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antidumping（反倾销）”为主题词检索了SCI-EXPANDED， SSCI， A&HCISSCI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1990.1.1—2012.7.31），运用CiteSpaceⅡ软件处理数据并生成知识图谱，重点分析了共被引聚类，发现国际反倾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反倾销措施对产业及产业链的影响、反倾销措施对厂商和消费者福利影响研究等方面；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等。基于反倾销最终内化为企业战略的本质特征，立足国际反倾销研究前沿，提出从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构建应诉反倾销的“三体”联动战略体系和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及其运行效率评价模型等研究构想。
关键词：国际反倾销；信息可视化；CiteSpaceⅡ；知识图谱；应对反倾销战略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001−06
反倾销是进口利益集团保护本国产业的主要贸易工具。受到倾销影响的国家纷纷进行了反倾销立法[1]，其中1904年加拿大率先制订的反倾销法律，1921年美国制定的《美国反倾销法案》，1944年GATT的《反倾销协议》具有标志性意义。同时，西方学术界自1982年Finger、Hall和Nelson发表了反倾销的开拓性论文之后，反倾销研究文献日渐丰富[2]。WTO公布的最新反倾销统计数据[3]显示，自1995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全球共发起4 230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其中中国成为反倾销调查最大的目标国（916起），占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27.87%，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同时也反映了其所蕴含的深层次背景和当下我国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国际竞争。本文运用CiteSpaceⅡ信息可视化软件，将WOS数据库中近23年以反倾销为主题的英文文章，绘制成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试图揭示国际反倾销研究的发展趋势，为优化我国应对反倾销战略体系、提高宏观政策层和应诉企业的决策效率提供理论支持。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计量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SCI- EXPANDED，SSCI， A&HCI引文数据库。每一条数据记录主要包括文献的作者、题目、关键词、摘要和文献的引文。检索方式是在主题词检索栏以“antidumping”（反倾销）检索SCI-EXPANDED，SSCI，A&HCI引文数据库，对1990—2012年间以英语发表的“Article”与“Review”类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到282篇数据记录，其中包括6 162条有效引文，数据获取时间为2012年7月31日。应用CiteSpaceⅡ软件，选择“cluster”分析，设置阈值为top17，经Pathfinder 裁剪生成反倾销研究文献共被引文献和引文专业术语混合网络图谱（23个1年分区），共选择出268个被引参考文献节点及647条节点连线，自动识别出32个聚类。如图1（共被引文献和引文专业术语混合网络图谱）所示，这是反倾销研究的知识基础（Chen C.，2006）[4]。图中每个节点表示一篇文献，环的厚度与相应年份的引文数成正比，环外包围的紫色环代表中心性值较大的文献。为了使图谱更加清晰地显示重要信息，图1隐藏了离散或节点数少的聚类#0、#1、#2、#10、#27、#29、#30和#31。
二、结果分析
（1） 聚类#14规模最大，主要是关于美国反倾销决
策及其有效性的检验。其中Mah Johanse认为宏观经济因素可以解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反倾销决策，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表明持的反倾销决策的增长百分比与贸易平衡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两者有因果关系[5]。
Anderson SP认为政府可以自由设置关税时就没有激励引入非关税壁垒，关税自由化的程度与非关税壁垒替代关税的程度依赖于程式化事实的行业特 点[6]。Gallaway MP反倾销和反补贴法已经成为在美国国内生产商寻求进口救济的最普遍的形式法律。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估计数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法律对集体经济福利成本的影响[7]。Tivig T在用两期双寡头模型确定差异化产品价格时，认为基于成本的倾销可能是有利可图的，没有必要阻碍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但美国反倾销法的应用显著改变了游戏的结构，从而导致更高的第一期两家公司的价格[8]。Miller A认为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因美国的反倾销法强加于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销售的国外进口商的关税而形同虚设，美国的自由贸易与智利的公平贸易两难[9]。Ogawa Yoshitomo伯德修正案促进隐性国际商业合谋。国际双寡头框架表明国内公司限制输出，使国外公司增加产量和收入，损伤消费者总盈余[10]。Carter Colin A根据美国1980—2005年的农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测量由此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救济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农业贸易转移相对不重要，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是美国农业非常有效的保护形 式[11]。Vandenbussche Hylke认为采取和执行反倾销法对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墨西哥和印度厂商的数据表明反倾销法对贸易流量的抑制大大抵消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增量，导致贸易寒蝉效应[12]。Lindeque Johan Paul通过调查美国政府行政机关调查贸易救济案起诉的案例，认为能成功应对的企业应具备三种关键能力：收集市场/非市场情报的能力，建立并形成行政记录的能力，按美国贸易救济条例调整企业实践的能力[13]。Blonigen BA1980—1990年所有公司和产品组合受到美国反倾销调查关税跳反应。关税跳仅仅是来自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现实选择，日本企业有高关税响应率[14]。
（2） 聚类#21主要是关于贸易自由化后，新兴经济体采取非关税贸易壁垒（反倾销措施）的影响。Drope Jeffrey M在贸易自由区，以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南非和墨西哥为研究对象，结合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方法，分析“自由化后”影响新的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15]。Kang Moonsung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系统广义矩方法（GMM），以美国的金属/钢铁，化工和塑料/橡胶行业，欧洲联盟（欧盟）的机械/电子行业和中国的化工行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贸易反倾销活动对特定行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三国对特定行业施加的反倾销措施存在正面影响[16]。Brambilla Irene针对越南于2003年受到美国指控鲶鱼倾销后，以越南2002—2004年间鲶鱼厂商的反应与越南家庭收入的实证调查研究了越南贸易政策的调整[17]。在伯德修正案下，Lee SeungHyun用美国海关最新数据对损害企业的反倾销补贴数据分析发现，反倾销请愿的企业在游说上支出更多就获得更大的收益，这能保护销售，但不一定是健康的方式[18]。Bown Chad P. （2007）初创全球贸易理论模型，并用1992—2001年间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的进口限制贸易政策（征收反倾销税或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相关数据，实证了一个国家的进口限制贸易政策会导致贸易转移和贸易萧条[19]。Bown CP基于1992—2003年间美国贸易救济措施与纷争解决的实证调查，对贸易救济措施和WTO纷争解决机制的互动展开了研究，认为互惠的反倾销有利于避免潜在的控 诉[20]。Bao Xiaohua用中美国家1991—2005年间的 反倾销备案数据，实证中国反倾销的报复性案件不会超过美国，甚至可能比美国少[21]。Moore Michael O.对1995—2002年间卷入反倾销调查的外国公司配合美国商务部（DOC）的反倾销程序与否所面临的惩罚性反倾销税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国公司的不合作与其理性选择不配合的模型结论是一致的[22]。Zeng Ka对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23]。Crowley Meredith A.从经济视角提出并实证对不同的国家实施不同的反倾销指控的国别待遇后的原理[24]。Moore Michael O.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反倾销是否存在替代效应。Lindeque Johan Paul（2010）对在美国的非市场能力和贸易救济案件的起诉展开了研究。Moore Michaell O.对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改革持悲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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