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滑的生命线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有本小说叫《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表现的是对生命的诠释与对生命的珍惜。
对于生命，我们中国人自有其特别的哲学，生死轮回，前生来世的观念，已经在意识上超越了现世的肉身，植入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传统，因而剥夺了我们对于个体生命的敬畏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被轻易地埋入了历史的黑洞，尘埃一样化为无形。
但是，有些死亡是不能忘记的。
1998年国际老人年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21世纪是健康世纪、长寿世纪，人人都应该享受100岁。”
100岁，多么遥远而巨大的数字。
其实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已不是传染性疾病，而是由于不良生活方式引起的非传染性慢性病。
最近国家体改委一项调查显示，全国人的平均寿命是68岁，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是58岁。北京市民的平均寿命是78．5岁，而中关村科技园中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3．34岁!比10年前的同类调查低了五六岁!
在上海，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年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早逝3．26岁，其中15．6％的科技人员逝于35-45岁。
因此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有委员大声疾呼：“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精神包袱沉，这‘三座大山’让许多知识分子‘不堪重负’，不少人英年早逝，令人痛心。”
知识分子不断自我加压，知识分子的健康意识淡薄，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原因。在中国的高校，做学问、写论文，就像一场冲刺，必须在40岁前评上教授，必须在一年内发表多少篇“EI”，必须在一年内写多少本专著，这一切，最后都促使知识分子进行永无尽头的工作，毫无节制的写作和丧失理智的思索。
若说日本人是“经济动物”，那么，那些过劳而死或者正在过劳的知识分子，他们则是“论文动物”、“科研动物”。他们被科研论文异化着，被违背科学规律的学术制度异化着。面对体制的大环境，一些知识分子就像一只小鸡，生不出蛋，免不了“杀鸡取卵”的命运。然而，更令人悲哀的是，“杀鸡取卵”式的学术制度，也使现在的论文、科研质量每况愈下。他们死了，并没有“重于泰山”。
一个人活活累死
1863年，一位英国服装女工在连续工作26个多小时后因病死亡，伦敦的所有日报都报道了这一骇人的事实，大家的标题出奇地一致：《一个人活活累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关注一个女工的“累死”与关注精英的“过劳死”同样富有意义。
提到“过劳死”，就不能不提到日本。“过劳死”一词不但源于日本，而且也是日本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战后日本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然而，日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人有“经济动物”之称，这个词的隐喻远远深刻于它的表面意义。如果说在日本，过劳死是国际竞争、企业生存竞争转嫁给劳动者的结果，是资本在人身上的具体异化。那么，谁又是当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过劳死”的罪魁祸首呢?
国际定义“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将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救治不及时而危及生命。
医学定义为：1小时内不明原因的突然死亡都属于猝死。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睡眠中发生，尤其是凌晨2-4时，其中80％的人都是由于心脏问题引起的。“过劳死”和“猝死”发生病因和时间上有所不同。“猝死”发生从出现不适到死亡的时间非常短，而“过劳死”可能因心血管疾病或是脑溢血引起，它不是短时间突发，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或几小时甚至几天。“过劳死”和“猝死”多发于青壮年，但发病都有提前预知症状，遗憾的是被众多的发病者所忽视。
“过劳死”和“猝死”一般在发病前都会有短暂的胸前区剧烈疼痛的心绞痛的典型症状，或是觉得咽部哽噎不适，吞东西费力；还有人会伴有出汗，出现3-5分钟的胸闷，最常见的预兆是浑身无力，胸闷。
而这些症状常被年轻人所忽视，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自己不知道，因而就根本意识不到潜在的危险。更多的年轻人则认为休息一下便没事了，殊不知这些疾病先兆被疏忽，则会付出生命的惨重代价。
我们来看几个个案吧。
在著名的清华大学，2005年1月下旬，短短4天时间有两位年轻教师相继去世。
1月22日晚，36岁的焦连伟突然发病，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这位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博士毕业后留校已近6年。医生诊断的死因结果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
但此前焦连伟从未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症。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被忽略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4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
