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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韬的变法思想

时间：2022-03-19 13:29:40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王韬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思想家,王韬的变法思想自然烙下了儒学的印记｡王韬变法思想的原则是“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这一原则既有中国特色,又充满西方政治色彩,体现出变法者思想上的矛盾,一种解不开的心结｡

关键词:王韬; 变法; 思想矛盾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中叶以来，梦魇始终纠缠着中国:列强入侵,民族抗争,流血牺牲,不平等条约,等等｡在屈辱与愤怒中,东方巨人被惊醒｡也就是从此时起,中国开始加快走向世界的脚步,中国人的“天下观”不再狭隘｡在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群里,走在前面的人凤毛麟角,他们远见卓识,具有探索的精神和勇气,王韬即是其中的一员｡在中国近代史上,王韬有许多第一:第一部官话《圣经》的翻译者;第一家华文日报《循环日报》的创办人;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第一个登上西方世界最高学府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甚至是第一个在报纸上登连载小说的人｡王韬(1828-1897)的名､字､号极多｡他初名利宾,后改名瀚,字濑今｡后因上书太平天国,遭清政府追捕,改名韬,字仲韬,另字子潜(紫诠),晚号天南遁叟等等,苏州长洲县人｡他天资聪颖,幼年读书很多,17岁时考取秀才,入县学,次年乡试未中｡1848年春,到上海,慕名结识了基督教英国伦敦会墨海书馆的麦都思｡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术:“车轴旋转如飞,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①引起了惊奇｡次年他父亲去世,接受麦都思邀请,到墨海书馆作文字修润工作,一直到1861年墨海结束为止｡(这段时间一直被认为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时期｡胡适指此而称他为近代译书事业“一个重要的先锋”｡其实是种误解｡因为他在墨海13年,主要活动是润饰宗教小册子｡对基督教,不论新教､旧教,他都持否定态度｡他并不满意在墨海的地位｡在一些信中经常流露出:“饮食嗜欲固不相通,动作语言尤所当慎｡每日辨色以兴,竟晷而散｡几于劳同负贩,贱等赁舂……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②) 王韬的经历变化是1861年冬回到被太平军占领的家乡后引起的｡清军缴获了具名黄畹的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的文字,认为是王韬所写而被追捕｡他被迫逃到上海,又依靠英国领事逃亡到香港｡此后,他才亲眼目睹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广泛接触“西学”｡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在“种族中心主义”观崩溃这一历史性变化中的一个投影,王韬的变法思想是建立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强烈忧患意识基础之上的｡“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人们,他们对另一种异质文化中的制度进行认知时,一开始决不可能对这个制度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有机体作整体的把握,并在这一基础上来理解有机体内的一种制度,人们只可能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带着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和对自身困扰的关注,来对另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中的制度发生兴趣并作出反应｡人们力求通过认识另一种文化来为自己文化中的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③ 王韬也不例外｡

一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思想家,王韬的变法思想自然烙下了儒学的印记｡他在《弢园文录外编•原道》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盖以伦圣而非以圣圣也｡于以可见,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④｡在这里,王韬把伦常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显然是受了心学的影响｡此外,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最大限度地获得支持与理解,王韬又从传统的心学资料出发,以“天心”来附会变法维新以求富强的要求,阐述了自己的变法观｡他说“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惟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⑤在这些言论中,王韬一再说明促成中华寻求变革自强的是“天心”｡而“天心”与“人事”又是统一的,“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因此,只有能以“人事”变“天心”的智者才能担当进行变革的任务｡这样,王韬就把天､人具体地统一起来了,实为对孟子的天道观——“天人合一”的发挥｡

在阐明变法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时,王韬又用“大同”之道来解释中国当时所处之世｡他说“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面三刀半球足迹几乎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这机将兆于此｡”⑥ 在此,火轮舟车的使用,交通状况的改善都被王韬当作了世界合一,进至大同的预兆｡紧接着,王韬又进一步把大同趋势说成是人心所向,天理所示,就连西方列强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欺凌我国人民,也被他视为是合乎“大同天道”的｡“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⑦ 但王韬的这一思想并不是懦弱退让和卖国投降,相反,他是想以此来激励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以赶上西方列强｡为此,对中国在世界变局中应起的作用做了论述,他指出“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极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士字也｡”⑧ 实为利用古代中国早就流行的“否极则泰”的观念,说明中国应是大同世界的统一者而不是被统一者,以期能唤起对变法的响应与支持｡

