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81［文献标识码］ D［文章编号］ 02572826（2007）05001105
1957年4月，毛泽东主席阅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王方名和黄顺基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关于形式逻辑和逻辑——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的质疑》后，于4月11日邀请二位学者以及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胡绳等著名学者到中南海讨论逻辑学问题，讨论时间长达6个多小时。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活动五十周年，2007年4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纪念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五十周年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地震局等各方面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了会议，并从不同视角就发扬自主创新精神的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中南海讨论的历史回顾
1951年，苏联组织了逻辑学问题大讨论，尔后《哲学问题》杂志总结指出，要完全清除形式逻辑中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响，这是因为：第一，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属于形而上学，体现的是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第二，形式逻辑的推理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联系。
受苏联逻辑学思想的影响，当时我国逻辑学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北京师范大学的马特为代表的一方坚持认为苏联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以周谷城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指出了苏联观点的错误之处，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
195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哲学院）逻辑学教研室的教师王方名和黄顺基，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4期上发表了文章《关于形式逻辑和逻辑——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就形式逻辑的属性问题对当时苏联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黄顺基教授说，当毛主席看到《质疑》的文章后，让康生打电话给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胡锡奎，要接见王方名和黄顺基两人，应邀参加讨论的还有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胡绳等著名学者。毛主席在座谈中的两句话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句：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很难呀!第二句：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呢？在学术争论中，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嘛，何必互相扣帽子，弄得如此紧张！毛泽东对周谷城先生说，你的观点和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独啦！大家讨论得十分充分和热烈，其间毛主席邀请大家共进午餐，他风趣地说：“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座谈会从上午10点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共6个多小时。黄顺基教授说，这次座谈会是对学术界和他本人的巨大鞭策和鼓舞，成为他后来几十年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强劲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哲学院院长冯俊教授说，从毛主席邀请部分逻辑学者和哲学工作者座谈这件事，可以看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毛泽东自己就有极大的理论兴趣和极深的理论修养，他日理万机，但还坚持阅读各种报刊书籍，包括阅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杂志，关注杂志上发表的人大青年学者们写的关于逻辑学的文章。他不仅了解理论界争论的态势和各派的观点，而且还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参与论战，但是他的思想与理论界是同步的。从这件事还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中央领导同志与学者的关系是亲密无间、平等相处的，毛主席请大家到自己家里一起来讨论学术问题，倾听各派的观点，虚心向学界和学者们学习，这既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极大鼓舞，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极大推动。
《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梁树发教授指出，《教学与研究》当年能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关注，是对《教学与研究》办刊工作的肯定和支持。这次座谈会是《教学与研究》的荣誉，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它一直激励着编辑部的同志们把这个刊物保持在一流水平，努力站在时代前列，为社会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毛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从座谈会邀请的人员结构和讨论的内容看，意义并不限于推动逻辑学本身，而是要加强理论建设，推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走向繁荣。把理论建设放在核心地位，是我们党能够领导革命和建设克服重重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今天我们纪念座谈会五十周年，首要之点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其次，毛主席直接关心逻辑学研究，与这位领袖人物的卓越品格和理论素养是分不开的。同时主席的关心方式也是独特的，即采取邀请学者进行座谈的方式，而且邀请的学者不论年龄和资历，这种自然交流的方式应该成为学术界和中央主管领导之间的一种常态交流方式。这样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有利于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王鸿生教授说，中国历史上素有王者与学者交往的传统，但现代革命领袖和学人的关系完全不同于王者与学者的关系。这种关系究竟应当如何确定，当然不能设定一种理想的模式，而要通过有个性的历史人物的实践来塑造。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实践者。毛泽东与学术这个主题可以从多方面透视：首先，毛泽东常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看待学术和学人，比如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他还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等。其次，毛泽东确实对许多学术问题都有独特见解，主张独立思考。毛泽东邀请王方名、黄顺基等人讨论逻辑学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章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学风。再次，如果把视野拓展一下，也可看到他和学者交往中的一些失误。今天直面这些事实和问题，有利于科学地认识历史，也符合毛泽东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中南海讨论对逻辑学的影响
