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这样的不足，比如邮件（包裹）比预期到得晚——这样的事情使人心烦。更重要的是，文字及其表达的思想都会被人力、动力甚至飞机的运力绑架，从而沦为时间的人质。如果要把我们的思想感情传递给意向中的受众，这一任务完成得就实在是太慢了。对专业作家而言，他们把散文、论文、故事和书籍传达给读者的时间更是旷日持久。他们还要遭遇其他波折，比如编辑把关的拖延。但物理空间的运输常常是大串问题令人沮丧的源头。如此多的问题不仅使作者备受折磨，而且伤害了读者，比如学生就不得不在学校书店里等待教科书的到来。
我们看到，150年前，电报率先将即时传播文本的优势展现出来，但其用途仅限于发送简略的信息，对书籍长度的文本或是距离遥远的信函，就只能以空邮的速度投递，这一状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Bitnet和Usenet的服务器已开始运营，电脑信息服务公司和源头网络公司等商业服务网也风起云涌，甚至有人尝到了电子邮件的便利。但在数字时代初期，人们对它的利用依旧局限于文字处理——比如写文稿、打印文稿，然后用航空或其他运输形式投递出去。至于传播速度的净增益则为零。
接着出现的是传真的突破。
于是，长篇文件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传递了，甚至书籍长度的手稿在快速传真机上也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发出。手写文本、手动打字机文本和电传打字机文本都可以像电话一样快速传到世界另一端，而且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简单。
到20世纪90年代，传真机在商界和学界几乎像纸张一样普及，甚至在个人使用中也是如此。与此同时，电子邮件的使用迅速增长，5000万网民加入这一浪潮，所有互联网供应商都给用户提供了电子邮件服务。这种沟通方式的魅力在于，它使用的是互联网的“指向-点击”技术，另外“综合数字机制”的应用也赋予了它巨大优势，这意味着，在电子邮件从发送到处理的每个阶段，如文本书写、数字扫描和目标接收，都是完全数字化的。
相反，传真的目的地只能是模拟式的纸张，它可以是文字处理的文件、数字扫描的文件，可以用数字媒介传输，甚至起初可以在电脑屏幕上接收（在有传真机和调制解调器的电脑上）。但传真“存在的模式”又与电子邮件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差异：它传输的不止是信息，而且是高度精确的副本——事实上，传真的名字本身就是“精确的副本”，因为《美国遗产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给facsimile（传真）的定义就是“使相似”。
原样复制有它的优势，在传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签名时，这种优势就更加突出。如果我们想传播我祖母的苹果派烹饪方法，我们可以模仿、复制一个苹果派，也可以用超越此形态的传播方式，比如把烹饪方法装在脑子里，写在小纸条上，印在书里，可以在广播上讲，可以用电话、讲演来传递——实际上，可以用任何媒介来传播。但如果是想原封不动地复制，结果必然是再烤一个，但是，这样的结果当然传递不远，更难以满足垂涎欲滴的各位看客。苹果派的传真或照片既不能传递信息，也不能传递味道，充其量是涵盖了若干次要特征的复制品而已，只能在外观上像苹果派。
毫无疑问，苹果派的纸质传真件比真实的苹果派保存得久，但与数字文本的苹果派相比，传真件仍带有种种缺陷。固定在传真纸上的文字退出了电子传播流，就像鱼离开水变成了石头。正是因为其文本的固着性，使它无法与网络连接，不能与方兴未艾的在线评论互动，也不能进入商业网络服务公司的会场，更不能到互联网上去求解，获取连原作者做梦都难以得到的答案。相反，印在传真上的语词只不过是从真实场景中掳掠的战利品，只能成为档案中的“快照”，或者是展台上的纪念品——从而彻底远离了思想活动。
于是，从“跨越时间和空间”与“传播和保存”这两种延伸属性衡量，我们容易发现，所有媒介要么只有其中一种，要么是两者的结合。据此来看，传真似乎只有一个超过电子邮件和在线文本的优势，那就是保存原始文本。同时，坎贝尔曾强调过知识增长有三个进化阶段，即思想生成、批评与选择、传播与保存，在此之中，传真都不及电子文本有用。它固然红极一时，但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媒介，就像是手工着色的照片和乔治·梅里埃（法国早期电影制片人）的人造场景。事实上，传真的地位，更像是数字世界边缘的一张纸。
纸张的其他功能命运又将如何呢？在15世纪印刷机启用到19世纪末的漫长岁月里，毫无疑问，纸张都占尽优势。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电话、留声机、动态摄影、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相继出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除了留声机和电影，以上媒介都没有再现的功能。到了20世纪后半叶，电话答录机和录像机才具备了这一因素。这些媒介的长处仅限于传播：在满足人对保存和再现大信息的需求中，纸张在大多数领域都笑到了最后。
虽然纸张受到了冲击，但它在便于保存上，仍然有着压倒电子文本的优势，这一点不足为奇。全球范围的网络环境是思想融汇的大熔炉，举世无双，思想的辩论、批评、推敲和选择都在这个熔炉里进行。但为了查找和琢磨这些思想，为了能最适当地再现这些思想，我们还是会伸手去翻检报刊和书籍。