然而,王韬毕竟是近代一位比较广泛深入地接触过西学的思想家｡在对西方､西学不断深入了解的过程中,他逐渐对中国的危急局势有了清醒认识,其变法思想也随之深化｡王韬对西学的接触,由来较早,还在19世纪50年代王韬担任墨海书馆编辑时,他就开始了对西学的学习｡但此时王韬的认识还局限于“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⑨的范畴内｡到了60年代初,王韬因与太平军暗中联络的事暴露,只得避居香港｡其间,他又到英法游历达两年之久,对西方文化深入的了解以及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盲目自大､自我陶醉的不满,促使王韬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较为激烈的言辞敲响了中华危机的警钟,发出了变法维新的呼声｡王韬在对“华”和“夷”的实力进行了全面对比之后,指出中外关系正从中国唯我独尊的主导局面走向了华夷相搏的竞争局面,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过的最大变局｡“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世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大变局中的中国,如继续执迷不悟,不思振作,那势必会落得亡国灭种的命运｡”⑩ 因此,他忧虑地说:“四大洲中,以欧洲为至雄,器用之强也,财富之富也,物产之饶也,工作之巧也,心思智虑之精也,谋划经营之远也,近且日盛一日,薄海内外,莫与抗衡｡” “今就地球大势观之,而知东南之不及西北也,西北之人久至东南,而东南之人不能一至西北,试观盈地球中,皆欧洲人也｡地球中灵秀沃腴之壤,不过数处,而以中国为巨擘,地球之人,无不欣羡焉｡独惜中国迩来安于自域也,因循苟且,粉饰夸张,蒙蔽拘虚,刚愎傲狠,与欧洲之形势茫乎且未之知也｡然则,亚洲之局,不甚可危哉!”(11) 这是一份难得的清醒与卓识｡当然,王韬对中国生存危机的揭示,并不是消极无助的呐喊,而是他倡言变法的思想根源｡王韬反复强调处于变局中的中国,其祸福强弱的转变,完全取决于自己是否改革｡“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延缓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12) 可见,正是随着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入,使王韬对中国的局势有了清醒理性的认识,并促使他由此萌生了变法图强的主张｡

二

王韬的变法思想是有原则的,即“变其所当变者,非变其不可变者”｡他深刻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指出,当权的人不能掌握好权力,开发资源,发展经济｡社会上的各种积弊甚多,影响社会的进步｡王韬变法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政治改良思想,他偏重于从政治层面去推动变法,从内因去解除危机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洋务派们所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的新高度｡王韬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惨痛事实中逐渐认识到,自强求富不应仅是单纯的辟财源和船坚炮利,更应在于政治上的“治本”——“得民心”｡因此他说:“今沿海各直省皆没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肆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 (13)由此可见,王韬已经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技艺是不能给中国带来富强的,只有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变革,挽回民心,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因此,王韬提出了两大变法纲领:“治中” 与“驭外”｡“治中”就是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驭外”就是以治中为基础,在国富兵强之后,应开展“驭外”活动,以争取国家独立地位｡

如何进行变法?王韬认为首先就是要“除弊”,也就是消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代之以符合现实需要的制度｡王韬“除弊”的主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重民就是以民为重,具体措施如: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商学“各操其业”｡民有所难,政府救恤;民有所求,政府当努力为之｡在当前应允许人民发展工商业,自立公司,让民众得利｡重言路就是加强官民联系,政府应倾听百姓要求,让人民讲话,求民之隐,达民之情,使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以民意为转移决定政府的方针政策｡王韬认为在省会设立报馆就可以通上下之情,可以通中外之情,使上情下达,民隐上达,扬善贬恶,感化人心,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王韬虽未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让人民言政议政的机构,但他在相关文章中多次大量介绍西方议院制､共和制,说明他对议会是十分欣赏的｡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王韬尖锐批评捐纳,认为其危害大则祸国殃民,小则空糜廪禄,指出“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必须认真清理仕途,对大小官吏严加甄别,尽行裁撤旧官僚而举用新人｡王韬又指出中国律例繁多,刑狱琐碎,官吏由此舞文弄弊,黑幕重重｡他赞美中国古代法律“尚简”和当今英美法等国的法律制度,主张以法律简明实现政治清明,建议一律废除旧的律例,裁撤旧的官吏,然后“就西洋律例之精意”,对中国法律全部重新厘订,一律用明习新律之人充任官员｡

