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国义(1971～)，男，安徽定远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人文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
徐敏(1972～)，女，浙江余杭人，法学硕士，杭州师范大学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历史学和教育理论研究。
关键词：文明史，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19－03
民国时期，以社会进化论、因果律、民族竞争为主旨的国史和文明史的新史学思潮已成主流，推动了学界以新史学为指导编纂历史教科书的热潮。加之时势的刺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的热心支持，以及一批研究有素的历史学者的参与，出版了一批有特点、有质量、有影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当前虽对于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尚无系统总结其特点的专文，本文拟作一尝试，以期对于当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有所裨益。
笔者以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以文明史为理想，使其有“全面”的特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其有“深刻”的特点；步趋时代的潮流，契合时代的脉搏，使其有“新潮”的特点；语言风格个性化，使其有“活泼”的特点。以下分别论述。
一、关注文明史和整体史的构建
从内容上看，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除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军事史外，还注意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史整合到教材中。余逊在其编著的《高中本国史(编辑大意)》中说：本书“于民族的融合、政治的变动、制度的沿革、社会组织的转变、学术文化的递嬗，皆分别述其特征，评其因素及影响”。朱翊新在其编著《本国史纲(例言)》中称“本书就体例综合编年与纪事之长，就性质则综合了政治、经济、学术诸史”。该书的内容包括导言、历代兴亡史、政制改革史、社会变迁史、学术演进史、国际关系史等六篇。其中“社会变迁史”和“学术演进史”占有很大篇幅，如“社会变迁史”涉及“礼教与风俗”“实业”“交通”“生活需要”“宗教流传”等子目类，仅就“礼教与风俗”而言，又涵盖“礼教的起源”“五礼”“丧葬之礼”“行军之礼”“相见之礼”“乡饮酒之礼”、乱伦逆礼、姓氏与名字、义侠之风、势利与气节、分评与清议、清谈之风、相墓之风、门第之见、“义男”之风、赌博与游宴、奴婢、下贱阶级、娼妓、从浇漓到敦厚、结社之风、健讼之风、社会改造运动、群众运动等。事实上，知道一个时代社会风俗或许比了解那个时代的帝王将相更重要。学术史上重要人物的影响也不一定低于一些帝王的文治武功。因而关注文化史、社会史，有利于展示历史的多面向，有利于整体史的构建，显然顺应了新史学的潮流。
何炳松在《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中阐明其著教科书的宗旨，认为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不单单研究政治、经济、学术、教育、宗教等的发展，还要理清它们之间交互错综的情形。陈衡哲的《西洋史》也特别强调文明史的著述原则。陈衡哲在该书《例言》中说：该书注重各种史实的背景、因果及彼此的相互影响。“若不求因果，但缕述某国某人，于某年征服某地，或其他类似的事实，那有什么意思呢?因此，凡是账目式的列举事实，或是献典式的颂扬战绩，本书一概摒弃”“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精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其《西洋史》的重心在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文艺复兴及近代欧洲文化，注重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理解历史。
二、有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一席之地
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绪论或前言会从历史的概念、意义、史料分类等人手谈及基本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知识。还涉及历史教科书中史料剪裁、编排的标准。如朱翊新在《本国史纲》的导言中详述历史研究的趋势、本国史的特点、本国史的史料、年代的计算等。又在“历史研究的趋势”一目中论及历史的意义、史学史、历史的分类、历史的性质、研究本国史的态度等。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考察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史学发展史经历了宗教化、文学化、政治化和科学化等阶段；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推往知来；历史的分类包括通史和专史；历史的性质是整个混一、错综复杂的；研究本国史的态度则是以中国为对象而有统观世界的眼光。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的绪论中也是首先阐述了历史的定义、史籍的分类、治史的方法、中国史的分期。
陈衡哲在《西洋史》的导言中畅谈研究历史的目的：“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人类还在生长的时期，所以他的传记也正如半开之花。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便是人类何以能从那个无尽无边的空间里、无始无终的时间里，发育生长，以至于达到他现在的地位。换句话说，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在《序》中陈衡哲还阐述了各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认为了解西洋史也有利于反观我们自己的历史。陈氏特别阐明要以“同情”的态度研究历史，不要惊讶于中世纪欧洲对待异教徒的残暴和十字军的乌合混乱，要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去考察。以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她对历史分期的认识：“历史的性质是一贯的，是连续不断的，他如一条大河，是首尾连接的，是不能分成段落的”“历史上的分期，正如昼夜的分期一样，中午确是白天，半夜确是夜间，哪一分钟属于白天呢?但这个模糊不明的苍灰天色却又是划分昼夜的最好界限呵!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运用历史的分期”。陈氏颇能将不易说明的历史理论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与教科书的特点非常契合。
何炳松在《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的《序言》中强调撰写外国史或世界史要格外注意“欧洲中心论”的陷阱。他说：“我们虽不可再抱‘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腐见，但对于中国以外各亚洲民族对于文化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中国最初的外国史教科书的编撰者们能有这样的见解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实在是一大幸事!
