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约有1亿慢性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者;有多达700万人患有肝硬化;每年有46万肝癌新发病例;酒精性肝病估计至少影响6200万人。作为肝病第一大国，以上各类患者在中国除了接受病因治疗外，还普遍地使用“保肝药”进行治疗。
所有这些，支撑起了保肝药在中国每年百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国际公認的临床指南中，根本就不存在保肝药这一类别。在中国各级医院里被广泛使用的保肝药，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
从循证医学的角度看，保肝药及其他各类辅助用药，其致命的缺陷在于缺少严格有效的临床证据。而这类药物在中国能够通过审批并大行其道，既有历史原因与体制性因素，也有医药行业各环节商业利益的驱动。
保肝药作为处方药被纳入医保并被普遍滥用，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与医保资金，也造成对患者身体的无端伤害。尽管国家已经开始规范与监控辅助用药的合理使用，但从长远来看，建立起严格的上市药物再评价与退出机制，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从2018年2月开始，林云在哈尔滨胸科医院治疗肺结核。她的基本治疗方案与大多数结核病患者无异，就是世卫组织（WHO）推荐的四种一线抗结核药联合治疗方案。
一年来，她每天按先后顺序总共要吃下41颗药。由于大量服药，出现了胃疼、关节痛、精神消沉、腹泻等一系列副作用。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药方案中，有两种在WHO指南中从未出现的药物：用于保肝的水飞蓟宾胶囊与护肾的中成药至灵胶囊。每天，她需要分别吃6颗水飞蓟宾和9颗至灵胶囊。
《中国新闻周刊》在多个肺结核患者社群发现，从水飞蓟宾、双环醇、谷胱甘肽等化学药，到益肝灵、保肝丸、葵花护肝片等中成药，一大类被统称为“保肝药”的药物，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标配”，贯穿整个疗程，部分患者服用的保肝药数量甚至比抗结核药还要多。
国内外学术界均认为，药物性肝损伤是抗结核药最常见且危害最大的不良反应，尽管如此，WHO结核病治疗指南并未指出针对药物性肝损伤需要额外服药。然而，加入一种或多种保肝药进行治疗或预防，却是中国肺结核病治疗方案的固有内容，即使在国内顶尖的医院，这也是普遍做法。
“因为肺结核患者吃的抗菌药物会造成药物性肝损害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一位结核病医生在解释为什么要给患者服用保肝药时说，“服用保肝药，一是预防肝损害，二是在肝损伤真正发生时，用保肝药来治疗。”
医生的这种说法传递到病人群体中，令保肝药深入人心。“保肝药必须吃啊，因为抗结核药物是伤肝的，不吃可能会影响治疗。”在该医院的一间病房，一位结核病患者语气肯定地说。
肝脏5个主要功能
代谢功能
蛋白质、脂肪和糖类三大营养物质的分解与合成以及脂肪和维生素、激素的代谢。
解毒作用
通过氧化和结合的方式，可以将进入体内或在体内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毒物质，变为无毒或毒性较小的物质。
免疫功能
肝脏是最大的网状内皮细胞吞噬系统，能通过吞噬，隔离和消除入侵及内生的各种抗原。
胆汁生成和排泄
肝细胞制造、分泌的胆汁，经胆管输送到胆囊，胆囊浓缩后排放入小肠，帮助脂肪的消化和吸收。
凝血功能
几乎所有的凝血因子都由肝脏制造，肝脏在人体凝血和抗凝两个系统的动态平衡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抗结核病治疗的“标配”
俗称“痨病”的肺结核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当人们以为已经消灭了肺结核的时候，最新统计却显示，中国一年新发病的肺结核患者近90万人，死亡3万多人，结核病年发病人数在全球居第二位。
根据WHO发布的最新版《结核病治疗指南》，多数人能顺利完成抗结核治疗，但少数人会出现不良反应。其中，以抗结核药物所致的肝损伤最为常见，但发生率在不同国家和区域差异明显，如美国小于1%，英国大约为4%，亚洲以印度最为严重，而中国的这一数字大约为2.55%。
肝脏是大多数药物代谢转化的器官，因而容易造成药物性肝损伤。在一线抗结核药物中，异烟肼、利福平与吡嗪酰胺都有可能是罪魁祸首。肝毒性的发生有两种机制：一是抗结核药物及其代谢物对肝脏直接带来的毒性作用，与服药剂量有关;二是机体的特异质反应，这种情况不可预测，仅发生在少数超敏体质的人身上。
1968年～1971年，美国弗吉尼亚州某医院爆发肺结核，但在201例服用异烟肼的患者中，仅3例出现了肝功能指标转氨酶超标的情况，并在继续服药一年后回到正常水平。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病学组2015年发表的《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指出，在出现生化指标异常的病人中，多数人能够表现出适应性。也就是说，生化指标只是暂时性波动，继续用药能够回归正常值，真正进展为严重肝损伤的情况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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