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音乐传播既是新形势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又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必要手段。通过探析音乐传播中的道德因子（音乐作品是否反映社会道德;音乐传播中的道德规范;音乐传播中的道德教化;音乐传播中的道德宣传;音乐传播中的道德认识），进一步明确音乐传播的道德选择，有利于发扬音乐传播对道德建设的特有功用，对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音乐传播;道德因子
收稿日期：2014-10-13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的音乐传播”
（13SA0042）。
作者简介：钟佩霖（1975— ），男，四川音乐学院社科学院副教授。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音乐传播既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又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必要手段，探析音乐传播中的道德因子，发扬音乐传播在新时期对道德建设的特有功用，对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一、关于音乐传播等相关概念
音乐是利用自身独特的组织形态诉诸于人类听觉来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信息。作为一种信息，必然涉及信息传输，遵从信息传播规律。音乐传播既不等同于音乐，也不等同于传播，但与音乐和传播紧密相关。近年来，关于音乐传播、音乐传播学的概念论述较多，笔者比较认同我国著名学者曾遂今的观点：“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最简单的表现是一个人音乐作品以特定的形式传送给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1]“音乐传播学，是一门专门研究音乐文化体系中音乐传播现象的学科。音乐传播现象，则是有音乐表演者、创作者、音乐受众、音乐传播媒介、音乐传播媒介操作者等有机组合的一个音乐传播体系及其运转的现象，在运转中实现了音乐的现实存在、功能和音乐的多种价值。”[2]
展现和运用音乐传播的价值就要从微观角度探析音乐传播中包含的各种价值因子，其中就包括道德因子。
因子，据《汉语词典》释义为：因素;成分。音乐传播的道德因子指的是在音乐传播这一社会行为中所包含的道德因素或成分。
二、音乐传播中的道德因子
（一）音乐传播的源头：音乐作品是否反映社会道德
音乐传播的前提是由音乐创作而产生音乐作品的行为。那么，音乐作品是否反映社会道德？对此，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众所周知，音乐艺术是包括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在内的客观世界在艺术创作者头脑中的反映。客观世界是音乐艺术之源，而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音乐作品题材的多样性。而以自然界为对象的音乐作品可能带有道德情感，也可能不带任何道德情感，如二胡曲《空山鸟语》、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又如一些有曲无词的古典器乐曲。而反映出一定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道德风尚的一些音乐可以认为带有道德情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音乐是人创造的，音乐创作者不是孤立的一个人，音乐创作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的精神风貌、风俗习惯与道德观对于音乐创作者和普通民众具有同样的影响。艾涅斯库说：“音乐是一种语言，它能确切地反映个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质。”在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音乐创作者与普通民众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利益追求，甚至相同的信仰，在许多重要的社会生活方面，音乐创作者与民众完全相同。因此，音乐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反映每个人生长的地域、时间、文化、乡土人情、社会道德等，一些与社会道德风貌紧密相关的作品会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道德特征，这样的音乐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社会道德的因子。要了解一项音乐作品是否具有道德因子，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因子，就一定要了解音乐创作所涉及和反映的社会道德风尚。音乐美学家鲍埃修在对音乐道德属性的认知基础上，强调音乐的道德价值：“音乐不仅与思索有关系，而且也涉及道德。没有什么比得到甜美方式的安慰和受其相反情况的打扰更与人性相一致了……”[3]
如陈钢、何占豪创作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选取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题材，汲取越剧曲调为素材，大提琴与小提琴交相呼应演绎着“草桥结拜”“英台抗婚 ”“化蝶”，动人的旋律、鲜活的音乐形象、浓厚的民族风格、凸显的地方色彩，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对封建礼教顽强的反抗精神，控诉与鞭笞了封建礼教的罪恶，颂扬了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在这个音乐作品里，它的道德因子至少反映了人们的一种道德情感：包办婚姻是恶的，自由恋爱是好的。
