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西国农学主要在于兴修水利之法和设立农务学堂，进一步提出因天时水利河患之害，若以西法水利处之，“如遇天旱，则用气球悬火药于空中，以电气燃之，空气流动，雨泽即降。至于兴修水利，则有挖河机器，其法尤便。遇有山石为阻，致水湍急者，可穴石以入棉花火药轰而去之，以视铲削消磨为功。尤捷若濒河之区，非用风轮扇即用吸水机，以资灌溉。若用桔槔戽水，则固不及水龙盖。水龙喷水甚高，一得空中养气与甘霖无异，稻麦沾之其兴也勃焉”。其实关于西法水利的说明，早在明末，徐光启就有过简单的介绍。在《农政全书》中，他用九卷的篇幅介绍了西北、东南的水利水法，还对泰西水法进行了说明。《农政全书》收录了熊三拔《泰西水法》的内容，介绍泰西用江河之水为器之龙尾车、玉衡车的操作，以及用雨雪之水为法和凿井之法。
对西法水利介绍相当详尽的当数陈炽。他在《续富国策》中，指出水利足以富国的重要性。称水利之事，“诚宜创译专书，博求良法。如濒临沧海，则多开港汊以通潮；逼近江湖则广浚沟渠以引水；泉源所在，则筑塘蓄泄，勿使一泻而无余，旷土太多，则凿井深通，亦可汲之而不竭。高原若旱，则翻以龙尾之联车。下隰多霪，则吸以鳞滕之碎石（此法为西人所创，其地积水，泥泞不干，则四面开一深沟，满铺碎石，高若田塍，碎石自能吸水，使污泥干燥而土脉不枯，亦化学也）”，并提出“泰西之新法，乃窃我古圣之绪余，暗合三王之古法”的观点。此实为“西学中源说”的又一解读。此外，务农会创办的《农学报》，发行的《农学丛刻》中，有专门介绍西法水利的文字。
舆论对西法水利的宣传，得到朝廷大臣的关注。《请开农田水利疏》中，御史华辉明确提出“务本至计以开利源”的建议，呼吁广种植，兴水利，以开利源。1896年9月29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他因“岁入不敷，民贫财匮”的现状，上奏吁请广开利源。折中称：“种植之大利，其在南方者二，曰桑曰茶。在北方者二，曰葡萄，曰棉花。”就中国水利，则据古今中外良法约而举之，厥有八事：“一曰引泉，二曰筑泉，三曰开渠，四曰通潮，五曰开井，六曰蓄水，七曰用车桔槔汲水之法，八曰填石。”华辉所陈，无出传统农政之范畴。但其中也提到“西人近得新法，每田十亩，四围掘一深沟，宽一二尺，深三四尺，填以碎石，高出地面，石能汲水”的现象。
华辉的奏折暗合甲午后农政渐兴的时局，引起时人的探讨。在维新时期，一场关于《校邠庐抗议》的签注中，可见于水利一事朝臣的看法。“历代农政，无不以兴水利为第一义” ，《校邠庐抗议》中所言兴办西北水利，合于“华辉所奏水利之兴于种植相因，为用以种植为经，以水利为纬”的打算， 朝臣建议由地方官实力奉行之 。然又有言水利议“不可行”，因西北水利“以山水之势无长，潦则溢旱则涸”，建议“博访众论而后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条签注中，有提到泰西水法者，言：“泰西开沟渠于洼下处，必底铺碎石，令水由地中行，无泛滥之弊。其高原又有开喷井之法，以救之，则无弃地也。而后再以新农学治之，相其土宜厚其粪力，则出产当倍蓰，农学日兴，民不患贫，何至如此议所言弱者沟壑，强者林莽乎？”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著说中，多有对西法水利的描述。《农学纂要》分四卷，第一卷“农学总论”，着重新法之利，称：“化学家谓苟尽地力，每十方里所产，可养人至一万六千。西人谓寻常农法，推之中国，每县每年可增银七十五万。中国地开方针之，约三十兆，可耕者二十兆。”并对“气候、辨土、试土、用肥、轮栽停种、选种、播种、水利”等进行了简易说明。《农务要书简明目录》一卷。该书中提及“农务总纲有三，一曰泥土学（化学，水利，耕地，粪壅）”。《农务述闻》共六章，分论泥土、水利、耕地、培壅、生长和传种。王树善明确提出“水利学”的说法，在《农务述闻》中，写道：“各国农务学堂章程，亦不一律，其最详备者，分十三门：曰化学，曰植物学，曰动物学，曰地学，曰田园数理学，曰气候学，曰体性学，曰林木学，曰水利学，曰耨草炼泥学，曰杀虫治虱学，曰机器学，曰制造学（水利以开沟工程为最重要，制造以制牛乳饼、制酒、制糖为最要），而以化学为入门之学。则各国皆然。”
水利立学：水利学科建制
古者有士农工商四民，持续千余年的科考以四书五经为内容，士子埋首于制艺之学。但是，晚清时这样的惯性被打破。
1894年12月17日的《申报》发表文章，呼吁“广殷科目”。文称：中国“所以取士者，止有科举一途，所以为科举者，止有时文一途”。然“今日科举，空疏剽窃，流弊更甚于昔，故欲为自强计，莫先于变通取士之法，治国以得人为先，得人以育才为急。人才兴，则百事举”。鉴于此，最好的办法“莫若于时文之外，更行广设科目”。主张效法“远师安定分斋设课之意，近取德国无事无学之制。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书院，设于各州县者谓之小学，设于各省者谓之中学，设于京师者谓之大学”。其中“文书院中分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辞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史治、水利、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水利被新闻舆论界呼吁，纳入学科范畴。
朝臣亦有探究水利之学的趋势。1895年盛宣怀在《奏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中，建议设立专门学，分五门，其中一工程学，专教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和水力机器学。1896年张之洞上奏呈请创设储才学堂，农政之学居其一。他将“农政之学”分子目四：曰种植、曰水利、曰畜牧、曰农器。但对于每个子目的详细内容，张之洞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较早将水利明确视为知识的言论，有别于千年传统八股之学。
