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于敏。因为核事业的特殊性，这份荣誉显得有些“迟到”。在此之前，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30多年，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在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我看到国家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BBS上有人评论：“记得当时‘两弹一星’元勋表彰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名字，当时感觉特别陌生，这人干吗的，为啥他排第一，还代表讲话。当时以为是以姓氏笔画排序的。现在才知道这真是国之巨匠啊！”
称于敏“国之巨匠”实不为过，掌握氢弹爆炸技术的国家有五个。氢弹构型只有两种，一种是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使用的“T-u构型”，另一种是中国的“于敏构型”。
但尽管在中国核事业上居功至伟，于敏本人却谦和低调，他拒绝“中国氢弹之父”这样的提法，强调成绩是大家的。他不愿意代表大家去受领和言说这份过往的“成绩”。得知今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要颁给他时，他还一直在谦让，他说应该颁给一线的研究人员，这样能对他们起到激励作用……
制造氢弹的成本高，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这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核武器计划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如果财政压力沉重，当年有可能止步于增强裂变弹。于敏带领的团队迅速找到了研制氢弹的正确方向，避免了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多余的试验。在后来的二代、三代核武器研制上，也因为于敏的贡献，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使得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围绕于敏的访谈工作陆续开展了一年时间。特别感谢他的秘书徐敏同志和他的家人及他的学生蓝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从众多院士口中还原了于敏和他的团队的那段经历。这份记录，也是为我们的党史留下一些记忆。
杨 琳：张老师，您和于老共同在原子核理论所从事过原子核理论研究，共事20年，您能谈谈他这阶段的情况吗？
张宗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于敏一开始是跟着我二哥（物理学家、我国最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宗燧）做研究，不久我二哥就病了，于敏就由胡宁老师指导。因为于敏父亲重病，他家里又很困难，所以当时他兼当助教，收入补贴家里。胡宁（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觉得于敏人才难得，应该让他集中精力做研究，就同彭恒武（中国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的领导者，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和钱三强他们商量，把于敏调到了近物所（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这样他就可以集中精力搞研究，而且还有工资了。
1951年，于敏调到近物所，很快成为近物所核理论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们在于敏指导下开展了近十年的研究工作。这期间他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物理思想，先后发表很多篇论文、著作（根据于敏等人的讲稿编辑出版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是国内第一部原子核理论教材，是好几代学子学习原子核理论的必读书）和译著，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路。他那时已经在中国物理学界闻名。而且他还培养了一批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人才，带出了一支核理论研究队伍，把我们的研究引到了国际前沿。
进入“氢弹的预先研究”
杨 琳：萨老师，请问于老从什么时候开始氢弹理论探索？我们国家为什么在原子弹还没有研制成功之前，就开始氢弹的研究？
萨本豪（中国科学院原子能院研究员）：氢弹的“预先”研究从1960年12月开始。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在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为贯彻“科学十四条”，聂老总指示说：“科研工作像下棋，下棋要看三步棋。我们的国防研究，是否还应部署第二步棋？”根据聂老总这一指示，当时主持核武器研发的二机部部长刘杰找到钱三强商量核武器应如何部署第二步棋，钱三强建议开展氢弹的预先研究。研发核武器的第一步棋，是原子弹。第二步，很自然，当然是氢弹。在氢弹全面上马以前，当然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能在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便爆炸了氢弹，而其他国家往往在5年至8年后才爆炸了第一枚氢弹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和我们党中央的提早决策分不开。
1960年秋，二机部党组决定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氢弹的原理探索，原子能研究所四室成立了“氢弹理论探索小组”，黄祖洽是组长，大约半年后，于敏调入我们组任副组长。我是小组成员之一。起初我们的工作是探索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收集轻核反应截面等。因为黄祖洽那时在九院兼职参与原子弹的攻关，所以“氢弹理论探索小组”的主要攻关任务实际上是于敏在负责。
杨 琳：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即将取得重大突破（实际上我们很快就提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时，您和您的团队肯下决心去啃硬骨头，去接受研究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是什么让您下这个决心？
工作。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惨痛的印象，而我周围很多同事都是在国外留学，出于爱国热情，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祖国从事这项工作，这都对我影响很大，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年轻的新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这促使我下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杨 琳：氢弹是公认的从原理和结构上都十分复杂的系统，如果说原子弹尚有苏联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氢弹则完全是从零开始。你们最初遇到了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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