今天，罗马帝国已经崩溃，但其文化仍然在给当今社会注入活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纸张，因为它的两份遗产，依旧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作为证书的纸张
我们大家都想要精神健全的证明，但麦克卢汉（McLuhan）却说：“精神健全的证明，只能在康复出院的精神病人身上找到。”用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我们渴望毕业证书，只要把它挂在墙上，就可以证明我们完成了学业。完成学业之后，我们今非昔比，在言谈或通信中都表现出种种变化。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渴望证明，不仅是向别人，而且是向自己，于是，我们争先恐后地谋求获得各种证书，并不厌其烦地向别人展示它。
毫无疑问，纸张是满足“证明需求”最方便的工具。不过就上文所述的知识增长理论而言，这样的证明显然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无纸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我们评判精神状态、文化水平时，完全不需要俗套的证明，或者只需用行动来证明，而不是靠证书。
然而，保存的意义却不只局限在人际关系或信息组织这两种层面。因为言语容易从感官世界消失，文字才会诞生。然而，我们为保存文字也付出了代价，因为文字不能回应问题，不能与他人联系，只能给出“千篇一律、丝毫不变”的回答。可是有一点不容否认，正是文字赐予了人类文明，包括科学、法律和民主。纵使电子文本更为“聪明”，涵盖了语言的互动功能，增加了纸张不具备的一些优势，比如超文本，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于强大的保存功能，纸张都是文本存储的首要媒介。电子文本固然能改善信息的保存，但在基本功能领域，它又怎能比得上纸质文本呢？
诚然，固着在纸上时，文本就不能进入以光速运行的电子流，但从另一个角度，其作为证明载体的功能却得到了提升。纸质文本的最大优势是稳定，而不是灵活，这和电子文本（其最大优势之一是修订的便捷性）不同。正因为太容易修订了，电子文本的可靠性很不理想，直到打印出来之后，其可靠性才能得到保证。
常识也告诉我们，屏幕上的电子证明是不太安全的。这种感觉可以从我们参与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时得到验证。所谓电子数据交换，就是通过个人电脑传输订购单、提货单、合同等纸媒文件，这些文件是商务活动的命脉。诚如本杰明·赖特（Benjamin Wright）律师所言，“文书来往的确既耗时又费钱”，但另一方面，“尽管电子数据交换（EDI）方兴未艾，但遇到法律问题，还是没有一种安全可靠的验证模式”。
电子超文本的确比书本中的索引更优越，而且，与纸媒的运输方式相比，电子文本能即时送到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人手中。不过，在法律约束力领域，电子文本的效力既不完全，也不明确。由此可见，作为书面证明，纸张还有重放异彩的可能。它不仅可以承载法律契约，还可以用于诸多社会活动（比如财务和证书）。在防止伪造信息方面，纸张仍有优势（虽然仍然可能出错）。对大多数人而言，使用它虽不方便，但很值得。
由于电子传播方便得多，纸媒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如前所述，纸张和电子媒介有物理属性上的差异，电子媒介可以实现光速传导，而纸张不能。这意味着，大多数白纸黑字的书籍不如网上的资料容易获取，这或许是我们不相信电子文本的另一个原因。或者是因为怀旧，或者是因为某些其它因素，这样的怀疑很有市场。
有人说，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能怀疑，每个有钱买一台二手电脑的人，都能感受到电子文本的便利。然而，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吗？
接下来，我们转而考虑纸媒表达的最古老形式——持久的方便性。这一表达形式就是书籍。
书籍、报纸和日益便利的媒介
从根本上说，一种信息技术的生与死，通常取决于它能否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有两个因素的存在，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首先，新媒介的演化过程一般具有意料之外的后果，这就是说，任何媒介的竞争对手经常处在变动之中。其次，一种媒介常常承担多种任务，结果，它可能在某一领域胜过对手，但在另一个领域却被另一组媒介打败了。在电视时代，广播不再是晚上起居室里我们关注的中心，并在转眼间被电视取代，但它还是能继续兴旺发达，因为我们可以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电台节目。数百年来，书籍和报纸在保存和传播信息方面都胜过了竞争对手；到了20世纪，电子媒介才钝挫了它们传播信息的锋芒。
如今，对于“再现”这个功能而言，值得尊敬的印刷品在哪些方面受到了挑战呢？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在线教育与面授教育、在线书籍与印刷书籍进行比较，说明至少在目前，书籍可能还有生存的空间。