真正将水利归置入正式学堂体系的当数孙家鼐。1896年6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奏请于京师、省府、州县三级设立学堂。其中省之学堂与京师之大学，学习内容相同，其课程中均包括“农桑”门，但仅见号召，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当天，内阁奉谕旨：“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一折，著该衙门议奏。”总理衙门在议复此折时提出：“请由各省督抚酌拟办法，或就原有书院量加程课，或另建书院肄习专门。果使业有可观，三年后由督抚奏明，再行议定章程，请旨考试录用。”这一答复，实际上也只是认同原折号召而已。
枢机如此，重臣方面亦对李端棻折颇为欣赏，称其“语多中肯。风会所趋，有莫如其然而然者。物变则变，苟非倭事之创巨痛深，则此风气之开当尚在数十年以后也。亡羊补牢未为晚，愿天下有心人共勉之”。就此，工部尚书孙家鼐上“议复陈遵筹京师建立学堂情形折”，条陈定宗旨、造学社、分学科、聘教师、慎选生源、推广出声等六条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孙家鼐认为“若云作育人才，储异日国家之大用，则非添筹经费，分科立学不为功”，呼吁“学问宜分科”，拟分立十科，其中一科为七曰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
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关于农业改革言论的史实，有学者指出“没有看到哪一个领域如同农业一样，得到光绪帝的如此重视，下发如此之多的谕旨”。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农工商总局成立。有大臣上奏强调：农田以水利为根本，自属扼要之论；开渠凿井，亦兴水利之要法，皆当由局设法推广，以尽地力。
1903年9月7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清廷颁发上谕设立商部衙门。商部尚书著载振补授。下设四司，其中一曰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植之事。鉴于中央官职“权限之不分”“任职之不明”“名实之不符”的积弊，奕劻等在《上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中提出厘定官制的建议。主张“首分权以定限，次分职以专任”。具体分职之法。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清廷颁布官制改革方案，工部并入商部，易名“农工商部”。农工商部成立后，将原平均司调整为农务司，专司农政，将旧隶户部的“农桑、屯垦、畜牧、树艺等项”，工部的“各省水利，河工、海塘、堤防、疏浚”等涉农事宜，悉划归农务司管理。各省的商务局相应变为农工商务局，各地设劝业道。在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前，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颁发上谕，明确振兴学务“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著即设立学部”。但因（农工）商部和学部二者均属新事物，权责未明，致双方互争权限而起冲突。从中可知，政学纠葛。
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京师大学堂拟设分科之学，共八科。在工科大学九门中，有明确的“水力学”“河海工学”的设置。但创设伊始，该科目所用书籍为外国书籍，对于具体书目，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笼统指出：宜择译善本讲授。然时局变幻，并未及施行。
工科大学中出现新事新设的水利学。向来开渠凿井，亦兴水利之要法，皆当由局设法推广，以尽地力，士人不问及于此。晚近以降，士林开始将水利与教育相系。然向来“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 农习其业，但不能笔之于书；士鄙其事，遑论详究其理。素来坐而论道的士，开始关注西法水利，并倡习起而行之。士大夫不讲农学，农夫无人教育，两者分途，走向了士农合一的历史。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士人重理论轻实践积习和传统观念的一大改变。
水利学被纳入工科大学的建制科目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之要在水利。水利不修，则水旱频仍，继而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水利为农事之重心，直接掌握农产物之全部生命，间接掌握人和一切动物之全部生命。历代农政，无不以兴水利为第一义。然古者有农政而无农学，作为农政之要的水利，历代以来，多经由朝廷当局劝勉兴修，竭人力以尽地利。至清代，当局于农务依旧沿袭督课以奖其劳的做法，强调官之导，通过官员劝勖农田水利。水利之法则散见于古农书，书中所记多为劳作经验所得。然19世纪中期，形势变换。随着中西海通局面的打开，传教士带来了西法水利的描述和介绍。晚清咸丰、同治两朝士大夫尚皆以农事为富国最要之政。在西法农务巨大农利的宣传介绍下，晚近士绅渐从不问农事走向士农合一，并提出水利富国说。随着西式学堂的引介，国之盛衰，系乎人才的观念逐渐被时人接受。水利学被纳入工科大学的建制科目之中，水利高等教育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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