医生的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错过了痛症的最佳治疗时机，还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我们送别了他，他是那么的安详、平静。人世所有的烦扰，从此与他绝缘了。”焦连伟一位同学在悼文中写道。直到焦连伟死，前来吊唁的同学和朋友才发现，这位已博士毕业6年的清华教师，居住之所竟是如此简陋。焦家位于清华大学西南校区某老式公寓内。40多平方米的房子呈长方形，自外门入内，可见三道开敞式门框将房间分成厕所、客厅、厨房、卧室四部分。其中客厅还加有一张弹簧床，供偶尔来住的母亲使用。
36年前，焦连伟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村家庭。其年迈的母亲至今仍居住在农村。1987年9月，焦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先后取得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5月留校在电机系任教至今。任教以来，他收入由工资、津贴、奖金三部分组成。前两项相当有限，奖金主要来自于科研经费。按清华的内部规定，科研经费的10％用于教师发奖。在过去近6年时间里，他共参与了12个项目的研究，由于在时间上分布并不固定，所以收入也不稳定。
尽管经济不算宽裕，但焦连伟在博士毕业之初心境相对达观。学生对他的印象是：“话不多，但做事比较有条理，专业知识也相当丰富”。而其高挑的个头及相对强壮的体态，一直给人以健康的形象。
在电机系，焦连伟的专业水平及为人处事均被周围人评价为“不错”。在过去的6年里，他结合电气工程学科的前沿课题，围绕现代电能系统分析及其应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著作一部，所参加的科研项目中，“电力系统负荷综合测辨建模法”还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至2002年间，焦连伟两度被公派至香港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03年3月，他作为公派博士后赴加拿大McGill大学电机工程系从事科研工作。
但这种达观自2004年7月他刚从加拿大回来起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加拿大的科研环境舒畅，生活节奏也很宽松，“过得很爽”。但回来不到半年时间，人立即瘦了下来，而且再也胖不起来了。
更大的变化来自于心理，王玮最深的感觉是，自回国后他总是“心事重重”，他死后的第二天，在水木清华机电系BBS上，一位自称是焦连伟“师弟”的人士留言：“焦老师从留校到现在就没有过过轻松的日子。尤其是最后两个月，焦老师已经濒临精神崩溃了。最后两个月，焦曾先后向自己的导师陈寿孙教授提出过两个想法——离开清华与转做行政工作。”
主要原因还是和他的同学比较起来，没评上副教授，压力大。
与焦连伟的情况相似，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也是在正当壮年时不幸病逝。
今年46岁的高文焕，被视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重量级学者。2004年2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高文焕作为清华大学6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及表彰。
资料显示，由高担任第二完成人的“加速器辐射源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系列的研制及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4年春节，高文焕上岳母家拜年。细心的岳母察觉他身体异常，便当面问起。他称可能患上糖尿病。但这并未引起家人包括他自己的重视。
同年4月，高文焕被确诊为肺腺癌，而且已是晚期。在医院治疗9个月后，高文焕去世。有位电机系不愿具名的教师表示，虽然学校会定期对教师进行体检，但从两方面反映出的情况显示这种体检形同虚设：—-是受体检条件限制，一些疑难病症不可能查出来；二是多数教师为科研项目、会务、公派外访等所累，实际上错过了体检机会。
“他总是太忙了。”妻子陆静华说，高文焕经常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睡觉。
高所在工程物理系，实施产、学、研一体化，故他身兼本系教授、“粒子技术和辐射成像国家专业实验室”副主任、同方威视股份公司总工程师等多个职务。
而熟悉高文焕的人如此描述其状态：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他所在研究所为照顾科研人员身体，规定晚12点前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高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高文焕在临终前对一位同事说：“如果再活5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继续完成项目。”但这一愿望并未能完成。
还有，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何勇，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2005年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何勇带队的浙大数学系分支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目前已位列全国前列；他指导的本科学生两获亚洲高校仅有的国际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谈之奕28岁就被评上副教授。何勇是安徽安庆人， 1985年，年仅16岁的他考入浙大，1989年被保送研究生并提前半年毕业。攻读在职博士时再度提前一年半毕业。留校任教后，他先后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教授，任浙大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为浙大数学系最年轻的博导。
在他离去不久，浙大数学系为他建立的悼念网页上，国内外同行留言痛心表示，何勇教授的英年早逝是“我国运筹学界的重大损失”。
