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超低人口生育率对我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全面二孩政策作为人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对扭转人口生育率下降趋势具有积极意义。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释放了人口生育意愿，但在目前不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导因素。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经济因素是目前影响我国人口生育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得到广泛认可;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生育意愿还存在争议;社会资本与社会福利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因人而异;环境、公共服务、身体、经历、朋辈压力、户口、职业性质等变量亦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相较而言，国内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可以再拓宽，全国和各省市的比较研究可以再深入。
关键词：全面二孩;人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人口安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8VZT004）。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01-0094-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01.009
我国在2010年前后被人口学界列入超低或极低生育率国家，我国人口再生产、人口结构面临严峻考验。人口减少、人口萎缩和人口老龄化持续影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减缓又将压力转移到人口再生产，形成循环往复的低生育率陷阱。这不仅“动摇大国根基”[1]，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还阻碍我国实现民族复兴。我国在2013年和2015年相继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试图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人口生育意愿，促进人口再生产，保障人口安全，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但数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所产生的效应在两年之后就出现了回落，这意味着新的人口政策在释放人口生育意愿方面发挥作用但并不能持续刺激人口再生产。而全面地分析影响人口生育意愿的其他相关影响因素，对规避人口风险、陷阱，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人口生育率下降影响了我国发展，政府制定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政策积极回应，拟释放人口生育意愿，达到增加人口的目的。但这两大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表明影响生育的因素复杂多样。全面探讨人口生育影响因素，对新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生育率下降对我国发展产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五分之四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率都开始大幅下降，这被认为是生育行为的全球化[2]。我国也不例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生育率逐步下降，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据估计，这一政策使我国在约30年里减少了4亿新生人口，使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21世纪初的1.8左右[3]。尽管在这过程中，独生子女政策在多省有细微调整，比如允许农村夫妇或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但2015年我国的总生育率还是降到了1.5到1.6左右，部分学者认为总生育率实际上比官方公布的还要低，甚至可能低于1.2[4]。而在上海等较为富裕的城市其人口生育率更低，仅为0.6[5]，远低于世代生育更替水平2.1。
“人口决定命运”，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会对自身乃至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会产生重要影响，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讨论和担忧。首先，我国深陷老龄化陷阱，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削弱我国作为21世纪亚洲主导者的持久力[5]。其次是人口供给失衡，导致劳动力、婚姻市场、家庭规模、性别偏好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再次是老龄化和人口供给侧失衡造成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剩男剩女、空巢老人、“失独”家庭、独子难教，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萎缩，年轻劳动力、兵源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未富先老”等等[6]。当前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及其对政治社会的系统性效应。据研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73%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68%、2020年的60%、预计2035年的60%左右，这意味着市场规模缩小、经济活力不足、国家养老负担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主要依靠年轻一代，因此年轻劳动力人口供给的占比下降也将导致总的国家生产力、经济增长能力下降;而经济能力、实力的下滑也会对地缘经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7]。与邻国印度相比，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030年被其超越，到21世纪中叶，印度将拥有10亿劳动年龄人口，比我国多1.3亿到2亿;届时，印度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为37岁，中国为46岁;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我国总人口的23.9%，但只占印度总人口的12.7%。显然，印度劳动人口更显年轻且数量充足，而这将削弱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减缓我国崛起[7]。而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生育率也比我国高1.8，这值得关注和重视。超低人口生育率陷阱引起了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人口结构问题可能成为我国“看不见的致命弱点”[8]。
（二）我国及时调整政策应对低生育陷阱
我国高度重视人口发展问题，并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2010年，“稳定低生育水平”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9]替代。2013年，我国放宽生育政策，允许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以前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目的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尤其是克服人口老化和出生性別比的失衡。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结束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全面二孩，保持一个适当水平的生育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强调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减缓人口老龄化来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亦通过了修正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相关内容做了修订。与2002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比，2015年底修正的法案删去了第十八条“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的内容，“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10]被更改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第二十五条“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也被修改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11]。政策颁布之后，政府将原法定产假98天延长了30天;取消了晚婚假，将陪产假延长了5天，现在达到15天;还增加了生育補贴，具体到各省份有所不同。国家通过各项措施，提高生育率，增加人口，缓解经济下行压力。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人口，推出更优惠的落户、住房、人才引进政策亦佐证了这一点，因为人口流入代表资金流入，资金流入的地方往往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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