黄顺基教授说，中南海的讨论对逻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逻辑学迅速普及到全国。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不讲逻辑的文件，看起来“是一场大灾难”，建议干部要“学点文法和逻辑”。这些措施有力地提高了党内对逻辑学的认识。（2）推动形式逻辑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自然语言逻辑。周礼全吸收了国外逻辑学家的成果，研究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张兆梅对文章写作中的自然语言的逻辑作了实证分析。另一个是数理逻辑。逻辑学的元老认为数理逻辑是现代的形式逻辑，是修正形式逻辑必不可少的。中科院胡世华组织了一个逻辑学学习班，北京大学王宪钧提出形式逻辑现代化，用数理逻辑改造传统形式逻辑。1960年黄顺基教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逻辑专业班和研究生班讲数理逻辑。由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打下了这个基础，所以改革开放到现在20多年，逻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目前，有几个方向值得注意：（1）自然语言逻辑，（2）思维科学，（3）人工智能，（4）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培育研究员指出，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关注逻辑学，与他本人对逻辑学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他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逻辑学对提高人们思维水平和表达能力，对革命理论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一方面积极推动逻辑学的研究工作，亲自指导那场逻辑学大讨论，鼓励逻辑学工作者独立思考，“百家争鸣”，不要怕被批评，不要怕被孤立，积极发表意见。毛泽东还指示有关方面，搜集大讨论中发表的全部论文，编辑出版了《逻辑学文集》（6册）和《逻辑问题讨论集》（3册），指示出版包括国内全部逻辑学论文、小册子和专著的大型逻辑学丛书，建议把西方哲学家关于逻辑的论著全部予以介绍，并加导语出版。后来，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逻辑丛刊》（11种）。另外，毛泽东也非常重视逻辑学的普及工作。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言论，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学点逻辑。他说，逻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家都要学一点。只要学一点，入了门，并且在实践中去运用，逻辑学是可以弄懂的。当年，毛泽东获悉金岳霖等人撰写了《逻辑通俗读本》一书，在该书正式出版前他指示有关同志先印大字本100本，发给有关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提倡和推动下，上个世纪50、60年代，逻辑学成为一门“显学”。
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家国教授说，50年前，他刚刚22岁，就师从马特先生投入到为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而开展的逻辑学大讨论中。毛主席十分关心这场大讨论，正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逻辑学界学术讨论的气氛非常浓厚，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1961年春，《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王忍之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对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这一根本问题的看法。文章发表后，一些学者误认为这是党中央对逻辑学大讨论做结论了，因而产生了某些忧虑。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红旗》杂志发表了吴家国寄给《光明日报》、不同意王文观点的文章。随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一大批反映不同观点的文章。在那场大讨论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先后由中央党校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分别编辑出版了6本《逻辑学文集》和3本《逻辑问题讨论集》。1965年春，《红旗》杂志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人力编辑了一本反映逻辑学大讨论全貌的精选本文集，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家国教授说，从上述经历中他感到，上世纪50、60年代逻辑大讨论最宝贵的经验是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允许有各种不同意见，自由地开展学术讨论和辩论。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他认为应当客观正确地评价50年代发生并持续了近10年的逻辑大讨论。首先，要充分肯定它的功绩，至少它使人们明确了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本来面貌，例如，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等；此外，它推动了逻辑学的普及和应用。其次，也不能对其评价过高，要承认它的不足和问题，例如，它对逻辑学本身的问题讨论得不够具体，特别是未能用现代逻辑的观点与方法去分析各种逻辑问题等。这对于提高我国逻辑学的研究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总宽教授指出，毛泽东主席邀请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对当时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是推动了领导干部对逻辑的学习，第二是倡导了独立思考的学风。赵总宽教授说，他当时作为逻辑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在这场长达数年的大讨论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为自己以后在辩证逻辑方面所进行的开拓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有互补关系，从而构建了作为形式逻辑一致性扩充的辩证命题逻辑DPA、辩证谓词逻辑DQA等形式公理系统。没有那场逻辑大讨论，就没有1978年以来逻辑学在中国的大发展。
清华大学的蔡曙山教授认为，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有很强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同时具有很深的理论素养。他的逻辑观是个很宽广的逻辑观，这点从他邀请诸多不同领域学者探讨问题可以看出来。毛主席的逻辑观是要让逻辑成为人民手里的工具，同时主张创新、倡导争论。逻辑学更多的是方法，现代逻辑涉及自然语言逻辑、批判性思维、思维科学、形象思维、创造性思维、人工智能与逻辑、后现代哲学等诸多方面，这是中国逻辑学大发展的机会。我们要采取正确的逻辑观，提倡宽容精神，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言必称希腊，中国有丰富的逻辑学材料，要提倡自主创新，中国的逻辑学在逻辑学研究领域将大有作为。