何勇总是风风火火，精力充沛，一学年内他的工作考评是数学系平均考评得分的3倍。5月31日，一向身体无恙的何勇突然发烧不止，“但他一直认为没事”。6月9日以后，他还带领学生参加高考阅卷，此时他已发烧至38°C。“但他很能忍，总说工作忙因此不去医院看病。”何妻说，“还是我给他去医院配的药”。后来何勇实在是挺不住了，去医院一检查却已患上不治之症，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弥留之际的何勇躺在病床上曾迷迷糊糊地说：“卸下我背上的书包”，“书包里有本书拿给我看”。他的同事张国川在纪念何勇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已经没有力量自己放下那沉重的书包，但他仍然渴望着里面的书籍。
最了解丈夫的妻子说何勇是看上去精力充沛，“他经常一回家就喊累，然后总要躺在床上休息一会”。过度的劳累让他很烦躁，几乎没有什么心情陪7岁的儿子玩耍。而晚饭后陪自己散步也成了妻子时时盼望却实现不了的心愿。
何勇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姚恩瑜表示，“作为带头人，他压力自然更大，这也是一种事业心、责任心的表现”。何勇是浙大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是运筹学科的带头人，他跟同事们拧成一根绳决心要把运筹学做成不仅仅是全国有名甚至是国际上有名的学科。除了所里的工作，他身上还有很多任务，诸如科研、教学、学术交流。他带了15个硕、博研究生，是全系带学生最多的导师之一。
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类似焦连伟、高文焕、何勇这样英年早逝的事件绝非个例。
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以后他与世长辞。
据《南方周末》报道，击倒这位32岁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难以言表的焦虑。
2005年1月26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称，“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早逝后，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
还有艺术家陈逸飞、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有全、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钟家栋、北京著名数学家张广厚、音乐家施光南、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还有刚刚去世的号称“当代毕升”的王选……
“过劳死”是一个具有医学和社会学双重涵义的词语，意味着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心理压力过大，长期处于筋疲力尽的“亚健康状态”，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而导致死亡。诱发“过劳死”的主要因素包括超负荷的劳动强度、脆弱的保障、不良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等。由此看来，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低端从业者应该更容易成为“过劳死”的高危群体。然而，专家开列出来的职业中不见矿工、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等低端职业，而尽是高校教师、公务员或新闻、盯、文化演艺等处于社会分层中高端的职业——如此一来，“过劳死”似乎成了精英们的专利。诚然，精英们的猝然离世令人们心痛，但面临“过劳死”威胁的并非只有他们。那些艰难求生的普通劳动者同样笼罩在“过劳死”的阴影中——去年川月，一位叫何春梅的广州女工，在装配车间连续加班4天后猝死，为了完成公司的订单，在生命中最后的3天里，她总共没有睡足6个小时。
或许，真正折磨生命的并非物质境遇，而是精神境遇。是一个时代的和社会的软环境：体制、人际、价值模式、群体文化、游戏规则、权利保障、社会评判系统、法律付诸程度等等。
单位、户籍、档案、人事、组识、上司、纪律、习俗、规矩、公共价值、集体规范、社会舆论、他人的目光……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动的——被领导、被囚禁、被吩咐的格局中。像螺丝一样，不知不觉，我们既被规定好了坐标的路线，生命难以移动、难以自主……
来不及准备，来不及判断的选择，生命从方式到内容，一切匆匆被决定了……
人类要思考
米兰·昆德拉借用希伯莱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宁愿这样想、上帝赋予了人类绝对的自由，来惩罚人类。于是人类可以自由地思考，但越思考距离真理就越远，越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大。对于人类的南辕北辙，上帝不能不笑。
是我们养活了工作，还是工作养活了我们?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生活的一个悖论。
就像有个故事，有个富翁看见一个流浪汉躺在树下晒着太阳，就教训他，你该去工作啊，流浪汉说，工作了干什么?富翁说，工作了就可以舒服地躺在这儿晒太阳了。流浪汉说，我已经躺在这儿晒太阳了，还去工作干什么。
50年前的人说：工作着是美丽的；20年前的人说：工作着是充实的；10年前的人说：工作着是盲目的；现在的人说：工作着是厌倦的!
我们越来越不想养活工作了。
工作不光意味着赚钱活命，也是人生的一种表达方式。
工作或许比婚姻更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感——男人尤甚。它提供给你一个确切的社会地位、一种安定的身份、一种被需要的矜贵感以及每天清楚明白可以奔去的一所去处。
但是，我们应该关爱生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能保留对生命的敬畏与渴望吗?我们能从工作中享受投入的快感吗?我们理想中的“生命角色”值得吗?我们器重自己每天的工作吗?
改变自己，从每一天开始。改变自己，从心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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