同样取材于爱情故事，赵秀兰演唱的凄美绝伦的民族歌曲《孟姜女哭长城》便是源于我国古代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长期以来，这一历史故事题材被人们以戏剧、歌谣、诗文、说唱等形式广泛流传。故事生动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明朝近两千年漫长的岁月中，长城不断修补，无数的民夫被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强征修筑长城，从事各种劳役中最具代表性、最为残酷的一种劳役，望夫归家的民妇们不断上演孟姜女的遭遇。因此，《孟姜女哭长城》是劳动人民在承受无限度的劳役中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故事，生动地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的底层百姓被劳役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动人的故事，凄婉的歌曲（戏剧、歌谣、诗文、说唱等）是人们对封建统治者残暴无情的控诉，也是对被奴役的穷苦大众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渴望与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精神的歌颂。这正如孟姜女庙文天祥题联，两边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横额：“万古流芳”。
（二）音乐传播中的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的，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系的，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音乐传播中的道德规范指的是在音乐传播这种社会行为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在人类的发展进步过程中，道德规范对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形成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及个人美德四大体系的社会道德规范。从广义的视角看，道德规范还包括法律，因为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法律也应当是音乐传播遵从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特别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如《著作权法》。从推动人类不断发展进步角度来看，社会的传播行为中必然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并恪守一定的道德要求，传播需要道德，道德也需要传播， 在完善、丰富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两者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每一个社会行为都应该遵守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音乐传播这一社会行为也不例外，比如：音乐盗版及其他音乐侵权行为不仅有悖于社会道德规范，也会违反国家的法律。我们人类之所以可以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进步，就是因为人类对美好的东西奉献大于索取，正能量大于负能量。
这在音乐传播领域也不例外，正是大量的善音雅乐通过音乐符号、声音和节律等，不断传递真、善、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它们符合音乐传播的道德规范，成为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因子。所以，音乐传播不但要体现人感性的情感，还要体现人类理性的责任，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音乐却忘记了这一点。如“十个男人 ，七个傻，八个呆 ，九个坏”这段歌词，
歌曲一推出便以其标新立异的歌词引起广大听众的注意。但此歌曲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影响却是负面的，我们的未成年女孩子们怎么去认识她身边的男性：她的父亲、哥哥及班上的男同学等，带给她们的是困惑甚至是信任危机。因此，虽然此歌曲唱起来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活泼轻快，但从音乐传播角度来看却是有违道德规范的。
（三）音乐传播中的道德教化
一件音乐作品一旦在大众中传播，音乐便产生了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功能和价值。音乐传播的艺术性即音乐用于表现思想情感和审美，是一种感性体验;音乐传播的实用性即用音乐达到艺术之外的目的的活动。音乐传播的道德功用便是音乐的实用性的重要内容。音乐传播的道德功用是指音乐被用于道德教化、宣传、认识等目的。
纵观历史，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等都把音乐传播作为净化社会风气和提升大众素养的重要手段。孔子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对于个人来说即为“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荀子认为音乐传播具有“正身行， 广教化， 美风俗”的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 “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 “音乐是求心灵美善的 ”。亚里士多德说：“至于音乐，人们以为仅仅是为了消遣，其实，音乐主要是为了陶冶情操”，具有“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 三大功能。从以上哲人大家的论断可以看出，这里的音乐均是指音乐传播这一社会行为，传播的对象是一个人或一个以上的人。音乐传播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对人们道德、意志、品格、情操来说，可以产生“潜移默化”的美育、德育作用，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寓教于乐”的音乐传播，既突出音乐传播的特殊功能又体现出其价值，达到教导人们追求真、善、美的目的，正所谓“乐者，德之华也”。
