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测定青蒿素的分子结构，这不单是未来研究成果发表的核心依据，更是传统医学迈向现代医学的必经之路。
为了检验药物效果，屠呦呦第一个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
发现和研究青蒿素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疟疾。想要造福人类，就必须应用于临床，而从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到青简素药品之间，还有不少关口要过。如何进行接下来的试验，同事们之间却起了争议。最终还是屠呦呦一锤定音：“第一批试验者由我带头，还有人参加吗？”在屠呦呦的带动下，最终同一个科研组里的岳凤先和郎林福两位同事也一同参加了试验。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身试药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作为研究药学的专家，屠呦呦心知肚明。
1972年的盛夏，阳光灿烂。屠呦呦躺在了东直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阳光洒进病房，窗帘随微风荡漾，屠呦呦吞下了实验用药。屠呦呦能如此镇定的在自己身上试药，不单是因为她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青蒿素的发现者，她对自己的研究有着绝对的自信。最终试验的结果也正如她所愿，含有青蒿素的中性部分对人体并无明显影响。1973年的8月，第一批使用青蒿素的抗疟疾片剂被生产出来，在确认无毒性之后，实验人员在海南昌江疟疾区进行了临床验证。青蒿素在临床上展现的实力很快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嘉奖，在1978和1979两年里，连续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和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青蒿素走向世界，发挥巨大作用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主持召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学术讨论会。当时的中国希望借由这次会议，将青蒿素推向世界。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了《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
不过，按照国际惯例，新药要得到认可，就必须要由一个公认的法定机构派员对生产厂的生产条件和生产管理进行实地考察，并做出评语，这就是GMP检查。为了迎接GMP檢查，国家专门拨款对制药厂进行了技术升级，但接受检查的三家制药厂却最终都没有通过测试。青蒿素的出国之路再次受挫。
直到1990年，世界三大药企之一的诺华公司就复方蒿甲醚和中国达成合作，并在1994年签订了20年的合作协议。直到这一刻，青蒿素类药物才真正的走出国门，迈进了国际市场。此后随着中国药企的不断升级改造，越来越多的青蒿素药物也走出国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青蒿素类药物开始进入非洲大陆，被许多国家列为一线用药。
有一张分子结构图是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分子结构的时候合成的化合物，名叫双氢青蒿素。随后屠呦呦通过七年的努力，完成了抗疟新药——双氢青蒿素及其片剂的研究开发，并在1992年获得一类新药证书。到1993年10月，双氢青蒿素产品“科泰新”走进了非洲肯尼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以其“活人无数”的功德，成为了东非大草原上的抗疟传奇。
如今青蒿素类药物已经成为了抗疟战场的主力，数亿人用青蒿素对抗疟疾，上百万人因青蒿素而免于死亡;东南亚国家、非洲的疟疾死亡率减少了50%。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屠呦呦和她的青蒿素家族做到了。
一个美国科学家的不断推荐，促成了屠呦呦获得诺奖
这是诺贝尔奖的提名和评选程序：9月，寄出邀请函。诺贝尔委员会向够资格提名的人发出邀请提名的信件。次年2月，提名截止。2月至3月，产生小名单。3月至8月，顾问审查小名单。10月，产生诺贝尔奖得主。12月，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要想参评诺贝尔奖，就必须有一个推荐人，这个推荐人可以是往届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可以是诺贝尔委员会认可的专家学者。事实上，青蒿素在国际抗疟战场上的大显身手已经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路易斯·米勒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手里就拥有诺贝尔奖的提名权。2007年，米勒与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去开一个疟疾与传染媒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直关注着青蒿素的米勒不断地向人询问，谁知道青蒿素到底是谁发现的，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在米勒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一个堪称伟大的发现，竟然没人知道发现者是谁？
有一天，米勒与同事苏新专在午饭时聊天，聊到兴起，就对苏新专说：“青蒿素的发现很重要，应该去评个奖。”苏新专愣了一下，说：“是啊，也许应该去评诺贝尔。”米勒略微思索了一下，说出了一个词：“可以。”自此，米勒有了将青蒿素的发现者推荐给诺贝尔委员会的打算。
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其实这个问题，不单困扰着米勒，也困扰着当时的中国人，因为特殊年代的关系，当时发表的论文报告，或是新闻报道，很少突出具体的个人，而多以集体的名义出现。
1978年6月18目的《光明日报》，刊载着这样一篇文章《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报道中算是比较细致的，就算是这样，也仅仅以“那个实习研究员”来代称屠呦呦。
由于特殊年代的关系，当时科研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并不是那么规范而及时。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发表论文，是1977年《科学通报》上的这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青蒿素》，署名是“青蒿素结构协作组”。其英文论文则到1979年才正式发表，用的是“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的集体笔名。