把最基本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知识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开篇辞确有必要，因为编著者有必要阐明其著作的取材、方法、立意，以及自己对历史和著史的基本认识。而对于学生而言，无论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只要学习历史这门课，就应该知道一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常识，一方面有利于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本身就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一部分。因此，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是当代中学历史教科书亟须补上的一课。
三、与时代的脉搏相应和
此处所谈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步趋时代的潮流涉及两层意思，一是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并吸纳前沿的学术成果；一是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导致史学致用功能的提升。
民国时期是学术成果丰硕、学术思潮汹涌激荡的时代，当然是新史学思潮对历史教科书影响最大，如前述之文明史的尝试，社会进化论大行其道。像发掘北京人这样
重大的考古发现也见诸许多教科书中，以否定中国人种“西来说”或“东来说”。疑古思潮也为多数教科书所接受。陈登原的《高中本国史》在谈到中国上古史时说：“我们要知文明是逐渐开展的，不必信任古代的创造者一定是一个圣人。如果轻信古有圣人，古有黄金时代，就要被托古改制的史家瞒过。”20世纪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渐成思潮，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序)》中称该书“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条”。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一切历史陈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下的意识。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绝。在教科书中，许多著述者将现实感慨见诸历史陈迹，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经世致用的功能。著于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颇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军阀混战。前述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称汉唐时期中国征服异族，宋代至清代中国多被异族统治，主要原因在于几个军人内讧。“这个时代(笔者案：宋代至清代)，中国所以辗转受累，始终不能强盛，也都是直接间接受军人的害”。“军阀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了”。并就安史之乱发出感慨：军阀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莫说保护国家，国家本没有外侮，有这班人就引起来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这班人就无从抵御了”。基于上述认识，吕思勉认为安史之乱应该是中古史和近古史的界限，因为中原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实力对比发生转折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陈衡哲在《西洋史(序)》中谈到撰写该书的动机时说：“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运用这个方法的工具，当以历史为最有功效了。”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激发中国学者学术报国的热忱。陈登原在其编著的《高中本国史》的绪论中说明读本国史的目的在于“推往知来，怀旧感新，留恋，激发情志，影响我们的活动”。本书的最后一段与其呼应“历史不是教人悲观，也不是教人乐观，而是教人兴感。我民族的创造力，在过去是怎么样!我民族之抵抗强暴，在过去是怎么样!我民族被亡于异族，而后来反正过来所用的辛勤，又是怎么样!常被困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终能得到绝处的逢生，又是怎么样!自然，吾民族的出路优裕，前途无限，有历史在保证她!有历史在警戒她!真的有历史在保证她，有历史在警戒她!”试图以历史教育激发民众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民国时期优秀的历史教科书莫不以“高尚志趣的养成，民族思想的激发为鹄的”。
四、语言风格多元，让历史“活”起来
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多强调以“语体文叙述”，简洁生动，力求以生动明快的语言让历史“活起来”的，陈衡哲的《西洋史》(1924)就是一部成功之作。杨翼骧称陈衡哲“不仅是第一个写西洋史的人，还是第一个研究西洋史的人”，其《西洋史》的特点有四：融会贯通，线索分明；夹叙夹议，有说明有论断；用自己的语言写，深入浅出；文笔优美。总之，陈衡哲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研究来撰写外国史。如她在论述罗马文化对欧洲近代文化产生的影响时说：“诗人说得好‘落红不是无隋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上古的末年，西罗马帝国即遭蛮族的蹂躏，而罗马的文化，却不曾以此忘其天责，结果是中古末年古文化的大复活。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又何尝是无情之物呢?他虽受了外来武力的摧残，化为泥土，但他却不曾因此绝了希望。这泥土怀着文化的种子，却跟着摧残者，走人了西欧各土，后来便在那里发芽展叶起来，为近代产生一个灿烂的文化。”陈衡哲的文笔幽默风趣，如谈到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扩张时说：“这两国开拓新土的兴致似乎是一天胜似一天了。不幸地球终究是圆的，他们一个向东，一个向西，永不间断地向前走去，到后来自然免不了要撞个满怀。”
但陈衡哲注意到不能以辞害意，求真毕竟是历史学的根本，不能以历史撰述的通俗性损害它的学术性。她说：“我编辑此书时，有一个重要标鹄，便是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者的心中。我既不敢将活的历史灰埋尘封起来，把他变为死物，复不敢让幻想之神将历史引诱到他的域内，却做他的恭顺奴隶。或者因此之故，我将不能见好于许多专门历史学家及专门文学家，但我若能藉此引起少年姊妹兄弟们对于历史的一点兴味，若能帮助他们了解一点历史的真意义，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显然，陈衡哲力图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将尘封的历史“活现”出来，激发起青年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这对于我们今天关于历史学的通俗性和学术性的讨论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上所述为笔者的管见，是对民国时期比较优秀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特点的总结。今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似乎已经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时代。文明史的倡议已经成为趋势，但还应增加些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基础知识。时代感是历史教科书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应在求真与致用之间寻找契合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的价值性应该以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前提。历史学须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真理，才能发挥致用的功能，而不能因迎合眼前的需要而牺牲历史学的客观性，否则历史教育将会产生副作用甚至有消极的影响。叙述风格须去除“入股腔”，当求平易活泼。在这一点上，陈衡哲的《西洋史》做得相当成功，可资借鉴。
责任编辑：杨莲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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