在线教育通过个人电脑和调制解调器进行。在和面授的竞争中，它的命运很能说明问题。包括上课在内，任何亲临现场的教育环境都包含着利弊，其中一些很微妙，另一些看上去很直观。显然，对在课堂学习的学生来说，老师和同学的在场实在是一个恩赐。但同样地，每天、每周不得不定时定点参加的面授，可能也有不利之处，对情况特别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学生包括：边工作边学习的成年人，有残疾的学生，家离课堂很远的学生。在线教育因此生存下来了，很可能还要发展下去，因为走到电脑（无论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跟前总是比去课堂方便得多。另外，它的优点还包括：一切讨论都有永久性记录，课堂不分任何时候都可以参与。不过，在线教育成功的关键归根结底还是：其便捷的优势压倒了师生难以近距离交流的诸多不利因素，而且对羞怯的学生而言，不必近距离交流可能更有好处。
我们来看在线书籍对离线书籍的相对优势。我注意到，反复注册学习网络课程的学生至少表明，他们喜欢在线学习胜过面授。几乎每个人，都对阅读网上的文章和帖子很是热心，不过，当在线书籍和传统书籍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几乎总是选择传统的印刷书籍。实际上，自从1992年我的《电子编年纪》（Electronic Chronicles）的平装本出版以后，90%的学生宁愿花14.95美元买书，尽管该书的电子版在网上不费一文。
原因不难猜想。几乎任何时候，捧起书本都比打开电脑容易：纸质书可以放在任何房间，不需要电池，不需要插线，容易带出房屋，尽管文字始终固着在书页上，但这不足以抵消可以拿在手边的优势。
可见，书籍目前的地位还尚且安稳，至少大学教材能够岿然不动，小说也可以自保。但也有特殊情况，光碟上的百科全书总是比全套20卷的纸质百科全书方便，因为笨重的大部头实在难以搬到户外，和电脑相比，也难以从一间屋搬运到另一间；而且，光盘还有许多内嵌的超文本链接，可以与外部网直接相连，这种工具是纸质书望尘莫及的。它与传统书籍之间截然不同，就像书籍不同于语言。
报纸则是另一种情况，因为速度是新闻发布的实质问题。报纸的网络版经常早于纸质版面世：因为机印的报纸只能在早晨送到家门口，而且有时还湿漉漉的一团糟。不过，既然电视和广播已经满足了我们对即时新闻的需要，实体报纸就只能服务于另一个目的：更加悠闲地回味事件。迄今仍然畅销的周刊，比如《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就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这意味着，实体报纸仍然占据着网络版无法染指的生存空间，它可能会生存下去，至少当下会安然无恙。
但长远的前途如何呢？
我们看到，20世纪，平装书的出现，使书籍更易购买或携带。在电影、广播和电视的时代里，其之所以还能站稳脚跟，平装书的出现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20世纪后半叶，便捷的复印术、桌面出版系统和传真大大增强了纸张的力量。纸制印刷品之所以活得很好，它们继续演变至少是一部分原因。
有一种设备重不到一磅，用的是长效电池，能无线下载，而不必借助电话线。这种电子书阅读器是书籍的可怕竞争对手。它很快就会来临。不过，我们要记住可视电话的故事，作为电话的继承者，看似不求回报的可视电话几十年后仍然没有流行，可见，在“即将来临”的背后，可能蕴藏着诸多迥异的不确定因素。
作为阅读的媒介，书籍固然是容易接触的载体，然而在与电子媒介的竞争中，它有一种固有的脆弱性。它对电子媒介的优势多半建立于电子媒介的稚嫩之上，而并不是因为电子媒介固有的特点和局限。换句话说，和离线的模拟文本相比，虽然在线书籍不容易阅读，在线文件不容易认证，但在线文本并没有遭遇根本的障碍：与其纸版的前辈相比，妨碍它们最终扭转乾坤的力量并不存在，它们完全能成为比较容易阅读的文本和容易认证的文件。在这里，我们可以再考虑电视时代广播继续生存的现象：广播之所以能生存，那是因为它满足了人聆听而不必看见的需要，换言之，即我们“偷听”世界的需要。相反，除了再次承担广播的功能之外，电视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察觉的变化。如此，广播有效地规避了风险，它不怕电视鸠占鹊巢，仍然拥有完成多种任务、成为背景媒介的生存环境。
因为数字媒介诞生时间不长，所以其未来难以预测，其演化进程更是如此。即使纸张是昨日黄花，我们还是要借它展望未来。另外，它也像苍天一样，是无边无际的后视镜。我们还要在这面后视镜之下生活很长时间。
即使彻底地告别纸张以后，我们仍会保留其最值得珍视的一份遗产，它是纸张过去存在和永远存在的理由：文本。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东西是用木材、纸张及其衍生物制造的。但是书籍和报纸与牙签或餐巾不同，因为它们的页面和版面上印着词句，这些语词既是印刷文本的生命线，也是电子文本的生命线。由此可见，虽然书籍在网上已不再具有原来的形式，然而毫无疑问，它仍将继续生存下去，使书籍成为书籍、使报纸成为报纸的文本仍将继续生存下去，文本将在数字环境、在线环境中生存，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将活得更好。
摘编自《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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