1996年的6月，屠呦呦收到了一封来自求是科技基金会的邀请，上面这样写道：屠呦呦教授，您在采用乙醚提取青蒿抗疟有效部分的研究工作，所得的心得与成就，对社会及人类健康有实质的贡献，经周光召院长郑重推荐及经本基金会顾问团成员评审，获得一致肯定。本基金会决定将您名列1996年度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青蒿素奖”十位得奖人之一。
后面还有这么一段：拟请您为主讲人之一，请对所属学术领域中的研究心得及成就，作以报告，时间约十五分钟。
接到邀请函之后，屠呦呦十分重视，不仅专门写信回复了求是科技基金会，也积极地做着演讲准备。在8月31日的学术活动中，屠呦呦按照年月顺序谈了青蒿素及双氢青蒿素的研制历程。不承想就在这次演讲中出了乱子，现场有一位科学家起来指责道：“谈这些干什么，青蒿素是你们先搞出来的吗？现在523办的领导都在这里。”其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意思是，青蒿治疗疟疾历史上早已有之，并不是哪个单位、哪个人的杰作。瞬时，现场气氛剑拔弩张，在场的记者们纷纷将镜头转向了屠呦呦。
时隔多年，我们无从揣测当初屠呦呦走出会场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但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对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它就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如今，每当人们再次翻开那些当年的旧资料，仿佛又看到那个特殊年代，那群斗志昂扬的年轻人，夜以继日，向疟疾发动冲锋的往事。
有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开具的《关于屠呦呦研究员为抗疟新药青蒿素发明人的证明》，这里是这样写的：屠呦呦研究员结合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绞汁”服用的经验，改进了提取方法。这篇证明材料的最后是这么写的：总之，屠呦呦研究员在青蒿素的发明研究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这项发明的第一完成人，特此证明。后面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醫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公章。
另一份文件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应对社会上对青蒿素发明人争议一事系统整理的相关材料目录，并附有这样一句话：院科研处，关于青蒿素的发明人一事，在社会上多有争议，中药所依据事实，有充分证据和理由说明青蒿素的发明人应属屠呦呦教授，根据张院长指示，我们将有关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上报院科研处备存。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材料不单包括发表的文章和书籍，还有一些一手的证明材料，比如第五条，国家科委（96）国科成管便字第014号证明材料。第七条，高合年、崔楷、章国镇三位老干部出示的证明材料。
在这些真实的文献面前，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研究的代表人物，实至名归。
从1972年到2015年：艰难的获奖之路
2011年，在大西洋彼岸的《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青蒿素及屠呦呦贡献的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
文章从523项目的组建，到青蒿素发现的过程，再到后期的临床，都做了细致的介绍。在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尽管战胜疟疾的任务依然艰巨，屠呦呦和她的中国同事发现的青蒿素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青蒿素的发现不愧是现代医学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苏新专，还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
这篇文章的发布，也是为了配合2011年的拉斯克医学奖而发表的，拉斯克医学奖是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在医学界又被称作“诺贝尔奖风向标”，这个风向标可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获得拉斯克医学奖后再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非常高。
这一年的拉斯克医学奖就颁给了屠呦呦，评委会认为屠呦呦的研究有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进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这一年，屠呦呦飞抵美国，收获了属于她的荣誉。而路易斯·米勒，在之后的每一年里，递给诺贝尔委员会的提名名单上，都写着一个名字——屠呦呦。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洛琳斯卡学院发布了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
其实从历史上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总共颁奖105次，获奖者207人，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58岁，而屠呦呦已然85岁高龄。如果从1972年11月屠呦呦科研组在青蒿中提取出有效抗疟成分算起，已经是四十三个韶华光阴了。
回到1972年的夏天，屠呦呦躺在北京东直门医院的病床上，吞下药，用自己的身体直接感受药性。这一幕，和200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班瑞·马歇尔（Barry·Marshell）又是何其的相似。当年的马歇尔为了验证幽门螺杆菌致病的假说，吞服了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证明了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溃疡。而诺贝尔奖，不正是奖励给这些在科学上有献身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的科学家吗？
在发现青蒿素艰苦的实验过程中，因为大量接触乙醚等化学物质，使屠呦呦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2015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办的颁奖晚宴上，屠呦呦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荣誉，而即将到来的12月30日，则是屠呦呦的生日。或许，这枚奖章就是她最好的生日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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