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掀起国企高管减薪风暴。三一集团近日则宣布，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对此众多网友并不认可，认为“降薪纯粹是低级秀”。因为，高管除了年薪，还有分红、股权激励等。如果年薪1元，年终奖金5000万？其实，缺乏制度机制作保证，高管们的高境界也靠不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春波教授就认为，目前当着力于制度建设。
国企高管年薪居高不下，颇为公众所诟病。天价年薪不仅是贡献的价值被高估，而且严重背离社会公平，超出了公众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早就成为不和谐因素。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发展速度下滑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显得刺眼，不合时宜。在已公布年报的31家企业中，多家公司业绩下滑，但高管薪酬仍逆势上揚。国泰君安证券被曝去年发薪酬32亿元，人均达100万元，引起舆论大哗。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有关负责人的薪酬都在近20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超过千万元。有的出现巨亏，需国家巨资注入，仍旧享受天价年薪，“天理难容”。无论从回归市场理性，与职工“甘苦与共”，“共渡时艰”，还是从防止国家资产无端流失考量，天价年薪都必须“与时俱减”。
可怎么个减法？就不能各吹各的号。年薪1元式的“自我革命”，虽然表现了某种“政治自觉”，却并非可持续之策。当然，高管们哪个不家财万贯？有丰厚的资产作后盾，即使年薪1元亦不会引发“经济危机”。更何况，高管层的薪酬由薪金、绩效奖励、超额奖励和股权激励等组成，除了年薪尚有其他收入垫底。尽管梁董事长的本意良善，抑或思想境界之高。
事实上，天价年薪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自身觉悟，需要与职工与国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自觉，更需机制作为铺垫和保障。首先，国企高管的薪酬谁来定，本身就是问题。从实际操作看，多由国资委或金融委定个框框，然后由企业自定，事实是让高管自定。所谓董事会表决，因为成员利益共享大多走走过场。在国有资产所有人监管即全体国民缺位的情景下，靠国资委“婆婆”管“儿媳”的年薪岂能靠得住。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由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薪酬委，来决定国企高管的年薪。
其次， 薪酬标准怎么定？ 笔者以为，既要看经济效益，更要看耗能成本；既要看盈利水平，更要看国资投入产出比；既要看与职工收入比，更要与国际同行业比。尤其要看央企的垄断地位下高管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属于垄断利润，又有多少属于科学管理的成果。吴春波教授就建议设定历史的标杆；行业的标杆；增量的标杆。
总之要与经济效益挂钩，既负盈，又要负亏。打破旱涝保收的薪酬体系，再也不能亏损了无人负责，高薪高福利依旧了。
其三，谁来考绩？这些年来，国资委一方面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的功能，即股东职能，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权力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这种“婆婆加老板”，“左手管右手”的机制，其对企业高管考绩考核的真实性和公信度都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建议，强化国家审计机关、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大财经委等权威监督机关和社会会计、审计等中立机构介入，打破国资委单方面的信息披露自说自话的格局，才能确保高管的业绩是真实的，那么分配和奖惩才可能是公正和公平的。
最终要建立公开透明、兼顾效率和公平、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作为资产所有人的国民却无缘知道国企高管们的年薪到底是多少？即使在饱受争议的时下，也仅仅知道高管们承诺减薪百分之几，而不知道百分之百究竟是个什么数字？雇主竟然不知道雇工的薪酬是几何，岂非咄咄怪事？正如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在利益分配上没有发言权；国民对国企分配同样没有知情权和发言权，何谈监督，又何谈公平？
实习编辑：黄仁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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