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取士和科举教育制度｡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是王韬几十年来一贯反对的弊政｡在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取代之法,即取士时实行“科甲”和“保举”并行｡“科甲”考试内容区分为经学､吏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论､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方极谏10科,士子可据所长自由选习一门,考取后给以一定官职试用｡“保举”则概由乡选里举,将孝悌贤良､孝廉方正､德著行修､茂才异等之人选举出来,由国家破格擢用｡为使这一取士制度能够实现,王韬又提出改革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精选各科专门名家为导师,让士子掌握各科知识｡王韬认为,通过这种学校的专门学习,学生有真才实学,即使考不取而不能成为朝廷的官员,也有一技之长可谋生和服务社会｡王韬的文教改革主张,实质上是要培养有实学和技能的科技人才,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革新服务｡

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王韬认为,欲得精兵,先求良将,故应改革武科武学,让士子学习西法练兵,考试通过后担任军官,平时训练精兵,战时就能战胜敌人｡另外,要废弃落后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西洋式装备,“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为此王韬编写了《火器辂说》,介绍西方最新的枪炮制造,又撰写了《操肋要览》,将西方当时新式炮船的各种样式､图形和制造方法一一作了介绍,使中国对西洋式装备能由“仿制”到“精制”到“驾乎其上”,超过西洋,从而使中国海军不仅能巩固边防,还可保护本国商业的远洋运输､拓展市场,与外商竞争｡

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王韬对欧洲的政治､历史有较深的了解,并在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故对外交及国际公法的认识,远比中国一般士大夫要高明得多｡他对清朝廷在外交上以为依仗与外国签有成约就可相安无事的态度极为不满｡他认为能否守约取决于签约双方力量之均衡,一旦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则条约即无效｡所以,只有国家强盛,才能使对方信守成约,才能废除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才有真正的独立外交｡他认为当今中国十分贫弱,真正的独立外交还不存在,更必须通过改革外交工作来加以弥补｡

简派公使,即精选公使及其随员,集中各式人才,组成一个办事效率高的使团｡王韬特别强调公使要选用得当,因为其职重分尊,代表国家｡他认为真正的公使必须“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度势审时,察机观变”,深知各国交际之道,对驻在国的政情民俗了如指掌,与驻在国能清除轸见,相待以诚,讲信修睦,结盟交好｡

多设领事,以保卫海外华侨所应该享有的权利,配合驻在国使馆的外交工作｡

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的指授机宜､总揽外务的机构作及时的刷新与调整,增添一批有外交才能的人参与｡

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看到西方各国工商致富､日臻繁荣富强的景象后,对传统经济领域中“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商为国本”的新经济思想｡王韬认为,经济改革的重心应放在工商业上,即放在商品的制造和流通方面｡其具体改革措施是:

广开矿源,首先开采煤矿及五金诸矿｡

大力兴办纺织工业以与西方输华的纺织品竞争｡

建立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业,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设立保险公司,鼓励人们投资于工商业尤其是商业运输的积极性,夺回外国在华保险公司的高额利润｡

采用“公司”这一经济实体来经营和管理这些工矿事宜｡他认为旧式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采用“公司”这种形式,能把分散于各地之财聚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参与同西方的竞争｡

政府要设一个总的工商业管理机构——商务局专司其事,起到协调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

王韬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弊端的抨击,实际上反映了他渴望中国政治制度“立新”的愿望｡他虽未直接指明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但其言论中却无不充满了对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热情向往｡王韬曾对比了民主制度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指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堂帘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恒,不得而知也;虽衷号呼吁,不得而闻也……(官府)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既饱,飞而扬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13) 相反,王韬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则表示了极大的赞许｡他在研究了法国国会后欣然写道:“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友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偶或强行于一日,亦必反正于后日｡……盖下下两院议员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14) 通过对比,王韬肯定了民主制优越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在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中,王韬尤其推崇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制)的政制｡他在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后指出:“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15)｡君为主则须是尧舜一般的君主才能搞得好,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隐亦得以下逮,都俞吁?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6) 可见王韬认为君民共治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到了80年代,王韬更是大力地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他曾在《与方铭山观察》一信中,借1880中俄交涉日趋紧张,中俄大战迫在眉睫的危机,强烈呼吁立即变革中国的政治,推行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西国之法”,反映出他对君主立宪制的强烈向往｡王韬呼吁实行君主立宪,虽没有明确的实施方案与措施,而且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还缺乏深入分析,其主张带有一定的幼稚性,但他毕竟在君主专制的高压下提出了议院政治的问题,这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历史意义｡

