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因应人口数量控制需要而创设的一种“任务型组织”。随着这项任务临近完成，瞥见退场前景的计生部门为延续自己的生存，曾在“大人口”服务管理的取向下进行过转型探索，但十二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为这种探索画了句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有待追问和探究的问题是：从“计生”管理到“人口”服务管理的转型为什么会受阻？对“卫生”加“计生”的改革方案应该作何评价？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否可以基于社会建设的视野就计生部门的后续改革提出进一步的设想？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计生部门的生存命运，还能启发我们在广泛意义上理解当代中国任务型组织的改革之路。
[关键词]任务型组织；计生委；人口服务管理；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1-0077-06
在当代中国政府序列中，有不少以“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命名的组织。这类组织通常为了承担非常规的任务而设立，所以被一些学者称作“任务型组织”。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计生委”）就是其中的样板。按照张康之教授的看法，任务型组织既然以特定的任务为导向，那么，当任务完成时，它就必须进入解散过程。在理论上，这个过程应该是自觉的和主动的，因为，对任务型组织来说，解散非但不是失败，反而意味着成功。即完成了自己的组织使命。但是，与奥组委一类的任务型组织不同，计生委承担的任务远为持久和复杂，且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超级庞大的干部队伍。观察晚近十几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似可得出结论：已现退场前景的计生委并无自觉解散的内在动力，相反地，设法通过延展旧任务或寻求新任务来固权和扩权，倒是构成了其强烈的生存冲动。从这个角度看，分析计生委这个典型案例，可以帮助我们在广泛意义上理解当代中国任务型组织的改革之路。
一、计生委的组织生存困境
作为当代中国权力系统中的一个政府部门，计生委的设置和运作，实质性地依托于一项特定任务的规划和执行，这便是上升到“国策”高度的计划生育。从道理上说，计生委因特定的任务之需而创制，终究也要随特定任务的完成而退隐。眼下，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计划生育政策终止的严格时间表，但是，透过政界、学界及大众媒体的广泛热议，大体上可以预言，这项政策的执行已临近尾声，距正式终止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这样，计生部门的存废去留就成了一个政府改革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一）几十年生育控制的成就，合乎逻辑地催生了计生部门的退场条件
人口学者在考察计划生育政策历史变迁的时候，通常会提到1980年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中央郑重发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不仅给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事实上还预设了这项工作作为“基本国策”的独特定位。1981年，临时性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升格为正式的政府机构，取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了国策性赋权的任务型组织。
中国政府1995年发布计划生育白皮书，称计划生育是一项“造福于民的社会事业”，所提第一项工作成就，便是“有效遏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白皮书援引专家的推算说，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仍旧保持70年代初期的出生水平，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口总量就很可能超过15亿。令计生部门感到欣喜的是，这个大限数字迄今未被突破，而且，也许永远都不会被突破了。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总人口为13.397亿人，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降低了0.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出生率的下降通道已经打开。进入21世纪后，多项调查数据均表明，新生代男女个体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低于更替水平（2.1左右），而且低于政策水平（1.5左右）。“六普”公布的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8，创下了中国生育水平的最低记录。一些人口学家指出，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人口负增长就会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新难题。
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创造出自己的退场条件，是任务型组织的一般宿命。既然设立计生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那么，这个任务完成之时，也就是计生委的自我终结之日。对计生委来说，退出政府序列看似有些悲催，但是，一旦这一天真的来临，死抱住权力不放才是辱没自身使命的扭曲性异化。
（二）独生子女政策衍生的社会问题，悄然改变了计生绩效的评价尺度
在广泛意义上，计划生育包含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等丰富的政策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几十年的具体实践中，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一直是计生工作的重点，乃至于计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还原成了独生子女政策。进入21世纪后，长期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代价，愈益突出地显现了出来，譬如，老龄化问题、人口红利衰减问题、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等等。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失独”家庭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脆弱的三人家庭结构，在这种结构下，一旦孩子意外夭折，就剩下凄惨的父母二人。全国究竟有多少失独家庭，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有人推断，保守的数字也在百万以上。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失独”父母因年老体衰，孤苦无依，希望能在养老院安度晚年。可是，他们经济拮据，又无监护人担保。所以很难踏人养老院大门。更糟糕的是，“失独”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以致终生都无法走出丧子的心理阴影。他们本来响应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料却成为这一政策的牺牲品，其怨恨情绪可想而知。种种迹象表明，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失独”家庭走上了社会抗争之路。
老龄化、人口红利衰减、性别比失调、“失独”家庭等问题的凸显，意味着仅仅从控制人口数量和增速的角度评价独生子女政策的正面作用，已很有些以偏概全了。时至今日，同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的，当是认真反思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并以积极的态度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如果计生部门不朝这个方向努力，其遭受舆论批评和讨伐就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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