校；太学博士、国子博士与国子助教都是太 学里的教官，只是分设两个机构而已。
西晋最高学府有“太学”与“国学”两个名称，也有两处校舍，但是它们是紧密相连的 ，国子生和太学生是在一起学习和活动的，他们学习的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当时人们在描写 太学或是国学时，总是将它们相提并论，称为“两学”或“二学”。例如西晋诗人潘岳的《 闲居赋》说：“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 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文选》李善注说：“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 太学在国学东。”注文又引郭缘生《述征记》说：“国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 百步。”［11］（P226）所谓“教无常师，道在则是”，当是指二 学的教官是互通的，所教育的学生没有严格的划分。当时，皇太子在太学举行祭祀孔子 的释奠礼仪时，二学的师生全部在一起参加活动，《 晋书》卷55《潘尼传》记载潘尼创作的《释奠赋》说：“舆驾次于太学，……二学儒官，缙 绅先生之徒，垂缨佩玉、规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执事之命。……学徒国子， 咸来观礼。莘莘胄子，祁祁学生。洗心自百，观国之荣。”太学与国学二学的儒官、学子都 在一起参加太学的释奠活动，由此可见，国学确实是从属于太学的。
由上述可知，我们不能认为西晋“国子学在太学之外”，实行“国学与太学并行的双轨 制”，只能说国子学是太学内部的一个分校，这种情形在我们今天的办学体制中也并不少见 。
东晋的太学与国学是否同时存在？有没有区别？
有关东晋太学与国学的状况，一些著作的叙述也是不准确的。有的说：“两晋时期太学 与国子学一直是两者并存的。”［2］（P311）有的说：“东晋有国 学与太学之分，但似并非 十分明确和严格，国子祭酒殷茂虽欲厘正，但终未能实行。后来孝武帝于中堂立太学，取诸 生120人，太学生与国子生各取一半，也反映了这一点。”［3］（P28）
其实，东晋的国学与太学既不是同时存在的，又是区别明显的。东晋初期仅设立太学， 没有国学，也没有国子生。如《晋书》卷6《元帝纪》：“建武元年十一月丁卯，立太学” ，“太兴三年八月辛未，皇太子释奠于太学。”直至东晋孝武帝前期，太学里还是没有国子 生。如《宋书》卷14《礼志一》记载说：“（东晋）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孝武 时 ，以太学在（秦淮）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 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 。’奏可。”可见此时的太学还是只有太学生，没有国子生。但是在举行释奠礼仪时，按照 西晋的惯例，需要两种学生同时参与，于是就临时选用大臣的子孙充当国子生，完事之后， 一切照旧。
一直到淝水之战后的太元九年，尚书令谢石才建议恢复国学，专门培养“胄子”，即贵 族子弟。《宋书》卷14《礼志一》说：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陈之曰：“……请兴复 国学，以训胄子。……烈宗纳其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 。”《晋书》卷9《孝武帝纪》说：“（太元）十年二月，立国学。”此后，东晋最高学府 才同时有了“太学”与“国学”两个名称。
但是东晋兴办国学的效果极差，甚至出现国子生纵火事件。《晋书》卷27《五行志》记 载：“太元十年正月（按：《五行志》此处记载的时间欠准确，当在太元十年二月之后。） 国子学生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盖有育才之名，而无收贤之实 ，此不哲之罚先兆也。”当时东晋一些官员认为，国学没有办好，是因为一些身份低下的人 混进了国子生中间，所以要大力整顿学生队伍。《宋书》卷14《礼志一》又记载：因为国子 学“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大晋中兴，肇基江左，崇 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国学。……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 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 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侄，普应入学，制以 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詗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烈宗下诏褒纳，又不 施行。朝廷及草莱之人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
这里，殷茂要解决的是国子生成分不够纯洁的问题与学习态度的问题，而不是“太学” 与“国学”的名称问题。其实，国子学无所成就的原因，并非是国子生中“混杂兰艾，遂令 人情耻之”，而是史官所指出的“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12］ （P366）由于贵族子 弟仍然崇尚玄学虚浮之谈，不肯认真攻读儒家经典，因此才使“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 。”
东晋“国学”存在的时间可以以太元十年为界：太元十年以前只有“太学”，没有“国 学”；太元十年开始兴办“国学”，从此，东晋太学也同时有了两个名称、两个教学机构， 不过当时国学中的“贵胄子弟”多为冒牌货而已。
