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悬棺，学界共识其为中国及东南亚悬棺葬的源头。它是武夷山贡献给人类的一种奇特的葬俗，更是超出葬俗之外的一个难解的文明谜团，可谓是上古文明史的世界性悬疑之一。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科研人员就开始向这个世界性的悬疑发起冲击。由于这些悬棺超过了科学家既定的认知水准，以致三十年过去了，人们至今仍未能解开悬棺之谜。但从前年以来与武夷山相距不足百里的浦城县在考古上接连获得的重大发现，却对解答悬棺之谜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本文试就实证与推理相结合，对武夷山悬棺密码作出蠡解。
武夷山船棺外力密码及其诠释
1.武夷山船棺成棺年代、制作技术与历史认知
经对观音洞船棺和白岩洞船棺进行碳14实验测定，成棺年代大致在距今3200～3700年之间，相当于商代期间；参考成棺年代迟于武夷山悬棺的江西圆形棺在距今2500～2800年之间，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期间，总体推定武夷山悬棺处在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
船棺取材为楠木，楠木是质地坚硬树种。从制作技术上看，武夷山诸船棺形体完全相似，造型规整，轮廓流畅，棺木四周均刨凿成直角，棺床棺盖套合紧密，棺木刳空，厚薄均匀，而且整棺制作中还采用了刨、凿、砍、削、锯等多种工具和多种工序，绝非石器工具所能胜任，因此可以判定武夷山船棺葬不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水准，起码应是青铜器时代的产物。
这就让考古科研人员遭遇到了一个历史难题：按中国文明发展史，商周时期是中原地区青铜器鼎盛时期，而福建古称闽地，当时正是被视作草莱初辟的“原始社会”时期，最多也只是刚刚进入到新石器向青铜器进化的时期。武夷山悬棺这样的生产技术连同期的中原也无法办到，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极为困难，而草莱初辟的古闽地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生产工具和文明水平？
2.对历史难题的重新诠解
自古以来，上古闽地除了《山海经》、《周礼》有疏疏几笔记载外，基本不见于史志，而新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却让我们源源不断地接收到古闽地上令人吃惊的文明信息：漳州莲花池和三明万寿岩的考古发现，表明远古时期闽地即有先民生息；一万年到三千年前的浦城猫儿垅和福州昙石山古闽地墓葬的陶器，其生产工艺和规模、烧制温度、坚硬程度、细腻度等很多都接近于瓷器程度，已远在同期北方制作的陶器水平之上。
特别是近两年间来对浦城土墩墓的抢救性考古挖掘，更让我们对古闽文明产生意外的惊叹。在楚王墓中发掘出了2500年前允常的天下无双“越王剑”，而浦城的土墩墓一打开，比允常早1000年的古闽地，已不是一把而是一批这样的无敌锋镝今天还闪着寒光！
武夷山船棺的外力密码和浦城的青铜剑是这么地吻合：当北方铸冶“鼎”的技术炉火纯青时，古闽人铸炼刀斧的技术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合古闽地其他青铜器陶器等事实，我们完全认识到了古闽族的发达水平。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块长期被看做蛮夷而并不蛮夷的地方，这是一个长期被视为蛮夷而并不蛮夷的种族。可以说福建上古时期的古闽族人有着异乎想象的高度文明，他们既有制作船棺的生产技术能力，也有把船棺架到天洞的能力！
武夷山船棺内在密码及其诠解
1.舟船形棺椁可能是古闽族人回归的期盼
船棺除了棺床做成舟船形外，棺盖还制作成船篷形，棺床后隔板处还有方形孔，像是船桅杆的插孔。这种船棺与自古流行于东南沿海疍民的独木舟不但造型相似，连用材也大多一致，它应不是事物间的巧合，而是事物间的联系，揭示了古闽人与海洋的紧密性。它可能意味着古闽族人连死都要“我祖乘船来，我要乘船返”。
如果作这样理解，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志《山海经》记载的“闽在海中”就不再会被我们看作为荒诞的传说，而恰恰是真实的写照。“闽在海中”有人认为是指其为海上岛屿，有人认为是指其为临海陆地，有人认为包括了从东南之海至武夷山脉之间的陆地和岛屿，虽然莫衷一是，也没人能够准确指明古闽地域和古闽地貌，而且古地质地貌数次升降数次海侵时而为陆时而为海时而为岛也确乎无法一锤定音。但是这块地总是与海有脱不开的关系，而且东山陆桥的研究也证实了古闽地海陆的变化，有学者更证明距今五六千年前福州为海湾而周边乃为岛屿。闽地彼时是“面向海洋的文化圈”，因此自然被古人视之为“海中”；且“武夷”与“东夷”其实就有地名上的暗示性。因此“闽在海中”可视为古闽地貌的真实情形。
既然“闽在海中”是真实的，那么有的学者把“闽在海中”解读为“闽来自海中”也具有合理性。因为这一解读又破解了另一个问题，即古闽族人原是海上居民。古人类学家通过对人类基因的研究，对自古以来“将南中国汉人看成是北方汉人南迁”，把古闽地原住先民与中原种源接上“正统”延续的传统历史主义演化论进行重新审视和质疑，得出了“南中国人”的来源路线是非洲—印尼—华南的基本脉络；考古界也拿出证据，黄春荣先生在其《闽越源流考略》中否定了古闽人是“北人南迁”的先验性假设理论，指出：“已出土的距今18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和3～1万年的人类化石，说明该地区在帝喾、尧、舜之前已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从福建田野调查看，“贝丘文化”代表的生活在濒海的福州昙石山遗址上的古闽人，被鉴定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山地文化”代表的生活在内陆的武夷山武夷闽人，被鉴定为“南方蒙古利亚种”。如果不冠上“蒙古”这个字眼，“南亚类型”和“南方利亚种”其实就是一个词意，即他们源近于马来人种。
