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云舒：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陈洁：2016年12月您的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荣获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一等奖，如果没弄错的话，这应该是大陆学者首次获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奖项。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中央研究院”的奖不是随便发的，这至少说明了海峡两岸胡适研究专家对您的认可。请谈谈这次获奖的情况。
席云舒：我感到很惭愧！我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大陆学者获得过“中央研究院”的奖项。获得这个学术奖，纯属侥幸，也是评委专家对我的错爱。2016年1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和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网站上同时登出了“胡适奖学金论文征集启事”，征集2011—2016年国内各高校有关胡适研究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起初我并不知道，直到3月份我的导师李玲教授把这个信息转给我，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一直想抽时间再把博士论文好好修改一下，把后来发现的一些新材料补充进去，从2013年5月论文答辩结束后，我都在忙于胡适英文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始终没能抽出时间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因此我并没有打算参加这次征文评奖。况且我觉得征文评奖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我读博士之前，已在高校和出版界工作了十多年，跟年轻人去争这个奖项，如果不能获奖，那只能说明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即使能获奖，也不能说我比年轻人高明，当他们到了我这个年龄，学问肯定会做得比我好。
这次征文的截止时间是2016年5月31日，我并没有寄去我的博士论文。然而到了6月22日，我忽然收到评奖专家委员会联系人何卓恩教授的邮件，说让我把博士论文寄过去参加评奖。我事后了解到，当时正在英国做访问研究的欧阳哲生教授看到了参评论文名单，欧阳教授是胡适研究会会长，也是这次评奖的评委之一，他看到参评论文名单里面没有我，就告诉何卓恩教授说里面缺
[作者简介]
陈洁（1975-），女，哲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周质平（1947-），男，文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 08540）；席云舒（1973-），男，原名席加兵，文學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3）。
了一篇重要论文，于是何教授就来信让我把论文补寄过去。论文寄过去之后，经过由复旦大学历史
系章清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许小青教授、何卓恩教授等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初评，欧阳哲生教授人在英国，也出具了评审意见，后来又经过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教授等专家复评、终评，最后把我的博士论文评为一等奖。其实获二等奖的林建刚博士和张书克博士的论文也都非常好，他们比我更年轻、更有学术潜力。
关于我的博士论文内容，2016年12月20日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的演讲里面已经做了扼要介绍，这篇演讲被2017年1月4日《中华读书报》摘登了一个整版，不到7000字，演讲全文大约11000字。这次《关东学刊》要把这篇演讲全文，连同去年12月17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一起刊登出来，我很感谢！
这几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其实是博士论文的副产品，就是对胡适英文散佚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研究。2011年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后，就开始搜集胡适英文散佚论著，几年下来，我先后从世界各地搜集到150余篇胡适生前发表过的英文佚文，以及80余篇未刊英文手稿。这里面不包括他的中文英译文章。我已经提供了十余篇给《胡适研究通讯》刊登出来，这些英文佚文绝大部分都是学界所不知道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在“获奖感言”里曾说过，较之获奖的博士论文，我更愿意把这个奖项看作是各位专家评委对我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文献的鼓励。
陈洁：您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文献，虽然还没有出版，但已在海内外胡适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教授说您是“胡适英文文献发掘与整理工作的第一人”。请介绍一下您搜集整理胡适英文散佚论著的初心。
席云舒：潘光哲教授的评价太高，我担当不起。要说“胡适英文文献发掘与整理工作的第一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周质平先生，我只是在周先生工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
要说我怎么想到去搜集胡适英文散佚论著的，这要感谢欧阳哲生教授。我的博士论文本来打算研究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论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中的应用，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缺的不是观念，而是科学的方法，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他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或许能够为我们未来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我把这个想法报告给欧阳哲生教授，欧阳教授认为这样写可能会显得很散，因为胡适的研究领域很多，每个领域他都运用了“实验主义”方法，不太容易从整体上把握。欧阳教授说胡适的英文著作还很少有人研究，他建议我去研究胡适的英文著作。我读了胡适的英文著作、日记，以及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后，发现他在英文文章中讲得比较多的是ChineseRenaissance，例如他生前出版的第二部英文专著，也是他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HaskellLectures的六次演讲，书名就是TheChinese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1946年2月，他在康奈尔大学MessengerLectures的六次演讲，题目则是“TheIntellectualRenaissanceinModernChina”（“近代中国的理智再生”），此外还有很多单篇文章。这些英文论著帮助我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题目。
然而我继续翻阅他的日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文献，发现他还有不少英文论著没有被《胡适英文文存》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收录，也没有被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收录，于是我就去查找这些文章。这一方面是为我的博士论文准备材料，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曾在出版界工作过多年的人，也很了解这些英文佚文的出版价值，所以我很想把这些佚文搜集起来整理出版。没想到这个工作一做就是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做完。这些英文散佚文献里，对我的博士论文帮助最大的，是他1956年秋学期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所做的题为“ChineseRenaissancefromOneThousandA.D.tothePresentDay”（“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十次演讲，这些演讲稿都是手稿，我请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的郭钦博士整理并翻译出来，我又做了详细的校订和注释。后来我在李玲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的写作，原先打算做的胡适的哲学方法论研究则成了博士论文中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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