东晋的国学与西晋的国学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东晋国学与太学完全在一个办学地点， 而不像西晋国学与太学有两个相邻的校舍。唐朝人许嵩《建康实录》卷9《晋中下·烈宗孝 武皇帝》记载说：“（太元）十年春，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 。案《舆地志》：（晋国学）在江宁县东二里一百步，古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 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桨十弟子像；西又有皇太子堂，南有诸生中省，门外有祭酒 省、二博士省。……初，显宗咸康三年，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 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阳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江左无两学，及（ 孝）武帝 ( 按：《建康实录》原文作“武帝”，误。)置国学，并入于今处也。”［4 ］（P209）就是说，东晋成帝咸康三年兴建的太学，位于秦淮河南面； 而东晋孝武帝时期兴建的国 学，已经移到秦淮河西面，同时将原先的太学合并到后来的国学所在地，因此“江左无两学 ”。此后一直到南朝，太学与国学都在一处，没有两个校址。
南朝时期太学是时有时无，还是根本不存在？
不少教育史著作与工具书都认为，南朝时期存在两个学校——太学与国学，不过它们有 时单独存在，有时同时并列。例如新编《辞海》“国子学”条下说：“南北朝时，或设国子 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13］（P1756）《中国魏晋南北朝 教育史》说：“刘宋惟设 国子学而无太学”，“陈袭梁制，设太常卿，中央官学是太学与国子学并列。”。［3 ］（P61）看来，他们都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校。但是 ，吕思勉先生早就在他的《 读史札记·国子太学条》中说：“晋初置国子学。隶属于太学，……至南朝而其制一变，南 朝皆无太学。”［14］（P901）而阎步克先生《南朝“太学”考》 则认为“南朝没有一个与国学分立的、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太学。”［15］ （P389）
表面看来，南朝究竟有没有太学的问题，似乎学术界分歧很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点，都是将太学与国学视为两个独立的学校。实际上，南朝时期的最高学府与东晋后期一 样，“太学”与“国学”仍然是一个学校的两块招牌。有所不同的是，南朝时期的史料中， 大多用“国学”代替了“太学”，用“国子生”代替了“太学生”。
在南朝五史中，凡是提到恢复学校时，几乎都是说“复建国学”、“立国学”，凡是停 办学校时都说“罢国学”、“罢国子学”，而学校要招收的学生都是“胄子”——贵族子弟 。例如《宋书》卷3《武帝纪下》永初三年正月乙丑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今 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 学。”《宋书》卷60《范泰传》：“明年，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宋书》卷14《 礼志一》：“太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子学。”《宋书》卷5《文帝纪》：“（元嘉二十七 年）三月戊寅，罢国子学。”《南齐书》卷9《礼上》：“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 南齐书》卷3《武帝纪》：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梁书》卷2《武 帝纪中》：天监九年“三月己丑，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 未，诏曰：‘……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陈书》卷33《沈不害 传》：“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曰：‘臣闻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 民，必崇于教学’。”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到，宋、齐、梁、陈四朝帝王所关注的最高学府， 全部都是“国学”,没有一处提到“太学”。
在东晋南朝的史料中，凡是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学习的学生绝大多数都称为“国子生”。 柳诒征先生所著《南朝太学考》一文曾经搜罗了40条有关东晋南朝太学学生的传记史料，考 证出44位当时“为国子生”或“补国子生”的学生姓名；而有关“太学生”的史料却仅有一 条，而且这一条还不是某一太学生的传记资料，仅仅是在《南史》卷59《王僧孺传》中提到 一句说：“（王僧孺）仕齐为太学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 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除了这六位南齐时期 太学生之外，笔者还在《南史》卷21《王融传》中找到另一位南齐太学生会稽人魏准的名字 。另外《南史》卷34《周詁传》也说到南齐时“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此外，几乎 就见不到太学生的姓名和活动。
怎样解释这种史书中只关注国学，不关注太学；国子生很多，而太学生极少的现象呢？ 难道，除了南齐一朝之外，刘宋、萧梁和陈朝都没有太学生，也没有太学存在吗？不是。笔 者以为，这种现象只是说明，由于“国学”属于贵族子弟学校，“国子生”属于贵族子弟， 名声响亮一些，牌子要硬一些，所以一般场合下，“国学”的名称代替了“太学”，“国学 ”的招牌掩盖了“太学”的招牌，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常用名称；同时，几乎所有的学生也 都称为“国子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传记资料中，都将“太学生”写成“国子生”，这样 也就造成了大家都是“国子生”，而“太学生”几乎销声匿迹的现象。其实当时太学生还是 存在的，《南史》在叙事时不经意中反映出太学生仍然存在的事实。
