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写古诗文的书法作品
观赏书画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嗜好，许多业外时间都消磨在了博物馆、书画展览会和文化市场上。观赏之际偶尔会作一些笔记，也有将心得写成小文的。
审美眼光是逐渐养成的。起初不善鉴赏，站在传世的名家艺术面前只是有一种敬畏心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是第一难事。历朝历代诗文著述汗牛充栋，书法家却是屈指可数。我对那些既是著作家，又是书法家的名人，向来十分钦佩。我自己常常以诗人自居，颇有一些自负，但对于书法之道却不敢问津。以前去看书法展览时，只是看其书写内容，如果写的是我喜爱的诗文，看得便仔细，如果写的是陈词滥调便不大在意，而对于书法艺术本身却不分轩轾，不敢有一言褒贬。后来看得多了、熟了，才似乎稍能领会书法的要旨。
一次陪客人游平遥，看见街头小铺里挂着四条篆书，也算四条屏吧，只是条幅很窄，长度也不过一米稍强。作者王尔度，晚清人士，名气不大。这种东西是现在的收藏家看不上眼的，大概在店里挂了很久都无人问津。我却注意到篆书的内容，居然是《诗经·周颂》中的诗篇，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因为我所看过的书法中，几乎没有人写《诗经》，更何况他写的是我们当代人多已陌生的《颂》，这便使我驻足良久。
四条书法，正文约八十字，写了两首诗。前面一首是《丰年》，后面一首是《有瞽》（瞽音古），这是《周颂》中次序相连的两个篇目，都是祭祀的乐歌。就我的阅读而言，感到后面这篇《有瞽》更为有趣。瞽就是眼盲，盲人往往对音乐敏感，周朝那时以盲人为乐官，祭祀的时候由盲人乐师演奏乐器，他们就被称为“有瞽”。原文如次：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设业设虞，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鞉磬柷圉。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
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诗中的“业”“虞”“崇牙”，都是陈列乐器的设施。“应”“田”“鞉”（音桃）“磬”“柷”（音祝）“圉”（音玉）都是古代的打击类乐器。将这首诗译成现代语言，大意就是：
乐官啊乐官，这是周室祖庙的庭堂
这里的音乐设备，竟是多么地辉煌
鼓啊磬啊箫啊管啊，乐器满目琳琅
演奏起来吧，让美妙之音洪亮高扬
先祖们神听好享，歌乐庄严又安详
宾客们留连忘返，直到最终的乐章
对于古老的祭祖仪式，以及古代的那些乐器，我们已经非常陌生，遗留下来的古诗篇却使我们仿佛隐约听到了三千年前的鼓乐回声。王尔度选择这篇诗歌作书法，可见他的文学修养极好。据《广印人传》记载：王尔度，字顷波，暨阳（江苏江阴）人，篆书、刻印以邓石如为宗。邓石如是乾嘉时期的书法篆刻大家，后来宗法者甚多，有“邓派”之称。清同治十一年（1872）王尔度摩刻的邓石如印集，与原本丝毫无间。这四条书法作于光绪九年（1883），小篆亦似邓石如，结字规整，皆本于《说文解字》。
2 崔致远书《在宥篇》
清康熙朝进士崔致远，号静庵，山西曲沃人。曾调四川任县令十年，康熙末、雍正初为吏部主事、掌印给事中。因其父去世，回乡居丧，假满赴职时不意遭人弹劾，被流放到北疆边塞。曲沃县志说崔致远的流放地是“艾湖”，显然记载有误，实际应是艾浑，即是现在黑龙江的瑷珲。
崔致远不愧为大丈夫，到了瑷珲那种边地，当年极其偏僻荒凉，一住十多年，不知忍受了怎样的艰难和孤独的煎熬，而他竟能达观居处，在那里潜心研究《易经》。乾隆初年遇赦回乡，所著《易注》及《洪范传》于乾隆八年刻印行世。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已被列入中国古籍善本。
有道是字如其人，崔致远的行书苍劲雄健，笔画挺拔，内中蕴含着坚忍不屈的意志和洒脱淡定的情怀。据说他的书法在清早期颇有影响，“海内咸宝之”，如果能在朝中官至三台八座，一定是名声显赫、传之后世的大书法家。可惜他仕途不利，官职不高，又遭远谪，他的书法也就渐而被人遗忘了。
崔致远的存世书法作品极少，曾见他的一帧手卷，卷首已残缺。读此卷文字内容，可知是《庄子·在宥篇》的一部分，若是卷首不损，应是自“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写起，写到“游者鞅掌，以观无妄，朕又何知”，共书写一百九十馀字。所摘书的《在宥篇》中这一段内容，写的是“云将”遇见“鸿蒙”的对话，其大意略释如下：
云将要去东游，经过扶摇树身边时，恰好遇上鸿蒙。鸿蒙拍腿雀跃，准备出游，云将见到他，他就停下来，站立不去。云将问：“老翁何人？为何那样雀跃呢？”鸿蒙不停拍腿雀跃着，对云将说：“要去远游！”云将说：“我想提个问题。”鸿蒙仰脸看着云将“吁”了一声。云将说：“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现在我有个想法，要合六气之精，以养育群生，这应当怎样去做呢？”鸿蒙拍腿雀跃着回头说：“我不知，我不知！”云将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三年之后，云将东游经过宋国的原野，又遇上了鸿蒙，云将大喜，赶快上前说：“您忘记我了吧，忘记我了吧？”于是叩头再拜，请问于鸿蒙。鸿蒙说：“随意漫游，不知所求；自由狂放，不知所往；只管遨游，以观察真机。我又能知道什么呢？”
上面这段文章，很有趣味。云将对现状不满，感到天地四时不和，存在问题很多，有一番整顿乾坤的理想。鸿蒙却拒绝回答他的问题，因为鸿蒙观察到了宇宙的真机，认为天道自然，应当无为而治，不赞成那种人为强行改造世界的做法。
崔致远作这一手卷的时间为“雍正六年秋八月”，应当是他被流放北行之际写下的作品。那时他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然而他找到了寄托，他将要像鸿蒙那样去自由遨游，在漫游中观察和体悟真机，而不让那些时政俗事来困扰自己。他后来在流放中研究《易经》，也说明他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中解脱过来，转向了老庄清虚淡静的哲学。在专制主义制度之下，许多读书人正是获得了这种思想转变，才使自己到达了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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