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主要的制约因素。社会公平的含义是政府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提供机会公平，并基于一定的价值观，通过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制度达成某种程度的平等进而追求结果的社会公平[1]，而追求社会公平更是社会保障的天然属性。
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公平性问题也备受关注。基本医疗保险通过将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满足其医疗卫生需求，从而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公平分配。因此，基本医疗保险是提高医疗卫生领域公平性的重要手段。1998年，我国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覆盖农村户籍人口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建立。2007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已基本形成。2009年，我国提出“全民医保”方案，即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网。由此，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开始从制度全覆盖走向人员全覆盖。2016年，职工医保及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达到7.48亿人，新农合参保人数约为2.75亿人①。截至2017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超过13.5亿，参保率连续几年保持在95%以上。至此，“全民医保”即基本医疗保险机会公平已基本实现。
然而，机会公平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公平。在医疗卫生领域，结果公平是指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公平性，即参保群体从医疗保险中受益的多少是由自身医疗服务需要所决定的，而不受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2]。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受益公平性问题，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部分学者研究认为不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间存在受益不公现象。如姚奕利用2010年CFPS基线调查数据，分析了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及新农合参保群体的住院服务及费用补偿情况，结果发现新农合参保群体的住院费用补偿水平低于职工医保及居民医保参保群体[3]。另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相同医疗保险制度中不同群体的受益公平性，所得结论不尽相同。如田庆丰等认为，新农合制度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参保农民存在受益不公平现象，贫困农民从中受益更少[4]。而卢洪友等运用边际受益归宿分析，测度了20个省不同地市（州）的新农合边际受益率，结果表明新农合受益越来越倾向于贫困地区，受益公平性不断提高[5]。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机会公平是否意味着结果公平？不同医疗保险制度之间是否存在受益不公？同一医疗保险制度中，相同医疗服务需求的患者群体受益是否相同？而不同医疗服务需求的患者群体受益是否不同，即医疗服务需求较高的患者群体能否获得更多补偿并享有更多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关于医疗卫生公平性问题，西方理论学派经历了由强调机会公平到结果公平的过程。自由主义认为，公平是指机会平等，在自由市场竞争中，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的参与机会[6]，保证个人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被视作最重要的原则，他们强调的是保证权利的公平，而非分配结果的公平[7]。诺奇克认为医疗保健分配应该由市场决定，并反对国家再分配政策。自由主义保证的是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实质权利。例如，每个人都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权利，但高收入者才能充分利用医疗服务，从而享有实质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理论的机会公平是消极的机会公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义理论认为，疾病残疾不应由个人负责，而应由社会予以纠正，从而保证机会公平[8]，罗尔斯所主张的公平是积极的机会公平。罗尔斯提出了公平正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机会平等原则，公正的社会应该保证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二是差别原则，如果不得不存在差别，那么这些差别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社会成员。罗尔斯所强调的机会公平不仅包括教育、工作，还包括健康即每个人平等享有健康的权利。丹尼尔斯将罗尔斯的机会公平理论延伸到医疗卫生领域，提出了医疗保健公正理论，他认为实现机会公平的前提是拥有正常物种功能，而医疗保健正是保证人们实现正常物种功能的手段。因此，政府应通过建立医疗保健制度保证医疗资源在一定限度内公平分配。从自由主义的消极机会公平到罗尔斯的积极机会公平再到丹尼尔斯的医疗保健资源分配公平，医疗卫生公平性问题的焦点逐步從机会公平转向结果公平。
全民医保使人们享有参保的机会公平，但是不同制度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结果不公即受益不公的事实。目前，多数学者分析了相同医疗保险制度内不同群体的受益公平性，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医疗保险制度的受益状况存在哈特反比保健定律，即高收入者受益高于低收入者，存在穷人补贴富人的现象。刘文莉等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新农合住院补偿的公平性，结果发现高收入参保者所获补偿更多[9]。马千慧等对北京市三个区县的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进行研究，认为新农合大病保险未能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医保补偿基金向高收入阶层倾斜[10]。汪宏等利用贵州省开阳县冯三镇的家庭入户调查资料，发现高收入参保者所获净收益更大[11]。第二，医疗保险制度提高了受益公平性，贫困居民从中受益更多。谭晓婷等运用heckman两步法对新农合不同补偿模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农合对患病、贫困群体农民补偿更多[12]。王翌秋利用四部模型对江苏省无锡市760户农村家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状况较差的贫困群体所获费用补偿更多[13]。第三，不同经济水平人群之间医保受益较为公平。高建民等分析了陕西省新农合参合农民住院服务及补偿的公平性情况，结果表明不同经济水平的参合农民受益程度的差距较小[14]。冯家伟等探讨了广州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益公平性，发现不同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较为公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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