因此我认为，古闽人把棺椁做成船形，表达出了这样的指向：他们的先民是海上居民，他们是由海上而来的，他们把船棺架壑升天，是回归祖地的期待。
2.随葬的棕黑卵石可能是古闽种族的肤色崇拜
马来人种以较矮小、皮肤棕黑为特征。古闽族符合这一特征吗？船棺中出现棕黑卵石，是不是暗示着这是古闽人的种族崇拜？
人类学者对我国40个人种群体的Gm血型样本进行分析后，取得很有意思的发现：南北方汉族的Gm血型大致在北纬30度附近形成分界线。从地理上看，这一分界线几乎就是以长江为界。而且这个南北差异，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形成。研究者还对我国出土的颅骨进行聚类分析，也得出了两大聚类：北方属蒙古人种大陆支，南方属蒙古人种海洋支，因此相对于北方人而言，矮小黑瘦的长江以南人，更接近于马来人种。他们的血清分析及骨殖分析和历史的传述是相吻合的。当年郭沫若曾指出：“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
从实证上看，古闽人与现代科学分析及古代记载是一致的。古闽人的身形和肤色，在昙石山人身上都有验证，从其骨骼化石上判断，最高身高不足160厘米；而肤色，专家称与黑人相似。武夷闽人同源于马来人种，那么用昙石山人可证武夷闽人，而且我们也的确从古籍中看到前人对福建、对武夷山黑色人种的许多记载。史籍中常把古闽人称为“闽濮”、“闽越濮”，后来“濮”转称为“仆”，这“仆”就是小黑人的意思。宋《太平御览·鬼神部》又记载闽西等地有“山都，形如昆仑人……棺葬法，每在高峰树杪或藏石窠间”。“昆仑”即自古对海外棕黑人种国家的称呼，“昆仑人”即黑人。而《山海经》本身就记“南山有羽民国”，这南山就是武夷山，这羽民国就是谬以为武夷山人能高飞。郭璞对“南山羽民国”有个很有趣的注解叫“卵生”。人类卵生的神话是马来文化的特征，而中国的卵生神话显然是马来文化的舶来品。
据此我们推论，船棺中的棕黑卵石，大约既是古闽人对自己种族卵生神话的信仰，也是对自己马来人种漂泊而来的肤色纪念。
3.龟壳鳖甲和龟形板可能是古闽族的图腾崇拜
闽，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这样注释：“闽，东南越，蛇种。”后世更有人接过许氏的诠释，干脆把“闽”与蛇的关系坐实：“闽为山地，多出蛇之类，故门下增虫字，以示其特性。”“蛇种”的界定，从此把闽人与蛇崇拜紧紧绑缚在了一起。
自古人们都以为“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是蛇虺出没的荒远之地，所以许氏之说从来没人怀疑。甚至为了证实闽人崇蛇，人们还找出了若干实证。
古闽人是不是崇蛇？我们打开《山海经》惊异地发现：书中记载畏蛇敬蛇的种族不下20个，但述及闽地时，偏没有只言片语提闽人敬蛇。又读《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一节，领悟了周王朝对“大华夏”周边的“少数民族”有鄙视之意，均取用虫蛇来命名各种族，故“闽”字门下之“虫”并不意味着是蛇。我们在今天的考古工作中发现，凡是在闽越国之前的遗址上出土的陶器，只看到席纹、叶状纹或其他的几何图纹，并没有一个陶器上有蛇造型或者蛇图纹，即使是近似蛇纹的“S”型、“回”型纹也极为罕见。
去年笔者在拙作《闽台上古文化悬疑》中曾提出“闽人不崇蛇”、“蛇是越人崇拜物”之说，认为闽人崇蛇是对古闽族的误读，而蛇实乃越人的图腾。因为上古人们认识闽地始自春秋时期的“闽越国”，而“闽越国”时的古闽族人已在侵凌和高压之下消遁，闽地实质已成越地，闽人实际已是越人，因此自古以来人们误把古闽族笼统认识为“越人的一支”。而越人是崇蛇的，这从近年江苏发掘出的越王墓群地下实物中大量的蛇图纹蛇造型中得到了充分的佐证，也从今天流行于闽北的保留有很多古词古音的建瓯方言中仍把“越”读成“蛇”音得到佐证。所以蛇崇拜并非闽地土产，而是越人入闽将该族的图腾带入闽地的，包括今天台湾土著仍有的蛇图腾，都可能是那个时期越人治闽所遗。可能古来学人不解其情，移花接木把闽越国时越人所有的蛇崇拜特征对古闽人作了转赠和嫁接？笔者之说让史学界感到惊疑，但考古界却认为目前的田野发掘支持了笔者的观点。
图腾崇拜是一个民族判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是一个民族的特性。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基本证实了古闽族人与海洋的紧密性，另外有趣的是，汉武帝祭祀武夷君时也用的是鱼干而不是陆上或空中的禽畜，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表明了古闽族人身上留下了太多水上居民的特征。但即使他们上岸安居并且创造了岸上文明，也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海归派”的身份，所以帮助他们回归祖地和保佑他们在水上生产生活的最好寄托物，无疑地就指向了“龟”。 龟与水文化有最密切的关系，本来中华民族自古就视龟为神，它与龙、凤、麟一样是中国四大灵物，而相对于农耕民族，它更受水上民族的特别推崇，是水上民族的“水母”。因此龟既是古闽人眼中的神尊，也是他们与祖宗的联系，龟顺理成章成了古闽族的图腾崇拜。这就是船棺的随葬品中为什么总有龟壳鳖甲，或者至少也有龟形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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