三

作为一个近代早期思想家,王韬的变法思想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充满西方政治色彩的独特思想体系｡他本人即认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则和这道矣｡” “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17)这充分表明了王韬的清醒和远见卓识｡首先,他能从强烈的爱国意识出发,敲响了中华危机的警钟,惊醒了处于自我陶醉迷梦中的封建统治阶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从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出发,严守着夷夏之防,沉缅于盲目自大的心态之中｡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中｡列强的入侵,使得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之士对“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先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起了洋务运动,进行“自强､求富”的活动｡然而,这些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对中国面临危局的认识却是非常有限的,他们仅仅认为中国只在火器､技艺上不如夷,而对造成中国落后的深层原因——宗法专制政体及其纲常,则仍奉为神圣,未加触动｡他们认识上的这种局限性,严重束缚了“师夷”的内涵,预示了“师夷”活动的失败｡而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王韬,却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失败以及洋务运动的困境中,逐渐意识到要学西方,首先就要彻底割除中国统治阶级的自尊自大和自我陶醉｡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王韬便以激烈的语言,从更加广泛的视角,以更为有效的报纸手段,大声疾呼中国的危亡局势,震撼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麻痹神经｡不仅如此,王韬还从强烈的危机感出发,把变法的矛头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同其它维新思想家一起,提倡在中国实行君民共治的议会民主,从而把变法的内容深入到了政治层面｡他希望从内因去解决民族危机的思想,在实行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国,是个了不起的壮举,这不仅大大突破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还为以后的戊戌维新运动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然而,当我们深入分析王韬变法思想的实质时,我们又会发现,在王韬的思想中,一直充满着渴望突破“器末观”的束缚和最终仍回到“道本”论上的矛盾斗争｡一方面,自60年代以来,王韬便对洋务运动的舍本逐末进行了批判,指出洋务运动是“尚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因此他提出:“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18)可见王韬已意识到徒变器物并不能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富强境地｡王韬在批评洋务运动弊端的同时,又对传统的“道本器末”观进行了一定反思｡他在欧洲游历时,就曾对比了儒学与基督教,指出:“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源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于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前圣不去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19)在这里,王韬扩大了“道”的内涵,不再认为“道”是中国所独有的,使“道”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此时的王韬已隐约意识到在纷争不断的国际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已不是“道”,而是“力”｡他反复表明了“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呜呼!处今之世,而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20)这一观点,对传统的“重义轻利”观提出了挑战｡正因为王韬意识到了“力”的决定意义,所以他大力主张发展中国的“力”,也就是呼吁中国进行富国强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以应付西方的挑战｡然而,使王韬感到困惑的是,以“力”强大的中国必然会是一个和西方一样的“毫无道德”的国家｡显然,这不是他要求变法的最终目标｡因此,王韬在抨击洋务运动的“仅变器物”和大力主张变革的同时,又固守着封建伦理不能变｡他说:“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于以可见,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21)由此可以看出,王韬变革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一样强大的国家,但强大后的中国却仍然是一个讲求“道”的国家,这个“道”,实质就是封建纲常名教｡将虚壳化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还原为人道,并且认为,这个人道,天下是一样的,并无二样｡这样,希冀突破“器物论”束缚的王韬,又不知不觉地回到了“道本”的老路上｡

王韬的变法思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矛盾冲突,不仅因为王韬既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对西学有深入了解的思想家,同时还和中国当时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相关联｡那个痛苦的时代,在每一位有良知的思想家心灵上烙下痛苦的疤痕,使他们深厚的爱国情感和冷静的科学理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王韬思想中的自相矛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然而,特殊的人生经历使王韬又有别于其他学人和士大夫｡时代不同了,今天人们所经历的和思考的,已与王韬及其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为什么走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并非随着王韬时代的远去而远去;一百年前被人欺侮的伤痛并非随着我国的日益强大而消逝,相反,在探索与前进的路上,王韬的经历和思考,仍值得今天致力于改革事业的中国人研究和深思｡(22)

①王韬:《漫游随录•伦敦小憩》,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一,第98页｡

②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

③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

④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道》,中华书局1959后版,第1页｡

⑤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⑥⑦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道》,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⑧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六合将混为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页｡

⑨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

⑩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亚洲半属欧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7页｡

(1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亚洲半属欧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7页｡

(1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答强弱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页｡

(1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