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第一任校长何嗣煜（1843-1901），字梅生，武进奔牛人，家中世代耕读，何嗣煜十七岁就能为乡人作传，他二十岁以一介生员身份入伍淮军，在军中他深得两广总督张树声的信赖。光绪八年（1882年），张树声在何嗣焜的强烈建议下，果断出兵，一举控制了朝鲜皇宫内乱，同时堵住了日本出兵。张树声因此被朝廷赏加太子少保衔，何嗣煜也同时晋升知府。1888年，何嗣焜因治理黄河郑州决口治河工程，他又晋至三品盐运使衔，诰授通议大夫。何嗣焜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时，正值中国走向末路，何嗣焜渐感整个国家官场腐败，心灰意冷之余，决定舍弃锦绣仕途，遁隐乡野著书立说。
公元1896年，甲午战争惨败，当时商务、邮船部大臣盛宣怀是洋务运动中十分活跃和掌握实力的人物，此人在上海筹划兴办新式学校“南洋公学”，苦于没有合适人选。因为对何嗣煜的学识与人品早有耳闻，又是自己的同乡，于是邀请何嗣煜出山主持南洋公学。受洋务思想的影响，何嗣馄认为“开通知识，教育尤亟”、“国家积弱、救国之道在于实学”，他希望从教育上重塑国民，为国兴学储才，慨然接受南洋公学总理一职，决心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拓荒。
何嗣焜主持公学只有四年多，为南洋公学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譬如构建南洋公学的组织框架、制定办学章程，学校管理等，纵观他的整个办学历程，在本校早期的历史档案中，对其有些记载。
就职公学后，何嗣焜作为初始筹建者，克服重重困难，一切从零开始。1898年6月，他亲自在上海徐家汇选择校址，购置田地，筹划建造校舍，次年校园便初具规模。同时何在广元西路、华山路一带租赁通合公司丝厂厂房充当临时校舍，招收学生，精选中外教员，主持师范院的第一期开学工作。据档案记载：1897年3月公开物色教习，并招聘司事、门丁、斋夫、杂役、更夫等，本校有一份招聘合同是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签订的，内容是何嗣焜聘请福开森为南洋公学监院。筹建之时，事无巨细，何嗣煜都一一亲力亲为。
南洋公学初创时最大的瓶颈是师资问题，为解决师资首先设立师范院，由何嗣焜亲自监考，经过严格选拔考试，分四批陆续录取师范生40人，给予“白据”，准予试业两个月后，根据成绩分为“五层格”培养。1897年4月8日，何嗣焜亲自主持第一期师范班的开学工作，从此4月8日成为交通大学校庆日。首立师范院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校，奠定了我国近代师范的雏形。师范院一旦启动，公学其他教学机构的设置便纷纷跟进，在何嗣焜任总理期间，筹划兴建了外院、中院、译书院和东（日）文学堂，并计划设立上院，开创了逐级衔接、分级分班的教育模式，对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垂范的作用。聘用和培养了一批师范生为主的教师队伍。组织师范生自编自写的《蒙学课本》、《物算》、《笔算》等成为我国最早的小学教科书。
为了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转，必须要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他主持公学工作期间，先后制定了《南洋公学高等小学堂章程》、《南洋公学章程》、《学生奖励办法及名单》等办学规条。1897年10月，何校长亲自主持制定并亲笔书写《南洋公学章程》，章程对校长、教务长、中外教师、办事员等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对学生的礼节、教室、宿舍、餐厅等方面的管理一一予以规制。光绪皇帝在章程上朱批“览”字。此章程是迄今发现的中国高校最早的一份管理章程原件，这些拓荒性质的工作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建设上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何嗣焜清楚地认识到学习国外先进事物和科学的重要性，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日，何嗣焜呈文朝廷“选派六名学生留日”，他们是师范院学生雷奋、章宗祥和中院生胡初泰，杨荫杭、杨廷栋、富士英等6名学生，在他主持公学的4年多时间里，先后派出10余名学生到日本、美国深造，这是中国近代大学派遣留学生的创世之举，成为本校选送留学生出国之滥觞。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活动频繁，影响也比较深远。首先聘请外国教师和工作人员，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活动。1897年11月，何校长根据盛宣怀的旨意，聘请美国人福开森担任南洋公学监院，其薪金每月350两白银，远远高于何校长每月100两，在聘用时，双方签订合同，合同详细规定了双方各自权利和义务，该合同为近代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1898年、1907年本校先后聘请日本人稻村新六、美国人渣路士·波丁为教师和翻译。1901年，何嗣焜批准福开森回国省亲，并请他到欧美各国考察商务学堂情况，以及索要办学章程。
在他主持公学期间，主张引进西学西艺，但始终把“中学”放在首位，他特别强调学习中国的经史之学，认为这是贯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基础
南洋公学创建伊始，新式教育还在探索阶段，没有一个既定的教育模式。洋总教习福开森企图把中国的教育全盘西化，并纳入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计划中去，公学在福开森的主持下，大量引进了西学，高班级的所有课程（除中文外）均用外语授课，这种重西轻中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南洋公学的教学。在这种情形下，何嗣煜一方面主张引进西学西艺，另一方面又重视弘扬传统文化，纵观具体实践。首先何嗣焜在制定南洋公学办学方针中将“中学”放在突出的位置。规定“录取学生的首要条件是应该具有阅读和书写本国语的能力”，“只招收那些经过严格中文考试合格的学生”。《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附设章程中，更是明文规定了“公学教学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公学的“中学”课程要求很高，并在以后形成制度，成为南洋公学重文的特点。其次他修改增订公学章程。据档案记载，1899年3月何嗣煜重新签署公布了奖励办法，邃有《扣奖加饼中文佳者之谕》“视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而定，一项不及格者皆不奖”。从此，入学考试也以此三门课为主，改变了过去只奖励西学优秀者。最后在教学环节上他专门为师范生开设了历史、诗歌和作文等课程，并要求学生每周写作文。规定每班要有两名中文教习专门负责学生的学习及日常生活，为使这些主张能切实贯彻，他特别聘请博览经史，治学有方的教育界名流张焕纶为华课总教习，专门承担师范院的中文基础课教育并管理公学的教学。何嗣煜亲笔书写的《南洋公学章程》还特别明确指出：“每周中西课的教学时间比例为各得三日”“上华课时禁阻学生翻阅西文书籍”。
何嗣焜教育思想的形成是时代的结晶，中西之学立足于洋为中用，传统文化是基础，其具体内容虽然有欠妥之处，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和不丧失根底的思想，显然是值得肯定的。不难看出，南洋公学创办伊始，便是一所综合性，多学院、多门类，多学科的大学，在清末风气初开的情况下，足见何嗣焜先生的魄力与卓识。
何嗣焜办学，事必躬亲，焚膏继晷，宵衣旰食，入不敷出，积劳成疾。就在他一心一意想将南洋公学办成国内一流高等学府的过程中，因劳累过度，于1901年3月1日，突发中风，猝死于工作台上。何嗣焜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不仅只在南洋公学，常州龙城书院、延陵书院的复办，上海的澄衷学堂、上海女子学堂等都是在何嗣焜的支持与参与下筹划兴建的。
何嗣焜主持公学只有四年有余，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远远超出了时间和空间。经过他几年的精心经营，南洋公学初具规模。他去世的第二年，1902年2月13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折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理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在南洋公学创建初期，何嗣焜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办学经验，是指导后期办学的信念和准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他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不应忽视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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