关于六朝时期“国学”的地位超过“太学”的事实，史书虽无明文记载，但是我们可以 从六朝时期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太学博士的官品级别的变化中看出来。根据《宋书》与《 隋书》的《百官志》、《通典》的《职官门》以及《唐六典》的有关史料看来，曹魏时期太 学博士与国子祭酒（当时称为“祭酒博士”）同为第五品官，西晋以后一直到梁陈，国子祭 酒已上升为第三品，而太学博士却下降为第八品。在南齐时期，国子博士官品还是“准中书 郎”，即第五品；到梁陈时期，国子博士已经上升为第四品，而太学博士却是第八品，大大 低于国子博士。［16］（P288-295）可见，“国学”教官的地位要 高于“太学”的教官，“国学”的称号当然也比“太学”响亮。
从柳诒征先生考证出的44名国子生的身份来看，他们之中也不尽是五品、二千石或者员 外郎以上的官僚贵族的子弟，其中既有低级官员的子弟，也有平民子弟，这些“国子生”应 该就是“太学生”。例如梁朝的国子生傅岐，其祖、父均为县令；国子生丘仲孚、诸葛勖等 人，连祖、父姓名也不见于记载，大约均无官职，按照当时国子生的条件，他们的出身是不 合格的，其身份只能是“太学生”，可是史书里却明明写的是“国子生”，这说明当时“太 学生”可以称为“国子生”。
史书中有关南齐国子生江革、江观弟兄二人入学情况的记载，更能说明“国学”与“太 学”、“国子生”与“太学生”的关系。《梁书》卷36《江革传》说：“江革……十六丧母 ，以孝闻。服阕，与（江）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当时江革与江观弟兄两人到 太学去学习，结果没有成为“太学生”，却成了“国子生”。这并不是跑错了门，而是因为 当时太学的学生就是称为“国子生”，“太学”就是“国学”。另外，《梁书》卷40《许懋 传》“十四入太学，受《毛诗》”，《南史》卷72《纪少瑜传》“年十九，游太学”，都说 明当时“太学”是存在的。
同样，《梁书》卷48《儒林传序》在回顾国家教育事业盛衰的历史过程时，开始讲汉朝 学校用的是“太学”一词，后来讲到江左就仅仅提“国学”，而不提“太学”。其中说：“ 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太学生徒，动以万数。……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 ，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可见，江左的“国学”，就是 汉朝的“太学”，南朝的“国学”已经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通称。
但是，当时在朝廷正式的礼仪活动中，国家最高学府仍然按照历史的习惯称为“太学” ，而不是“国学”。例如《梁书》卷27《到洽传》：“（天监）九年，迁国子博士，奉敕撰 《太学碑》。”这里由国子博士撰写的学校碑文不是叫做“国学碑”，而是叫做“太学碑” ，恰恰说明“太学”与“国学”本是一回事，而“太学”才是这个教育机构的正式名称。
又如《陈书》卷5《宣帝纪》说：“（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皇太子释奠于太学。” 《陈书》卷6《后主纪》说：“至德三年十二月辛卯，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戌， 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陈书》卷34《徐伯阳传》说：“（天嘉）十一年春，皇太子 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嘉赏。”这里凡是皇 太子参与的学校重大活动，都称之为“太学”，可见“太学”乃是国家最高学府的最正式名 称。
吕思勉先生在《读史札记·国子太学条》中说：“国子学与太学，初本是二，后乃合而 为一”，他已经看出了南朝国学与太学合一的问题。但是他又说“南朝皆无太学”、“国学 存而太学废矣”，这就无法解释史书中偶尔出现的“太学”名称，于是在注文中说：“陈宣 帝太建三年、后主至德三年，皇太子皆释奠太学，然此等皆徒有其名而已。［14］（P900-901）但“徒有其名”四字仍然没有说清楚问题的实质。阎步克《南 朝“太学”考》认为当时 不存在一个“与国学分立的、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太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 而否认当时实际有“太学”与“太学生”名称的存在，如果只能将它们“视为国学及国子生 ”，那就显得十分勉强，而且也违背了历史事实。其实，只要不把“国子学”与“太学”看 成两个独立的学校实体，而是理解成一个学校的两个名称，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总而言之，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学”产生于西晋时期。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 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 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实际是指同一所学校，国学隶属于太 学，是太学内部的一个教学单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 高于太学，所以“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官学的习惯通称。所谓“江左无两学 ”是指没有两个并列的学校实体，而不是指只有“国学”之名，没有“太学”名称存在。但 是国家最高学府的正式名称，仍然是“太学”。正因为如此，所以《文献通考·学校考》将 国家最高学府总称为“太学”，而不是“国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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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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