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史学史上，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无疑是最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这位史学大师一生笔耕不辍，留给后世极其丰富的史学著作和许多重要的史学遗训。他被后人誉为“科学历史学之父”，其开创的客观主义史学与兰克学派独步史坛，代表着19世纪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下面笔者就其客观主义史学进行简要评价。
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历史指定给书本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这句话被后人千百次地引用，似乎就是这句话首次揭示了客观主义史学的宗旨，即“如实直书”。
在兰克看来，历史著作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准确无误得到了保证，也就保证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他把各种历史事实看做是独立于史家的主观意识之外，只是简单地“出自那里”，等待人们来收集、分类、描述和解释；史家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够获取这些历史事实。历史学家除了要不遗余力的搜集、挖掘史料，不仅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原初叙述等材料，还要对不同版本或同时代不同著作进行校勘，了解史料提供者的个人性格、人品学风、治史能力、所处历史环境及其地位等多方面因素，以此来考订史料的真伪。他坚信用这种“外证”“内证”相结合的方法考证史料，通过语法、体例等史料表现形式判别史料，就能形成对史料的正确认识。这是兰克留给世人的最大史学财富。
在“如实直书”这一口号的指引下，历史学家们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相信历史学也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因此，兰克所代表的传统史学在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代表着19世纪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虽然兰克多次强调历史撰述要如实直书，但这远不是兰克思想的全部。兰克的史料考证方法以及消除自我的撰述方式是其确立历史学的科学性的法宝。他把历史看做是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神意的显现，“所有的时代都同样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明它的发展是有其道理的，而每一个时代都同样可以同上帝直接联系。”历史个案研究是特殊、具体的，而隐含在其中的内在“趋向”、上帝的神秘力量是一般性的、无限的。历史学就是从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的感知出发，最终触及到一般、无限的内在“趋向”、神秘上帝的，历史学的科学性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上帝的意志虽然是无处不在，每一事物都能体现上帝的伟大，但是，上帝似乎更关注某些特定国家、特定人物。这样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叙述以国家与政治人物为主题。因此，导致其史学研究也多局限于政治史领域，归根到底是“所用史料中证据的性质本身，致使叙述的范围从启蒙学者们的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压缩成注重政治事件、宗教事件和有权有势者活动的历史，脱离了他们更广阔的结构环境”。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相信在历史研究中能够摒弃主观性，可以不带感情色彩的反映客观历史。但是我们会发现，从兰克到吉泽布雷希特，从阿克顿到莫诺，哪一位“客观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不带有道德感情呢？其次，客观主义史学还认为历史的研究目的仅仅在于“如实直书”，而不需要追求那个崇高的任务，即“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然而，事实是既没有哪一部著作真正完整地阐明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也没有哪一位客观主义史学家不在教导现在。其实，任何被人们承认的历史学家都拥有对过去行为的解释权，他的写作正是通过利用这种解释权指导着现实。
客观主义史学在未来的世纪里不可能很快就消失，重要的是它给史学留下了新的史学批判方法，再有就是历史学家们追求真理的信念。如何不使历史学成为权力的附庸？在何种程度上历史具有客观性？这是客观主义史学带来的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滦县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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