处在当今社会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古人对音乐传播的道德教化作用推崇备至。对于音乐的道德教化作用，我们今天的人们包括学界又是怎样来认识的呢？对此，存有不同意见，有肯定的，有否定的，笔者持有肯定的观点。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规定：“音乐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音乐教育应寓思想教育于音乐艺术之中。要注意音乐知识教学、音乐能力培养与思想品德教育的配合。”可见，中、小学的教学大纲肯定了音乐传播的道德教化作用。肯定者认为：多传播高尚音乐，让人们多受高尚音乐的熏陶，可使人们的情趣更加高雅;常听铿锵雄壮的歌声，可使人们意志更加坚强。高尚的音乐传播教育人、鼓舞人，让人斗志昂扬、奋发向上，低级趣味的、庸俗的音乐传播误导人，甚至毁灭人，使人萎靡不振，甚至想入非非。如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铁路局发现高尚的古典音乐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制止少数人对火车站设施的任意破坏。少数人在火车站随意涂抹、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屡禁不止，有关当局采用了种种防范措施也成效不大，每年铁路局要花大约1000～1500万澳元修复被损坏的设施。无奈之下，铁路局决定在火车站播放古典音乐。在连续6周中，铁路局在五个火车站播放贝多芬等人的古典音乐。车站中破坏公物的行为大大减少，有两个车站完全消灭了破坏公物的现象。这5个火车站的修理费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4，从大约8000澳元一下降到约2000澳元。[4]又如：多听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经典音乐，有使人去邪、向善、净心等方面功效。2011年“国际道教论坛”，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近2000名嘉宾齐聚湖南衡阳。开幕式晚会上一首由冰洁作词，李志辉作曲，毛阿敏演唱的《尊道贵德》主题曲，彰显晚会“尊道贵德，和谐共生”主题，成为开幕式晚会的“魂”。歌曲中词作者以“少私寡欲”“返朴归真”“道皆自然”等简炼而充满哲理的歌词，突出古老道教文化的神韵，曲作者运用娴熟的道教音乐元素，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为歌曲插上了旋律的翅膀。聆听此曲，如置仙境，如沐春风，心平气和。
音乐传播的道德教化功用包括音乐传播的道德教育。音乐传播的道德教育，就是一定社会的机构、组织或个人根据相应的道德规范，通过音乐信息的传递，对公众渗透道德影响的社会行为。古今中外许多人肯定音乐传播具有道德教育作用，如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贺绿汀认为：“音乐是培养人民高尚道德品质、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 他们这样认为的原因是源于音乐传播的特殊性：首先，音乐传播实现了无形（道德教育）与有声（音乐传播）的结合。其二，现代传媒的全方位、全天候特性应用于音乐传播，受众宽广。第三，把德育教育与音乐欣赏有机结合，以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正是这些特性，音乐传播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当代社会道德教育，并丰富了德育的方法、手段。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求：“积极探索新世纪新阶段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在全国各界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思路、新方法。许多大、中、小学在德育教学中有的放矢，将音乐运用于德育。如东北师大附中在音乐教师郝显东倡议下创建的“音乐与人的谐和发展”实验班，在《用音乐塑造未来公民的灵魂》实验报告（作者刘连生、孙嘉祥）中，介绍了实验班组建情况、实验课题与实验目的、具体的实验措施及产生“音乐之花结硕果”的良好效果。苏州市彩香实验小学周菁老师在长期教学中总结，“教师在备课时，应认真钻研教材，分析和挖掘歌曲中的德育因素，……纵观教材，有的歌曲具有明显的思想教育目的，属显性教材，如：《我们多么幸福》《颂祖国》《咱们从小讲礼貌》等。而还有一些教材，如：《山谷静悄悄》《小乌鸦爱妈妈》《热爱地球妈妈》《我们美丽的祖国》等歌曲，被称为隐性教材。”还有我们的《弟子规》名师斳雅佳老师用德行善乐《跪羊图》《感恩一切》《生命之河》等歌曲弘扬传统道德，也在社会起到良好效果。
（四）音乐传播中的道德宣传
近现代以来，音乐传播中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战争、生态环境公益等道德宣传活动中。如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死存亡时，就会有大量的鼓舞斗志的歌曲涌现。在法国大革命遭受外国军队武装干涉，革命岌岌可危时，《马赛曲》应然而生，极大地激励着人民斗志，奔赴前线勇敢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时，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表达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决心和意志，全国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团结就是力量》成为抗战时团结华夏大地中华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为全世界法西斯敲响了丧钟。呼唤和平的主题，如Beyond的第二张专辑《光辉岁月》的标题曲《光辉岁月》是为写给南非黑人人权精神领袖曼德拉的歌，歌颂他为平等权利而斗争的不屈精神，也表达出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种族歧视的声讨。郭峰创作的由三首歌曲组成的《让世界充满爱》，突出世界和平主题，成为也是中国公益歌曲的代表作。
人类的发展史是不断战胜灾难的历史，在灾难发生时，人类不断产生公益道德歌曲，这些公益道德歌曲的广泛传播都成为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鼓舞人们越挫越勇，永不放弃。比如，音乐传播广泛用于环保、救灾等公益道德活动。在国外，1983年起至1985年底，非洲经历着20世纪最大的一次干旱和饥荒。非洲有34个国家遭受大旱，24个国家发生了饥荒，近1.9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无数非洲儿童挣扎在死亡线上，人们慢慢已开始放弃为生存而努力。在大饥荒背景下，为救援非洲饥民，由黑人歌手亨瑞·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倡议，昆西·琼斯（Quincy Jones）担纲制作人，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与莱昂纳尔·里奇（Lionel Richie）共同谱写，美国45位当红歌星联合灌录《四海同心》We are the World，歌曲一经面世便震撼世界，风靡全球，成为当年全球热门歌曲。这首义卖单曲为非洲儿童成功筹款4千万美金，《四海同心》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公益歌曲之一。 