北京大学的陈波教授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那场逻辑大讨论，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条件下为形式逻辑找到了合法地位，找到了形式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由此导致了逻辑学的大普及。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还能感受到这场讨论的余温，当时逻辑学的复兴不能说与它的影响无关。我们逻辑学工作者的责任包括两方面：一是传播逻辑学知识，培养逻辑学方面的后继人才，以便传承文明；二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逻辑学理论和技术，把逻辑学不断向前推进。对于绝大多数逻辑学工作者来说，第一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是主要的。我们要注意回应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实践、来自于大众、来自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对逻辑学的要求，以多种方式传播、普及逻辑学知识，并且在回应和普及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从而发展出新的逻辑理论和技术。
冯俊教授指出，上个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逻辑学争论这件事，还说明了一个问题：逻辑学这个学科并非是绝对抽象远离现实的学问，只要对它有深入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会迎来学术的繁荣。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今天，逻辑学本身也发生了从传统形式逻辑向符号逻辑的革命性的转变，逻辑和哲学间的交叉和融合也派生出了大量的逻辑学分支，尽管逻辑学在今天的学术界并非显学，但加强研究并进行自主创新，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理论，也仍然是学术界对逻辑学者们的期待。
三、自主创新与学术繁荣
冯俊教授指出，1950年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存在盲目信奉苏联、对苏联的一切理念都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对苏联的权威不敢怀疑不敢批判，造成理论上消化不良。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力求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协调发展。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强调了要端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他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告诫我们不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科学领域，我们党提出了“双百方针”,希望摆脱苏联在中国学术界留下的种种片面观点的影响和思想的束缚,力争提出适合中国国情、体现自己学术传统的思想理念。“双百方针”的提出，创造了一个融洽的氛围,促进了学术观点的争鸣，为党的八大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当时关于哲学史的争论、逻辑学的争论和关于遗传学的争论,都是在“双百方针”创造的氛围下开展的。事实证明,什么时候贯彻了“双百方针”,什么时候学术就能够繁荣。在学术上要走自主创新之路，就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中国人对理论的认同和接受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周谷城和王方名、黄顺基等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观点，力图在学术上走出自己的路子，这一点毛泽东很赞赏，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组织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实质是鼓励学术上自主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郭湛教授说，逻辑不仅对工作和学习，而且对生活思考和表达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的高校教学应该重视逻辑的教学，逻辑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哲学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思考和表达更有序更合理。逻辑学可能是从形式追求这种合理与有序。学术的发展会受到社会的政治的影响，但我们希望学术研究应该按照学术本身的规律发展，保持学术发展的自主性。当年我们的前辈开展了独立自主的研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丧失独立品格将会使学术走上绝路。如果连高校都不能体现学术的自主创新，就别指望其他领域会有自主创新，我们办刊看重的正是学者的这种学术的独立自主品格。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徐道一研究员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述了自主创新问题。他说，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国家对科技投资增加很多，但自主创新成果不多，出现了科学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学者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片面性观点，例如，需要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国际接轨、以SCI检索为惟一标准评价科研成果等，还有些人利用自己在科学上的特殊地位推行西方中心主义，排斥甚至压制创新性思想，这与胡锦涛同志关于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思想是严重相悖的。20世纪是中国取得惊人进步的世纪，但也不可否认，也是中国文化遗产遭受最大破坏的世纪。民族文化精神是我们的根，不仅是民族自主之根，也是个人做人之根。今天我们纪念当年这次座谈会，核心就是要坚持和弘扬自主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自然科学也有重大意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孟建伟教授认为，毛泽东邀请部分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这件事蕴涵着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中国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地借鉴和汲取外国一切先进的经验和理论，但是，借鉴和汲取并不意味着要生搬硬套或照抄照搬，而是为了更好地自主创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寻找和建立新的理论增长点和学术制高点，用自主创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来创造性地解决我们自身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只有采取有中国个性和中国气派的自主创新姿态，学术研究才能推向世界。
《教学与研究》副主编王学敏编审说，每次《教学与研究》创刊周年纪念，都要将中南海讨论这件事作为佳话来讲，在《教学与研究》申请参评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名栏工程时，在报告中也提及了这段佳话。一个学术刊物要在学术领域有自己的影响力,就要对学术研究进行引导。我们应当保持《教学与研究》这样一个优良传统和进取精神,确保把我们的刊物办得更好,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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