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一首由齐达内等多国球星们演唱的为救助艾滋病人主题的歌曲Live For Love United， 其受人欢迎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在国内，随着我国公益道德事业的蓬勃发展，公益道德歌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热爱。同样Beyond的歌曲，一首呼吁人们爱护环境的歌曲《送给不懂环保的人》，唤醒人们的环境道德意识。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创作出的《生死不离》《心心相连》《北京欢迎你》等歌曲，都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一曲《爱的奉献》更促使无数人慷慨解囊。2011年，在广州援建汶川三周年之际，由汶川县委、县政府和四川音乐学院主办的“爱在汶川”感恩汇报演出在广州、珠海、惠州等援建城市举行。演出以“感恩亲人，汶川从悲壮走向豪迈”为主题，《汶川美》《尔玛人的新家》《爱是心的桥》《我们永远在一起》《爱在汶川》《羊角花开》《我祝愿》《因为有了共产党——汶川依然美丽》等一首首经典歌曲，生动演绎了汶川人民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从百年一遇的大地震大灾害中坚强崛起、重建美好家园的历程。2013年，在“中国爱”420芦山地震公益晚会上，众多歌手演绎了《祝福》《阳光总在风雨后》《红旗飘飘》等歌曲，用歌声传递正能量，用爱心温暖灾区。传播弘扬公益道德的音乐作品体现着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帮助人类勇敢的面对灾难，不断战胜困难，既鼓舞人心又承载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五）音乐传播中的道德认识
“音乐的信息通过大众传媒播送作用于几个层次。它们不仅影响美学的接收，而且也影响情感和作为整体的人的智力的，身体的和道德的领域;因此，对于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基础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除了哲学家以外，音乐家和社会学家自身也开始在音乐领域和它今天的技术环境中看到了道德问题，像伯格森（Bergson）已经从一般的哲学的立场所陈述的：他们认识到，现代世界、现代技术和现代艺术的发展要一种‘心灵的补充’。”[5]《礼记·乐记》云：“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因此，在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音乐传播就具有了道德认识功能。罗曼·罗兰说，“不可能有什么能使我们认为：还有比本身就是时代的海洋的音乐更美好的东西。”
音乐与政治、经济相通，与人心民意也相连，世道太平时的音乐充满安适与欢乐，其政治必然平和益民;和谐为民的政治，又必然受到民众的拥护与颂扬。所以，从社会普遍的音乐传播可以认识世道的好坏、人心的向背。如《玉树后庭花》所示：“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是由陈后主写的著名的亡国之音，当时他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演唱他创作出来的千古名句。陈后主陈叔宝，小字黄奴，他即帝位的时候，北朝的隋文帝杨坚正大举任贤纳谏，减轻赋税，整饬军备，消除奢靡之风。随时准备攻略江南富饶之地，而陈后主竟然奢侈荒淫无度，臣民也流于逸乐，给隋朝以可乘之机。唐朝大诗人杜牧夜泊秦淮，闻岸上酒家女子还在月下高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声凄婉，兼蕴南朝幽怨气韵，良夜宁静，益增遐思，于是作《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音乐传播中的道德认识功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乐歌基本上是情操（道德性格）的表现”，且认为节奏与乐调能表现道德品质。在其音乐美学思想中，他表明：“在关于美的艺术之性质的整个探讨中，都背着道德主义包袱”。
三、音乐传播的道德选择
通过分析以上音乐传播中的道德因子，我们的音乐传播如何道德选择？这里的道德选择主要讨论音乐传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德方向。习近平同志在《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中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儿童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深受革命传统教育和奉献精神的熏陶;70年代出生的儿童是伴着《歌声与微笑》《小螺号》的歌声长大的，尽显劳动的淳朴和追求幸福的信心;80年代出生的儿童是在《丢手绢》《小小少年》的陪伴下自由成长的，儿童无邪、灵活的天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必须加大思想道德建设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以点带面，对我们的音乐传播具有很深的启迪意义。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音乐传播具有强大的指引作用。因此，我们音乐传播的道德选择就是要响应十八大精神的号召，以弘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及个人美德为己任，充分利用现代化、多样化和便利化的音乐传播渠道，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2013年四川省社会考级少儿声乐8级歌曲《白洋淀》《绒花》，既符合音乐考级的技术要求，又引导孩子健康向上，在兴趣、乐趣中参加了社会正面意义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
责任编辑：朱婷
参考文献：
[1][2]曾遂今.音乐传播学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3][意]恩里科·福比尼.西方音乐美学史[M].修子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4]古典音乐“制止”破坏车站设施[N]. 扬子晚报，2000-5-01.16：41.
[5][美]伊沃·苏皮契奇. 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M].周耀群，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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